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计划经济时代，因物资匮乏而致民不聊生，文宣部门的重要职责便是每天编造谣言
，讹称”台湾儿童餐风露宿，备受蒋帮摧残”、”美国黑人儿童连续六天吃 不上东西，
极度营养不良”，力图让读者相信，反共国家的人民过得跟你们一样凄惨，你们就别抱幻
想了，老老实实接受半死不活的命运吧。
八十 年代胡赵的政治”小阳春”，使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真相浮出水面，形
成了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但在八九之后，中共检讨历史真实的勇气荡然无 存，又
重回六七十年代造谣惑众的老路。除了有一拨御用文棍不要脸地到处叫嚣没有大饥荒也没
有饿死人，全是敌特的恶攻之外，更富于创意的是，居然翻出来民国 的”河南大饥荒”
。你说新中国饿死三千万，我就说旧中国一个省就饿死了三百万，五十步笑一百步，谁都
不是好货。这简直就把”天下乌鸦”手法用得花样翻新别 出心裁，叫人叹为观止。
仿佛是为了要将谣造得更才情横溢，文宣部门这次没有让新华社、参考消息之类党报党刊
官方喉舌赤膊上阵，而是交托一位青年小说家担纲，幕前跳梁，主演新一轮”民国高级黑
”。
这 位青年小说家叫刘震云，不久前刚搭著胡赵文艺小阳春的末班车在文学杂志上走红，
虽比不上残雪、莫言诸人，也算小有名气。90年代初，所有80年代的所谓” 先锋”们集
体转向，几乎都成了党的守门员、看家犬了。刘震云也不例外，从”批判现实主义”变成
了”批判历史主义”。当然，他要批判的是民国的历史。党的看 家犬一贯以来都有较高
待遇。据刘震云自己说，是”一位朋友”赏赐两只猪蹄，请他游遍豫晋秦三省写作“温故
1942”的。
说句题外话，因为 中国作家都得靠邀宠混猪蹄吃，所以他们写作技巧虽烂，但智商奇高
。譬如另一个以前只能混到面条吃的作家莫言，开始学意识流没学好，跟着学马尔克斯学
得差， 后来篇篇都学福克纳搞什么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从野合加剥皮、看守所吮鸡巴舔
地喝尿、女市长激情嫖男妓，到猛男七天七夜坐桩而死边死边肏女主角，篇篇都是无 底
线超下限远胜维多利亚加潘金莲的小说，却能安造出抗日、地下党、揭黑反贪腐、义和团
英雄勇斗德国鬼子及卖国贼的种种名目，实属文坛奇葩。此朵奇葩一面与 大江健三郎高
谈阔论与马悦然臭味相投，一面依仗中共与瑞典皇家学院那帮老逼们的台底交易，篡获诺
文奖之后，洋洋自得对媒体说自己文学素质高，希望刘晓波尽 快获释。”获释”云云，
显系共酋于十八大前故意释出的”善意”，莫言氏既给共酋传了话，又在友邦媒体处博取
了”敢言”的名声，其狡猾多智可见一斑。
文 人为虎作伥不是什么新鲜事。参与中共政治宣传的摇笔杆者，上有周扬郭文忠公之辈
，下有孔庆东韩小龄童之流，刘震云夹在中间，绝不显眼。但是，像郭文忠公 “毛主席
赛过我亲爷爷”，一望即知是免费发行的政治宣传品，像韩小龄童“反革命，爱独裁”，
一望即知是披着改良伪装的悔过书(内部消息称，当局收买”公 知”的起步价大约是月薪
二万，不要求他们明面上做事情，只须暗中通风报信。韩小龄童宁可不要脸皮也要写出三
篇找骂的弱智博文，想必报酬在起步价的百倍以 上)。老实说，撰文反驳这些破玩意，也
只有闲得蛋疼的微博V们和方肘子这种多面孔人士才会干。
比较起来，刘震云“温故1942”的智力程 度就高得多了。而且里面牵涉到诸多关键问题
，如中原板荡神州陆沉的真正原因，共党之伪造历史，官办”纯文学”里的假影射，美式
民主对全球民主化的负面影 响...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有力量帮助人们去识破并抵制阴
谋家们的谎言，但当这个谎言是有无数个谎言交织而成时，要识破并抵制之，便极具难度
了。郭文忠 公的颂歌、韩小龄童的逢迎，仅表面的补丁矣，惟刘氏震云的“1942”，因
其“温故”，故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倒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可供我们鞭辟剖析，以 识
破谎言，以还原真实。
这篇号称走遍三省、具有”笨拙的精神”、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没有虚构，基本上是真
实的史料”、超越了报告文学 的”调查体”作品(刘氏震云不承认它是小说)“温故1942
”，讲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底，河南大旱，”水旱蝗汤”肆虐，汤恩伯是坏人，战
区司令 官蒋鼎文更坏，蒋介石(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尤其坏，不愿意救助灾民，饿
死了三百万人。这时日本反而是慈善家，”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 区，”发
