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036.html
　　　葛兆光
　【摘要】“何为中国”这一话题，在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成为焦点，分别是北宋、
　　20世纪上半叶以及当下。不过，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关注“何为中国”这一话题
　　，但聚焦点却稍有差异。北宋关注汉族中国文化的正统性；20世纪上半叶关注
　　国家、族群与疆域的统一性；当下则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如果
　　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应当承认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
　　断变化。现代中国国家、族群与疆域的形成，应当看成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漫
　　长的历史过程。说明这一点，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历史学界、中国政治领域和国
　　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醒我们，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转型
　　中，中国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一个兼有有限国家形态和天下帝国历史的现代
　　中国，面对棘手的内、外问题如何处理？这既需要史学家寻找问题来源，更需
　　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关键词：中国；疆域；族群；内外；杂糅
　　今天，我很荣幸在云南大学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为什
么现在中国学界又要来谈论“何为中国”？
　　
　　也许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作《宅兹中国》。在这本书以后，2014
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何为中国》。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
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几年，总共写了三本有关“中国”这个概念的书。在出
这三本书的几年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国”成了一个话题，讨论得很热烈。过去
我们觉得，“中国”是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讨论的概念。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思
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通史，似乎很少专门去讨论“什么是中国”。可是最近几年，
除了我写的这三本书以外，有很多有关于“中国”的书出版。比如考古学家许宏，他写
了一本《何以中国》。他是讨论早期中国怎样从一个满天星斗的格局，逐渐转向月明星
稀的格局。在这个月明星稀的过程中，“中国”怎样浮现出来？许倬云先生在前年出版
了一本书《说中国》，讨论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叫《华夏论
述》，出了以后影响很大。另外，新加坡王赓武先生也写了一本《更新中国》，英文版
是Renewly。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刘晓原的《边疆中国》。我们的老朋
友李零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卷本《我们的中国》。你们看，这个“中国”成了讨论的
大话题。
　　可是，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何为中国”这个话题，现在这么引人注目？让我简
单地回溯一下历史。
　　
一
　　在历史上，什么时候中国人要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讨论“何
为中国”？我觉得有三个时代，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中国”。第一个时代是北宋。我
一直觉得，从安史之乱的755年到澶渊之盟的1005年，这整整两个半世纪，实际上是中国
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大家如果看澶渊之盟（1005年）之后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
，突然出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文字。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
介，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中国论”这样的名字来命名的文章。大家看一看，就知
道对于“中国”的焦虑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关于“正统论
”的讨论在当时也是非常热闹。大家都知道的文学家欧阳修写了《正统论》。他的一些
朋友，就和他反复论辩谁是正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同样，大家也会注
意到，这一段时间“春秋之学”非常兴盛。为什么春秋之学非常兴盛，春秋之学里又为
什么特别注意“尊王攘夷”这样的观念？
　　
　　显然，他们针对的是当时北宋面临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缩小了，强邻出现了。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到了宋代，本来的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中国
由原来大唐帝国时代无远弗届，突然缩小到只有汉族为主的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么，这
个时候就出现了内外的问题。邓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书里说，胡汉问题在北宋似
乎消解了。可是，胡汉问题又从原来内部问题变成了外部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大家
回看历史，在唐五代，中国这块地儿上，胡汉杂糅非常普遍。我举几个例子，白居易祖
上是汉人吗？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汉人；刘禹锡是汉人吗？刘禹锡也不是汉人，祖上是匈
奴人；晚唐时代，有好几个宰相，都有胡人血统。可是，到了北宋，这些族群都融入了
汉族中国，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说“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阳人也”。似乎
