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吗？皮尤研究中心调查错误了
三月初，我无意中发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进行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意见调
查。该调查访问四十个国家的人民，问及他们是否认为，信神为道德观是有必要的。基本
上，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在先进的民主国家，例如在西欧，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
道德观与信神并无关连。大概他们认为，不信神的人也可以是有道德之人。在发展中国家
，情况相反。在伊斯兰教和较贫穷天主教国家，绝大多数公民认为两者有关连。而一如预
期，美国是发达国家当中的例外，大多数人（五成三）肯定信神对建立道德观是必要的。
但在中国，一成四受访者肯定信神的需要，是受访国家中最低的百分比，甚至低于西欧的
世俗民主国家。如果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这结果尤其显著。例如日本，四成二的人口认
为道德观与信神有关连，而在韩国，逾半人口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根据皮尤研
究中心的资料，整整七成五的中国人表示，信神与道德观没有必然关系。
皮尤研究中心没有解释其调查结果，但我对结果感到非常奇怪。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个不能
忽略的趋势，那就是许多中国人越来越渴望在生活中找到某种道德基础，不论是通过重新
接纳古老的中国伦理传统，或是参加有组织的宗教。鉴于这情况已有文献作广泛记载，为
何这么少的中国人相信道德观和至高无上者或力量之间有关连？
无疑，一些西方评论员常常怀疑宗教在帝制时代和共产政权下的中国的重要性。到了二十
世纪六零年代，有知识分子认为，宗教在中国社会并不重要。这反映了西方国家最初是通
过其精英与中国打交道的事实，他们在后来的帝制时代，特别是在共和国及共产主义时期
，否认宗教在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中的重要性。他们的论点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只有
迷信的民间习俗，未能提升到全球重大信仰系统的水平。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笃信宗教，而
道德观主要是通过儒家学说灌输，而儒家学说却被错误呈现为世俗传统。
但学者一向怀疑这些假设。一九六一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者杨庆堃出版《中国社会中的
宗教》，成为这议题的里程碑。正如杨氏说，在传统中国，宗教是“弥漫渗透”在社会中
。中国社会有等级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特别是在佛教和部分道教），但中国人的宗教习
俗通常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由平民百姓组织。这并不使中国人与宗教毫无关系；只是
在中国笃信宗教与其他国家不同，尤其是以亚巴郎信仰为主导的文明。事实上，笃信宗教
在中国社会占主要的部分，以致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曾描述中国为一个笃信
宗教的国家——从皇帝到农民。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前提是，道德观和相信至高力量可以
分割，这种想法让传统中国的人民认为不可思议。
但要是过去真的如此，那么现在呢？六十五年的共产党统治是否已扫除了宗教，或把宗教
贬低为如此次要的角色，以致中国人已彻彻底底转变？这点不难反驳；任何一个普通中国
访客都会不禁对这么多的新建堂、寺庙和清真寺而留下深刻印象。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皮尤的调查结果？根据皮尤的英文报告，实际调查要求人们说出以下
哪一句最接近他们自己的看法：“不必一定要相信神，才有道德及良好的价值观”（It
is not necessary to believe in God to in order to be moral and have good
values）或“为了有道德观念及良好的价值观，信神是必要的”（It is necessary to
believe in God to be moral and have good values）。我立即被这两句句子中“God”
（神）的用法吸引住，God一词在基督宗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传统中是大写的。问题是
否仅指向这些宗教的神吗？但我不能想像皮尤会问这样狭隘的问题。毕竟，研究并无提到
调查时，问及信仰亚巴郎的那位神对道德观念是否必要的，反而是问信仰任何至高无上者
是否有必要的。
因此，我致函皮尤，亦致电进行调查的中国公司“零点指标数据”。原来该条问题正正以
那样非常狭窄的方式阐述。我不知道该条问题如何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尤其是日本
或印度），但以中文来说，该条问题中的“God”，使用了现代中国中几乎只是适用于基
督教的说法：上帝。
那些问题以中文是这样写：“不信仰上帝，也能有良好的道德和价值”，以及“为了有良
好的道德和价值观，信仰上帝是必要的。”我会把这些问题倒译成英文：“Even
without believing in (the Protestant) God, one can still have good virtues or
values”（即使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人仍然可以有良好的品德或价值观）和“In
order to have good virtues and values, one must believe in (the Protestant)
God”（为了有良好的品德和价值观，人必须相信（基督教的）上帝）。
“上帝”有早于基督宗教的含义，指最高的神，但被十六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挪用，自那时
起已成为亚巴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唯一真神的同义词。（天主教徒最终将神命名“天
主”；请参阅十八世纪初“礼仪之争”，关于天主教徒之间争论如何将本土传统纳入天主
教实践中。）
我发送电子邮件给美国华盛顿皮尤办事处的国际调查研究主任詹姆斯．贝尔（James Bell
），他澄清该调查是从“零点指标数据”购买的。该公司对本身的调查，包括翻译，有编
辑控制权。贝尔写道：“基于我们对“零点指标数据”翻译的理解，我们认为，该翻译合
理地传达了“至高无上的神/至高无上者”的想法。这符合我们在全球各地翻译“God”为
其他语言的做法。
“上帝”无疑是基督教传统中“God”的准确翻译，但它排除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宗教经
验。中国人相信有更高的精神力量，亦常把信仰这些力量连系到道德观。我们如果参阅二
零零七年姚新中和柏德罕所撰写的《当代中国的宗教体验》一书，就会找到表达这条问题
的另一方式。该书的研究对象为三千一百九十六人，他们完成长达廿四页的调查。两位作
者发现，七成七受访者相信道德因果关系——长久以来，民间传统有报应的说法，谓“种
善恩得善果”；道德败坏的后果是一种形式或神的惩罚——以及四成四人同意“生死取决
于天意”。
姚氏和柏德罕的结果怎么会跟皮尤调查的结果如此不同？重要的区别在于调查问题被拟定
得更为广阔。作者用了“天”一词，字面意思是“天空”或“天堂”，但也有最高的神或
力量的意思。它还包括佛陀。这就解释了为何他们的研究结果与皮尤的调查完全相反，因
为后者使用了亚巴郎范式来调查拥有完全不同宗教传统的文化。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皮尤的调查毫无价值，它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些比预料的极端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调查结果理解为道德观与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关，那么，一成四的
回应率乃真正令人惊讶的高。中国基督徒即使最乐观估计约一亿，或人口百分之七。（政
府的数字是二千三百万和更审慎独立估计在六千万范围或大约百分之四。）因此，该条问
题意味着很多非基督徒中国人相信道德观是与一个像基督宗教的神有关。
事情会不会这样？它可能是有瑕疵的方法论——或许调查对象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中国大城
市，而那里的基督宗教增长速度最快。但这也能反映研究显示，很多非基督徒中国人相信
基督徒特别有道德观念。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格尔达．维兰德（Gerda Wielander）在《
共产主义中国的基督徒价值观》一书中，参考了大量中文文本、网站和演辞，指出中国人
广泛认为基督徒比其他人更有道德观念，而基督徒的用语“爱”，正开始获接受为对社会
有正面影响。
因此，皮尤调查没有显示出一些完全相反于数十年证据和研究的结果，即中国人是不笃信
宗教的，反而实际上可能在肯定有一个宗教正在社会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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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彦（Ian Johnson），一位居于北京的加拿大籍作家，关注公民社会、文化及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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