放军粮救助，”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
老百姓与日本侵略者同心同德，于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 作战”时，策应皇军
攻势，”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整连整连地解除了五万国军的武装，三十万国军一触即溃
。刘震云还总结道，行将饿死的灾民在”是宁肯饿死当 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的问题面前，选择了后者。
这种所谓的卖国主义、殖民主义、汉奸主义的论调对知识青年有相当强的蛊惑 性。部分
人甚至把“温故”当作政治寓言看，以为”饿死三百万”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影射。从
刘震云本人的“故乡”系列作品看，也颇有”饥荒题材”的意思。 但当”作家良心”依
凭于一堆精心挑选的伪劣资料时，那结果只能是为中共的谣言背书，充当假见证;这颗”
良心”也与莫言的”敢言”一样，无异婊子的牌坊。
文艺娼妓撒的第一个谎，就是”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
没有人怀疑这两年河南乃至中原发生大旱，随后引发蝗灾和饥荒，但”饿死三百万”这个
数字实在太过骇人听闻、出离常识了。
据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所列的数据，河南在大跃进
饥荒之前，灾前人口为4805.8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93.9万。这里面包括了重灾区信阳
饿死的150万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追随吴芝圃，搞”反瞒产”，用刑讯拷
打逼农民交出口粮。为了隐瞒灾 情，路宪文命令各县派民兵设关卡封锁村庄，”不准农
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丁抒，“惨绝人寰的”信阳事
件” ”)。逃到城市的以”流窜罪”抓起来遣回原籍，不肯回去的押送劳改。(顾准日记
，信阳以机枪封路阻止农民出逃。)农民失去逃荒讨饭活命之途，这才导致信阳 地区825
万人里饿死了150万人，占了河南饿死总人数的一半有余。
按照“中国人口史”，河南在国府时代人口总数约为三千万左右(比59 年的四千八百万少
近两千万)，要饿死十分之一(比大跃进饥荒还多几万)，那除了灾情极其严重之外，还必
须日军、中共、国军三方都封锁受灾地区，不让老百姓 逃荒。我们知道，情况绝非如此
。根据外国左翼记者和中共机关报的报道，当时有大量民众通过爬火车、步行方式进入郑
州、洛阳等大城市，或向东逃难到日占区， 或向北闯关东，或向西进入陕西，沿途卖儿
鬻女。这种境况固然很惨，但至少大部分人可以靠此活命，不像大跃进时期信阳那样，全
体农民只能困在灾区活活饿死。 再者，根据一些回忆资料，逃荒者并不都是手持饭碗沿
街行乞，有父亲将女儿送入收容学校后，曾拿出钱对介绍者表示感谢。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报道河南饥荒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发表于1943年2月1日《大公报》
重庆版，形容”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
的生命”，吁请政府加大赈灾力度。该通讯并未提及饿死人数。
” 饿死三百万”这个离奇的数字最早出自美国人白修德笔下。白修德在与贾安娜合著“
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我们以我们认为最可靠的访问和数字为基础，粗粗 地估计
了一下。河南三千万人民中，逃出了该省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
三百万。这是中国战争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世界最大的灾荒之一。” 迄今没人知道白修
德”两三百万人”数据是如何”粗粗地估计”出来的。难以想像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可
以自由畅行国统区、匪化区和日占区，仅靠翻译就能了解 到河南全境百余县的死亡情况
。我们只能猜测，他是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报道摘抄了一遍，再”合理地推
算”而得的结论。正如刘震云后来极其不负责 任地质问他那早已把五十年前旱灾忘得一
干二净的姥娘而得出结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