到了北宋，疆域之内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个族群，胡、汉问题在内部似乎已经
解决了。可是，在外部，辽、夏、大理、高丽环绕，却成了严重的华夷对峙，也就是说
，外部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宋代君臣内心焦虑就很厉害。到了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基
本稳定下来，大宋与大契丹并立共存。这个时候，谁是“中国”，谁是“华夏”，谁是
“正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在整个北宋，“中国”的名实之辩，就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反
复讨论，怎样的是“中国”，谁应该是“中国”？在当时，大宋面对的强敌是契丹辽。
辽国比你还强大，你不承认他也是正统？我说一个故事，当时，辽国与北宋打交道，说
我们往来国书里面，彼此称北朝和南朝，国书里面写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么样？如
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
令叫大臣们讨论。讨论了半天，大臣们决议说，国书还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
因为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个“中国”。你们是契丹，我们叫大宋，这仿佛就是“一边一国
”了。这里面表现的北宋君臣的“中国”观念，就是严分“华夷”。如果你研究中国思
想史，讨论北宋为什么会出现道学？其实，跟这种对“中国”的焦虑，捍卫文化意义上
的汉族中国的正统性有很大的关系。有这种焦虑，才会出现道学。可是，过去哲学史也
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这一个大背景，其实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二
　　
　　接下来，我要讲讨论“何为中国”成为话题中心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
叶，大体上是晚清到民国。从1894年、1895年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以后，到1945年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热衷讨论“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因为从传统帝国向现
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外部威胁，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为、梁启超、蒋观云为代表，他们认为，要保存大清
帝国所奠定的这个多民族、大疆域国家。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
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
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意大利人马志尼讲的“一个民
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国家”。这个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包括日本也流
行这种说法。可是，日本刚好是相对单一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不是。为了符合这个“民
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应的国家就是“中国”，
就是延续了大清帝国族群和疆域的中国。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
，还写信给黎元洪说，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开拓疆土，不能丢了。这些人大体上是
近代史上所谓的保守派。他们既对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觉得大清遗留的疆土不能
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谓“革命派”则相反，像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
他们。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个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最初想法
，就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用汉族民族主义来作为革命的动员力量。他们说，自从明
朝灭亡，中国已经亡了。中国亡于什么人呢？亡于满清“鞑虏”，所以要把中国从“鞑
虏”那儿解放出来。因此，虽然他们也是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民族国家”，但这
个民族国家是汉族民族国家。他们觉得，这才叫做“中国”。总之，他们最初目标是要
恢复一个汉族“中国”。
　　这两种关于未来“中国”的设想冲突很厉害。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却
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想法。大家可能读过《清帝逊位诏书》，里面要求维护中国的“五
族共和”。1912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发表就任演说的时候，他也接受了“五族共
和”。这里原因很复杂，不必多说。后来，大概在1917年还有人提出，中国不应该叫“
五族”应该叫“六族”，因为西南还有人数众多的“苗彝”，所以应该叫“六族共和”
。那么，当中华民国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维护大清帝国的天下，包括庞大的疆域
和不同的族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众生活在
一个共同体“中国”里？
　　大家要注意，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
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内，关外就是满蒙，是另外一些国家。这
种说法明治时代就开始有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有领土的企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分成若
干国家。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就提议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南，要么守
