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华的异象和挫折
麦克－汉弥尔顿(Michael S. Hamilton)著/孙以理 译
引言：辞世十三年之后，薛华的异象和挫折仍然继续缠绕着福音派。
一九六五年，当法兰西斯－薛华首度出现在美国舞台，福音派人士鲜少知道他的来历
。那时薛华五十三岁。他的基督教信仰成型于基要派和现代主义激辩的三○年代，他所在
的“长老圣经教会”，在信仰上是无可挑剔的基要派。薛华热烈地为圣经无误论辩护，不
过这项教义在福音派圈内已呈现动摇之势。
然而，他不是寻常的基要派牧师。他和妻子艾蒂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创立学生
公社，在那里生活达十年之久。他讲道时穿着全副登山装备。一九七二年后，他更在这特
立独行的造型之外，再添加长发和山羊白须。他的讲道也很另类，很少引用圣经，却很爱
谈亨利米勒(当时美国学界最情色的作家)作品的哲学重要性。
往后二十年，薛华夫妇组织多方面的福音事工，重新塑造了美国的福音派。可能除了
鲁益师，无学者比他影响福音派思想更深；也可能除了葛理翰，当代无一基督教领袖，能
如他在福音运动整体层面上，留下更深印记。薛华夫妇提出基督徒社区观念，刺激福音派
卸下文化外衣，鼓舞大量福音派人士成为认真的学者；鼓励妇女选择担任母亲和家庭主妇
的角色；领导“新基督徒右翼联盟”的领袖；并且凝聚了福音派中反堕胎的力量。
薛华夫妇影响了各行各业的人物：例如组织“耶稣子民”的司巴克斯；音乐家拉瑞诺
曼以及马克贺德；政治人物法威尔、派特罗伯森、杰克坎普、卡尔逊、蓝道泰瑞、库普、
卡尔汤玛斯、提摩太和比弗利拉海；学者哈洛布郎，欧斯金尼氏、摩理士、品诺克和威尔
斯。这一伙都是奇人，而这正是薛华人生拼图的一部分。要拼凑全图，我们得横跨半世纪
和两大洲──从西敏神学院、欧洲艺术画廊、英国寄宿学校到梅育诊所，以及美国最高法
院。最后，当薛华一生的拼图完成，我们看见福音派教义和现代世界轨迹极不相称的一面
。
基要派代言人
薛华家的故事，应当从二○年代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冲突起算。艾蒂斯和薛华首次注
意到对方是在一次教会青年聚会，两人都为捍卫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起立发言。她是到中国
的宣教士之女，从小家里就不断谈论神学现代化的邪恶。高中时她爱听葛瑞翰－梅钦的广
播，敢和自然老师辩进化论，在神学书籍里寻找自由主义的踪迹。相反的，薛华出生在无
宗教信仰的家庭。十几岁信主，反养成他基要主义式更敬虔的生活方式，他的阅读兴趣纯
为属灵书籍，例如霍尔夫人的《威廉波顿生平》。
早期交往时候，艾蒂斯帮助薛华了解北方长老教派的点滴和各家观点。当薛华考虑该
去何处接受神学训练，他原不喜欢梅钦西敏神学院浑身是刺的好战态度。他倾向于到纽约
平和的圣经神学院就读，但艾蒂斯是梅钦的忠实追随者，说服薛华进入西敏。他在那里从
梅钦学到圣经无误的教义，并从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学习荷兰神学兼政治家凯波
尔(Abraham Kuyper)默认论的护教学。
他也学到三○年代长老教会论战的艺术。在薛华获得学位之前，梅钦过世，学校立刻
陷入内哄。一九三七年薛华和艾蒂斯协助成立信心神学院，提供学生另一选择。这次痛苦
的分裂，制造持续多年的个人仇恨。薛华很快变成一个言辞犀利的独立基要份子。但晚年
旧伤平复后，促使他严肃地回想，该如何在真实基督徒的爱里面，看待神学上的差异。
在“圣经长老教会”牧会并投入青年工作九年之后，“海外宣道独立会”差派薛华到
欧洲工作三个月，在“信仰圣经”的教会、牧者和机构之间建立联系管道。工作之余，他
喜欢在艺廊消磨时间。一九四八年，独立会差派薛华到欧洲，成为长期宣教士。
薛华一家定居瑞士，在全欧洲推广“儿童归主”计划，并且成立独立基要主义运动的
国际性机构。他们在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招待滑雪度假的女学生，在火炉旁主持宗教讨
论。每天工作量极大，常常要忙到午夜。
一年后，薛华遇到一位念艺术史的荷兰学生陆梅克，他和薛华一样委身于凯波尔的思
想。他们一起讨论，思考如何让艺术成为大众化社会哲学的切入点。这成为陆梅克在艺术
史上的研究专题、以及薛华所撰述的衰微西方社会之特色。后来几年，薛华带给陆梅克国
