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夏叶（新新闻）
一六八八年初， 天主教耶稣会修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在北京临终前对康熙
说：“臣殆尽一生为皇上效劳。臣殁后，伏乞皇上睿记臣平生所为，莫过于要在世上为最
神圣的宗教赢得东方最伟大君主这一庇护人。”这位在清朝被追赠工部右侍郎的欧洲人服
膺中国的君臣伦理，但没忘记传教的初衷。
梵蒂冈决心“反攻大陆”
三百多年后，这段遗言依旧回荡在中梵关系里，教廷国务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上
个月谈及中梵关系“前景可期”时，强调面对中国“必须采用神学的观点”；习近平去年
重申中国宗教不受外来影响时，帕洛林回应：“这无碍双方进展，一名追随教宗的天主教
徒，无损于当一位忠诚的公民。”
教廷十三世纪向元朝派出使节以来，与中国的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在清朝为官的南怀仁一
度被指控“藉著历法藏身金门，窥视朝廷机密，图谋不轨”而入狱，随之而来的地震与彗
星引发清朝官员“天谴”的迷信恐惧因此逃过一死，但已反映中国对天主教的猜疑。
尔后教会与西方殖民主义牵连，共产主义迫害天主教会，中梵更是新仇旧恨纠葛，加上两
岸关系和冷战前后的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但抽丝剥茧仍可看出脉络。
梵蒂冈一九四二年与中华民国建交后，遇上国共内战，原本坚持固守神州的教廷公使黎培
理（Antonio Riberi）因被中共驱逐，一九五二年转驻台湾，但教廷从未放弃重返中国大
陆的企图心。
缺少信任是中梵之间最大阻碍。“因为透彻了解共产党，不少教会人士有条防线，共产党
经常说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北京一直有被迫害妄想症。”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
中心研究员陈聪铭指出。出生于高雄的陈聪铭，是法国里昂第二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长为
中国与台湾天主教史、政教关系史、教廷外交史等。
中国开放改革后，与梵蒂冈历经三十多年的起伏跌宕。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与习
近平在二○一三年前后上任，双方关系迅速拉近。二○一四年至今进行四轮会谈，今年最
后两轮间仅隔三个月，各界纷纷揣测“建交不远”了。蔡英文就职演说未提九二共识，更
传闻北京可能与教廷建交做为惩罚。
但陈聪铭认为：“中梵歧见仍多，即使建交，日后会有很多问题。对中共的退让，会让其
他地方教会质疑教廷的普世标准。如果建交，未来教廷可能逐一与中共协商解决问题，而
北京则是把天主教独立在整体宗教政策外，以专案处理。”
即使建交不远，建交后矛盾仍多
教宗方济各和帕洛林把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禄六世在冷战时期与东欧国家交手的“和平对话
外交”和“东方政策”发扬光大。不过，中国情势比东欧更棘手，“中国还另创了‘自选
’、‘自圣’，天主教爱国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自行任命主教。”陈聪铭指出。
中国自行任命主教危及“ 教宗首席权”，虽然教廷为了有天能够寻回“迷途羔羊”，避
免使用“裂教”字眼，但这道裂痕至今是双方最远的距离。从一九九○年代以后，教廷和
北京在主教任命逐渐有默契，但龃龉难免。
越南模式是中梵任命主教参考
教廷发言人龙巴迪（ Federico Lombardi）去年向凤凰卫视透露，越南是可参考的模式。
尽管梵越尚未建交，但关系大幅改善。关于主教任命，基本上是教廷代表团在越南与当局
达成人选共识后，把名单交由教宗任命，然后越南教会安排祝圣。如果没有共识，人选就
搁置。
主教任命固然是重中之重，然而陈聪铭提醒：“教廷在谈建交时，还要顾及行使圣事、培
育教士、传教和出版教会刊物等自由。”而习近平仍紧抓宗教自由的空间，拆教堂、压制
穆斯林斋戒月之外，四月底他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重申了宗教中国化的论调。
中国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在二○一二年祝圣礼公开辞去爱国会职务，并宣称效忠教宗
，之后遭到软禁，中梵关系陷入冰点。不过，去年一篇署名马达钦的部落格文表示：“期
待方济各与习近平在美国不期而遇地握手。”两位领导人在美国没有公开的会面，但在出
访前，河南安阳教区祝圣助理主教张银林，打破马达钦以来的僵局。
爱国会是最大违章建筑
方济各访美时，未获教廷认可的爱国教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马英林尝试修和
，经美国神职人员转交教宗一本圣经，封面上写着：“我们爱您，我们为您祈祷，我们在
中国等待您。”棘手的主教问题仿佛有了转圜。
如果非法主教是珠胎暗结的果实，教廷可用宽容的心怀逐一检视后试图接纳；吸著共产党
奶水的爱国会则是“毒果之树”，教廷希望斩除。“问题是，铲除这‘违章建筑’后，中