住汉族“中国”，要么分裂让列强管理。像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
支那处分案》，影响就很大。可是要注意，日本对中国，一方面给予的影响很大，另一
方面激起的反弹也很大。自从1894年日本跟中国发生海战以后，中国上下普遍已经认定
，未来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就来自日本。所以当日本舆论强调中国应该分裂的时候，中国
的反应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维持国土完整。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稍稍喘过气来，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
识就更加高涨。恰恰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对中国侵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
中国和日本关于“满蒙”的争论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国学者，都强调大一统中国，强调
满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属于中国。可是日本却始终要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所以，20世
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疆域史、民族史、边疆研究的热潮，好些现在还用的《中国民族
史》《中国疆域史》都是那时写出来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了《东北史纲》，也
写了《中华民族是整体的》。顾颉刚去西北考察，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1939年，就在云南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顾颉刚、白寿彝、傅
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
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
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所以，从学术倾向到政治倾向，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和
民族学家产生了微妙的立场差异。
　　显然，1939年的争论就是为了维护统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现实的压力。
在这个压力面前，学术分歧只好放在一边，全国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维护统一中国。
最终，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出现了两本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著作。一本
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
族，各个民族就像是大家族里的分支，大家来源是一个，也都是亲人，所以中华民族、
中国就应该是完整的。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很少有人读，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
罗梦册的《中国论》。他的这本《中国论》要说的话，和现在某些学者很像，就是论述
中国是一个文明，既不像帝国也不像国家，我们这个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这
个《中国论》，再对比北宋石介的《中国论》，可以看到，将近一千年里，有关中国的
焦虑始终存在。这是第二次有关“中国”讨论的热潮。
三
　　那么第三次，应该就是当下。很多人会问，现在为什么又要讨论“何为中国”？这
不是问题嘛。按照现在的观念，“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
民族有56个，人口差不多14亿，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来讨论“何
为中国”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崛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国力变强之
外，也有外与内两方面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当中国崛起，中国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
际秩序，就会发生一定冲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吗？利益要重新调整吗？打个比方，好像
一个很挤的车厢，车厢上只能容五六个乘客。这五六个乘客都规规矩矩站着就算妥了，
可是，现在有一个乘客突然变得特别胖，胖了以后原来各自占有的空间会发生变化。这
样会不会引起冲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间，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这就要对自我重新界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当国家不断发展
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族群差异，就越来越厉害。不平衡的
情况下，内部认同也出现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认同这个国家，凭什么要认同，在什么共
识上认同？如果大家看过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就可以知道，“认同”问题是很严重的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秩序。因此，这就出现三个
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第二，要认识现在我们是一
个怎么样的国家？第三，要认识中国未来要如何和世界相处？因此，学术界会来讨论这
些问题，什么是“中国”？
“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显然，学术话题也有现实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开会，来自各方面的
学者就讨论了很久，有一些问题，大家觉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国人焦虑的原因。什么问题
呢？归纳起来是三类，一类是民族问题，一类是周边问题，一类是国际问题。这些都反
过来刺激我们历史学家的思考，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应该怎样安顿自身，这就是我
们要讨论“何为中国”的大背景。
　　这些背景，使得学术界不能不关注“何为中国”。记得有一次参加哈佛中国基金会
的讨论，问题是如今什么领域的问题值得注意？讨论的结果中，有几个大家都觉得重要
的关键词，一个是疆域，一个是族群，一个是国家，还有一个是认同。我们今天讨论“
何为中国”，其实，围绕的就是这几个关键词。但是，我要把话说回来，也就是说我们
毕竟是历史研究者，我们有焦虑，也试图给这个国家或者历史的问题去寻找病源，但是
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开刀动手术是政治
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困境在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何为中国”的重要原因。
四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历史问题，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第一，如果历史学者不讨论清楚这些问题，会使得大家对中国领土，习惯于固守一
个“自古以来”的观念。大家知道，主权、领土、国民加上政府和制度，是现代国家的
要素。可是，现在一讨论到中国的领土和边界，大家就会习惯地讲“自古以来厖”，好
像这就足够了。可是，在论述领土合法性的问题上，“自古以来厖”这个法宝是不太灵
的。为什么？因为传统帝国的疆域是移动的。你讲自古以来，他也讲自古以来，究竟要
“古”到什么时代才算呢？在唐代，吐蕃和大唐曾经明确分界，互不统辖。在宋代，云
南和大宋也是一边一国。如果所谓“自古以来”的依据各不一样，也许就会各说各话。
所以，如果不讲清楚疆域变化、重组、移动的历史过程，不讲清楚中国现在的领土是怎
样从古代的疆域演变过来的，仅仅用简单的“自古以来”这样一个概念，可能解决不了
问题。
　　第二，如果不讲清楚这些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尤其是中国史研究里面，会产生非常
固定的中心和边缘意识。如果你有了非常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立场，你就会有意无意忽
略边缘的意义，会忽略这些所谓边缘，在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心。今天在昆明，我们就再
用云南来举例吧。最近这20多年来，为什么西方学界出现了那么多有关云南（当然也包
括贵州、广西）的著作？有一本书里讲得很清楚，自古以来云南并不仅仅是汉文化的边
缘，还是汉、吐蕃、天竺和东南亚，以及所谓“西南夷”，各种文化交融的中心。如果
我们换个视角去看云南，把它当做“中心”，那么云南史的意义和做法可能是不太一样
的。同样，大家也知道美国的“新清史”，被称为“新清史”的有些学者，也曾经提出
，新疆在18世纪以前，不是大清帝国的边陲，而是准噶尔、俄罗斯和大清交叉的中心。
那么，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些说法呢？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视角、立场，把中心和边缘“去
固定化”，也许，你很难改变过去历史书写的套数，也不容易看到新资料和新文献的意
义。
　　第三，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可能历史的学术研究中也会出现挠头的问题。大家都
知道，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很清楚，有中外关系史、边疆史地、民族史等等。很显然，这
种划分方法，是按照现代中国领土边界来划分的。边界之内是民族史，边界以外就是中
外关系史，在核心地区是“内地”，靠边儿上的是“边疆”。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当你把历史中国疆域固定为现代中国领土，也就是说把我们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当成历
史上的中国，那么，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史当然就很容易切开界线。可是这个界线不是古
代的边疆而是现在的边界。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之中，当我们看到中心和边缘不那么固化
的话，那么，这个边疆史地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边疆指的是现在的边疆，还是古代的边
疆？当年傅斯年在云南时就讲过，不要轻易用“边疆”这个词。当然，我们现代中国是
有边疆的，有非常标准的边界和边疆。可是在历史上，你不能那么看。比如，过去陕西
西部、甘肃东部这些地方，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在中国内部了，可是如果你研究中古的
宕昌，它是中原王朝的朝贡国，那个时候它在边陲以外。同样到了明代，明代所谓的“
九边”是在什么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连敦煌都不在明代中国内。所以，如果谈历史
，边缘和中心不要过于固定化，不要用现在国家来倒推历史，我们要坚持从历史过程中
看中国疆域的变迁。
　　
五
　　
　　所以，我们讨论“何为中国”，就要追问“内”和“外”的问题。中国的内、外常
常是移动和变化的。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格局，这是没问
题的。可是，我给大家看两段话，在我最近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一开始，我就
引用了两段话。一段话是《汉书‧西域传》里说的，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
国”。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秦始皇把夷狄赶走了，修了长城，把“中国”界定出来了
。那么，古代长城就真的是中国边界了。可是，现代歌词呢？“长城长，长城长，长城
两边是故乡。”在这里，长城两边都是“中国”了。这两个“中国”，古代中国和现代
中国就不一样。所以说，如果大家顺着历史看中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外国不断地变
成中国，外逐渐变成了内。有些地方却是中国变成了外国，内就变成了外。
　　这是历史的过程。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整个中国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北方
的胡人不断南下，北方胡人又不断地被汉化。这有点儿简单化了。我给他补充一句，中
国历史大趋势确实是北方胡人不断南下，确实是北方胡人在南下过程中不断被汉化，但
北方汉人也在不断地胡化。而北方汉人由于胡人压迫而不断南下，于是南方夷人不断地
被汉化；但是南下的汉人也在夷人的影响下不断被夷化。汉化、胡化、夷化，这才是相
对完整的历史过程。
　　大家都知道，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族群和疆域，所以，我们讨论“何为中国”，
涉及最多或者是讨论最重要的时代就是清代。同样，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新清史”为
什么在最近会热，其实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说，宋朝和明朝，相对来说是汉