国怎样掌控教会？况且，其他宗教也设有爱国会，去掉天主教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
教要如何处理？”陈聪铭质问。
宗教政策是中共意识形态最后堡垒，放松控制犹如自毁长城。陈聪铭说：“北京考虑的不
只是天主教，而是通盘的考量。藏传佛教牵扯到西藏，伊斯兰与新疆有关，当前还要反恐
怖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政府可以一手掌控。”
中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主政者必须在鸽派、鹰派之间取得平衡。而教廷外交首要目标是
谋求地方教会发展，极力想敲开全球最大信徒“市场”的大门。陈聪铭说：“一个地方教
会的教友增加，教廷是求之不得。撇开中古世纪、拿破仑时代不论，教廷在当代从未退让
这么多、姿态如此低、策略如此弹性；相对的，中国则在观望、分析优劣，并施展政策松
紧，以国内教会为谈判筹码。”
耶稣会出身的方济各态度积极、手段灵活，他的亲民形象在中国也有相当人气，态度友善
的教徒愈多，则梵蒂冈谈判筹码也增加。陈聪铭指出：“因为教友多、教会较强大，当年
东欧国家希望与教廷达成协议以管理地方教会。相较之下，天主教会力量小、教友约占全
国人口一％，中共就不太放在眼里。”但对教廷而言，一二○○万教徒是不可忽略的庞大
人数。
陈聪铭还说：“虽然与梵蒂冈达成协议像是多了束缚，但有助北京管理教会，并解决地上
与地下教会问题，迈向正常发展。有管道沟通，也有助于解决神职人员被抓、被关的问题
。”
可能改派教宗私人代表驻台
北京虽屡屡指控，梵台外交关系是阻碍，在陈聪铭看来这只是烟幕弹，因为球完全在中共
手上。而深谋远虑的教廷早为重返中国大陆留下伏笔，陈聪铭指着他今年出版的《中梵外
交史》其中照片说：“在台北的教廷驻华大使馆正式名称是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也就是代表中国，对岸一旦与教廷建交，只是使馆从台北迁移到北京的“搬迁
问题”，避开教廷不主动断交的陷阱。
当前教廷派驻台北的高德龙（Sladan Cosic）虽然只是代办层级，但属于国务院，因此是
正式的邦交。陈聪铭说：“如果中共与梵蒂冈建交，最可能的做法是：教廷派大使到北京
，而改派宗座代表到台北。”与中华民国建交前，一九二二年首位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的
身分就是宗座代表，属于教宗私人的代表，不代表国务院，负责处理教务，没有外交使节
身分。一九八四年与美国建交前，教廷也是派宗座代表驻华盛顿。一般而言，当地政府会
以外交使节接待之。
如果台湾在意维系互派官方的外交官，陈聪铭认为，“由代办主持的总领事馆”或许是可
以努力的方向。尽管教廷没有此规格与制度，但台湾在“中华民国” 的国号下，也许有
外交模糊游走空间， 可借此在两岸与教廷的默契下谈判。“ 中梵台三角关系自一九四九
年来，已创下教廷两千年传统的外交特例，教廷外交首重牧灵与福传，因此充满弹性。”
陈聪铭说，为复杂的两岸关系多个特例，应是可以想像的。
在中梵角力中，台湾仍有创造筹码的空间。天主教徒增加会提高台湾的重要性，方济各的
第一趟亚洲行就是到首尔，“如果台湾教友像韩国一样占人口一○％，教廷势必会注意到
。”陈聪铭说。
中梵台三角关系仍有弹性
此外，台湾享有高度宗教自由，有丰富资源成立宗教交流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国际重要组
织，甚至有能力介入国际宗教纷争的调解。“教廷通常在重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会派驻代
表，如此一来台湾还是有教廷代表或使节，只是派驻在组织里。”陈聪铭指出。
帕洛林认为中梵达成协议有助世界和平。方济各访美掀起的旋风，让习近平见识到全球最
小国家的强大软实力；而华盛顿应该也乐见中梵关系改善。接受共产党无神论的劳尔．卡
斯楚（Raúl Castro）甚至表示：“为了感谢方济各促成美巴关系正常化，愿意到教堂祷
告。”随后作东，让方济各与俄罗斯东正教牧首祁伟义（Patriarch Kirill）在哈瓦纳机
场见面。教廷与古巴、俄罗斯的关系，像是对北京的示范动作。
提高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地缘政治是教廷外交另一考量重点。“当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愈来愈大
，天主教却无法在当地正常发展，这对普世教会没有好处。”陈聪铭说。一国国力大幅扩
张时，会影响当地与邻近国家教会发展，因此梵蒂冈会积极拉拢。二十世纪前半叶，军国
主义日本在亚洲扩张，即使英美反对，教廷仍在一九四二年与之建交。同样的，“若台湾
在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提高，教廷也会注意。例如在一九六、七○年代，外交层级逐渐提高
。”陈聪铭表示。
南怀仁的母校鲁汶大学校园中，矗立著当年他为康熙打造的浑天仪再制品，除了天文与历
法，他还绘制了《坤舆全图》让“中央之国”有了空间感，明白自身定位。在时间长河里
，以史为鉴是航向未来的指南针，即使蕞尔小岛也能在历史洪流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56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