族建立了统治，形成了汉族王朝。它的疆域基本守住秦汉奠定的核心区域。宋朝更小一
些，明朝基本上是所谓15省，也就是传统的“中国本部”。用“中国本部”这个词要注
意，以前顾颉刚说是日本人阴谋炮制的，是想把中国限制在传统汉族区域内。
　　
　　但是清代就不一样，大清帝国很了不起。努尔哈赤天命九年（1624年），他们降服
蒙古科尔沁部，然后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灭察哈尔，建立蒙古八旗，到皇太极崇
德七年（1642年）成立汉军八旗。他们还没有入关，就已经成为包容满、蒙、汉三个族
群在内的帝国。到了顺治元年（1644年）进关，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澎湖、
台湾，拥有了明代中国几乎全部空间，甚至更大一些。清帝国其实已经成为兼有满、蒙
、汉，横跨万里的大帝国；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三部归顺
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打败准噶尔，整个内外蒙
古、青海，都进入大清帝国的版图。最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入伊犁，乾隆二
十四年（1759年）进入喀什，大清帝国就成了合满、蒙、汉、回为一体的超级大帝国。
另外，到清朝的雍正年间，西南苗彝地区“改土归流”，整个西南变成了帝国控制下的
州府县厅和编户齐民，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合满、蒙、汉、回、苗的大帝国。接下来是西
藏，虽然元明两代都有控制西藏的策略，但大家都知道，真正要到雍正六年（1728年）
设“驻藏办事大臣衙门”，乾隆五十六年（1792年）打败入侵的廓尔喀，制定《藏内善
后章程》，福康安到拉萨确定“金瓶掣签”制度，西藏才真正纳入中国。
　　
　　可是，帝国有帝国的难处，它不得不用差异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来管理不同
地区和族群。它有六部管理的内地十八省，有理藩院管理的蒙古、回部、西藏，有盛京
三将军管理的东北部分。可是，在追求国家同一性和国民同一性的现代国家，这种制度
却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了大清帝国的这份遗产后，传
统帝国遗留下来的问题，就同样也成为现代中国的问题。在那个帝国时代，有的区域从
外部的变成内部的，逐渐地纳入中国。我们不能说，这个历史形成的领土就没有合法性
，因为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从传统国家演变的，现代国家的国民和领土也是从历史中转
变过来的。但是，如何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如何使不同族群转型为现代国民，
如何使传统移动的疆域转型为现代明确的领土，如何使过去对族群和区域的认同变成现
代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
　　对历史中国，千万不要用现代中国的版图、领土倒推。虽然历史中国中心相对稳定
，但它的边缘是不断移动的。如果你固执地用现在的领土倒推历史，有可能会产生很多
严重问题，尤其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我们做历史研究，被强行地划成了你是做民族
史的，他是做中外关系史的，那有的历史问题怎么办呢？比如说，现在很多跨境民族该
怎么写？你不觉得这里有很多问题吗？
六
　　
　　现在，我归纳一下，“中国”究竟是什么？ “中国”的内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想，我们有我们的判断和角度。最近国际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自从本尼
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出来以后，大家会接受一个说法，就是“民族国家是
近代建构出来的”。但是即使在西方，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论，比如1991年安东尼．
史密斯写的《国族认同》，就针对这个说法进行反驳。其实，如果从历史而不是从理论
来看，单纯是建构，或者单纯是本质的说法，都忽略了另一面。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
有本质的、核心的那一面；也有建构的、想像的那一面，必须要把这两面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说，首先，中国不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共同体。自秦汉奠定基本核心疆域以
来，这个“中国”始终在延续，所以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当然，中国的内和外，也是
在不断地变化的。但相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中国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政治、文化、社
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影响现在中国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维持
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的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当然还
有共同历史。这和欧洲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请注意不
是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和欧洲有可能不同。再次，我们要强调，尽管汉族现
在是中国非常大的核心族群，但汉族也是杂糅和混融形成的，没有纯粹的汉族。最后，
你也要承认，历史上中国也经过变迁和扩张。我们也要承认它有殖民，也是一个帝国，
也曾经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文明。只是近代以来，天变了道也变了。我们原
来认为是普遍文明的华夏文明，被另外一个来自异域的西方文明取代。另外的那个文明
，本来也是地方性的，但近代以来，它变成普遍文明。而我们这个原以为普遍文明的，
却变成了地方文明。这是历史变迁大势，这一点大家要有理性的认识。
　　
七
　　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何为中国”？从学术史的角度说
，就是我们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问题意识来自哪里？回应方向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问题意识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过去若干年对于“中国”“中国史”以
及“民族史”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历史学界对中国史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应该涉
及什么族群与空间的历史？过去是有很多争论的。比如，谭其骧先生、白寿彝先生，他
们基本上是赞同，凡是发生在现代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
这是一个主流的看法。谭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而
白寿彝先生在“文革”之后，主编了卷帙最大的四十卷《中国通史》。他们基本上持这
种看法，也就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发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但是另外呢，
以孙祚民为代表的学者们就认为，历史中国是不断变化的，不能把所有的历史都算作是
中国历史，也要承认历史上有的地方是外国，有的族群是异族，中国有一个逐渐变化的
历史过程。当然，我们承认，前一种说法目的是捍卫现代中国不可分割，有政治上的合
理性，但是这种说法也会忽略一些问题。第一，用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说来比方，
“多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一体”则应该是在建设中，还不是完成式，你得承
认这个变化的历史过程。第二，如果把现代中国当作古代中国，就出现了汉族是多数民
族，其他都是“少数民族”的固定看法。因此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往往不怎么涉及汉
民族，只涉及其他民族。我觉得，这会不会忽略当时有的民族所建王国，跟中原的王朝
，可能就是国际关系？这个大家还可以再讨论。所以我们说，“何为中国”的讨论，也
是回应历史学界如何书写中国史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回应中国政治领域。刚才我说了，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领土的神圣
性、族群的一统性，有时候我们太依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厖”这种说法，忽略了古代
疆域和现代领土之间的差异。请大家注意，我说古代的时候我用“疆域”这个词，但是
讲现代的时候我用的是“领土”这个词，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时，
如果对此不作区分，也会混淆政府和国家的差异，或者说混淆王朝和“中国”之间的差
异，甚至会混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应中国政治领域
的一些习惯的、固定的观念。
　　但是更主要的是第三点。我们讨论“何为中国”，也是在回应国际学界的一些质疑
和看法。可能大家都了解，现在国际流行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冲
击。比如说“全球史”，“全球史”说到根本就是超越国界、强调联系的整体史。在“
全球史”里，“中国”这个概念，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就往往被质疑。又比
如后现代，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之类的说法，把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很多基本单位，
比如国家、民族、事实都看成是“书写”出来的、“建构”出来的、“想像”出来的。
它质疑过去的历史观念，也冲击着我们的历史研究。比如，近来对我们形成挑战的蒙元
史和清史。美国的“新清史”把清史不仅仅看做中国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是放在“全球
史”的背景下，强调边缘的意义，调整大清帝国内部汉族本部和周边异族的重要性。这
些理论、观念和角度，其实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和
认同究竟如何这样一些问题。
　　
八
　　
　　最后，我讲一讲我的结论。写完这三本有关“中国”的书以后，我不打算再写这方
面的论著，要回到我自己熟悉的老本行去了。刚才我和大家讲，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们
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讨论“何为中国”，当然是有历史的、学术的和政治的背景刺
激。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不再多说。我就概括地说一下我对“何为中国”的最终几点
看法。
　　第一，我要强调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上的疆域在不断地移动。我们不
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和族群倒推历史，把所有在现代中国的族群、疆域和历史都看作是
历史中国的。
　　第二，我也要强调，从秦汉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核心区域的政治区域、行政制度
和很强大的文化传承，也形成了华夏观念、内外观念，更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中国历史意
识。
　　第三，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核心区域的“中国”也是杂糅的，它与王朝并不一定
重叠。它本身的族群、政治、文化，是一个叠加凝固再叠加再凝固的过程，或者换句话
说，是族群与文化“南下再南下”才完成的。同样，在这个历史里面，中国也曾是帝国
，也曾有征服，也曾有殖民，这跟世界上其他帝国是一样的。
　　第四，在清代以后，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但这个转型过程相当艰难和
特别。它不是只有一个脉络，而是有两个交织的脉络，一个脉络是“从天下到万国”，
另一个脉络是“纳四裔入中华”。这两个脉络合起来，你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它
所带来的巨大问题。
　　第五，正因为如此，兼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复杂性的现代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
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如何处理这些麻烦，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这不是历史学家能
够解决的。
　【说明】2017年6月4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应邀到云南大学作了题为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论“何为中国”》的学术报告。本文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本科生徐子懿根据录音整理、葛兆光教授修改审定而成。由于这是一份演
　讲稿，在编辑过程中也作了相应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