际知名度，而陆梅克也激发并协助不少年轻的福音派艺术家如Theodore Prescott，以及
艺术史专家，如救赎学院的Mary Leigh Morbey和惠敦学院的E. John Walford。
薛华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讲道，经常责难巴特神学的弱点：“新正统派并未提供新答
案。不过是存在主义哲学用世俗语言所说过的，现在改以神学语言表达”。薛华曾在一九
五○年至巴特位于瑞士的居所，拜访这位知名神学家。薛华问巴特：“神创造了世界吗？
”巴特回答：“神在第一世纪创造世界。”薛华指著窗外积雪的山丘问：“是这个世界吗
？”巴特回答：“并不在乎是不是这个世界。”对于薛华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证实现代思
想：假设宗教世界和物质世界包含两个分离的本体。薛华到死都不同意此观点，坚持“基
督教提供真正的真理。”他信奉真理的一贯性，这点加强他一生对圣经全然无误的坚持。
他不同意巴特的观点，巴特认为圣经的历史和科学可能不若神学真实、甚至是不同程度的
真理。
虽然薛华确定巴特是错的，但他对自己的看法并无把握，隐藏着日益滋生的疑虑。加
上他无法归避自己的基要分离主义，显不出基督徒的爱心，他的灵性于是变得枯干没有喜
乐。在一九五一和五二年间，他经历一段长期的属灵危机，怀疑自己所信的。艾蒂斯大为
惊惶，迫切为他祷告，尽量不让他受到干扰。最后，他重新获得确据，知道自己的信念是
对的，他发现“人真正的争战是世界观之争”，但他也重新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
爱来传播。他写道：“地方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必需信仰纯正，但也应该是美丽的。地方团
体是超自然神的标本，是在世人中间彰显实质医治的群体……多少正统地方教会，在这点
上是死的，没有丝毫爱和交通的迹象：正统派名存实亡，极其丑陋！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实
际，等于否定了我们所表白的信仰。”
庇荫所的款待
一九五四年薛华带着新信息“看得见的爱”，回到美国“圣经长老教会”，然而并未
获得普遍认同，有人不认为这是从主来的。薛华更进一步宣称：单是接待客旅都是他日益
重要的事工，导致差传委员会减少对薛华夫妇的支持。因此，他们在一九五五年辞职，创
办位于瑞士山间小镇霍模斯，称为“庇荫所”的独立福音机构。
一开始，他们的大女儿立即将洛桑大学的同学带回家。没多久，学生固定每周末来到
庇荫所。薛华夫妇提供饮食、散步和主日敬拜等活动，营造一种气氛，鼓励哲学和宗教对
话。
薛华一家精于此道。艾蒂斯尤其擅长持家艺术，她能制造迷人的气氛，让客人感觉轻
松。薛华更是绝佳谈话对象，他关心人并且留心倾听，让宾客倍感尊宠。当他谈到基督教
能解决人类困境时，总是充满热切的信心。薛华曾经写道：“这就是庇荫所以往和现在真
正的根基。我们教导基于史实的基督教答案，对一切真诚的问题予以诚实回答。”不少学
生因这些周末事工而信主，且有小部份志愿留下，帮助日益加增的工作需要。
这种独特开放山居的消息迅速传开，到一九五七年，每周末招待二十五人之多。周间
薛华则在瑞士和意大利多处教课。虽然薛华家从未直接向外募款，艾蒂斯却有一份愈来愈
长的“家信”名单，让支持者了解庇荫所的活动。
薛华一家直接体验到开放家园的代价不小。薛华日后追忆：“我们所有结婚礼物，在
庇荫所前三年就耗尽。家里床单破损，地毯烧出洞来。有一次客人在客厅吸烟，几乎烧掉
整片窗廉……毒品进了家，有人在房内呕吐。”
这段期间，来到庇荫所的多半是欧洲学生，在学校受过完整哲学教育，熟悉黑格尔、
祈克果、海德格，以及沙特和卡谬的存在文学。这些学生帮助薛华看清后基督教的现代思
潮，他则观察到他们所遭受的冲击。他们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里、时间和机率的产物。
致使多数人无法分辨对错之间的基础，和正常人类生存的意义。这些年轻人具自我毁灭的
紊乱道德观、社会疏离感以及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激起薛华夫妇的同情。这使得开放家
园的辛苦能够忍受，而且迫使薛华更深刻地反省现代文化的轨迹。
到一九六○年，连《时代》杂志都注意到庇荫所的独特现象。庇荫所设施扩展到三间
屋子，艾蒂斯的“家庭祷告信”寄给一千三百人，主日傍晚的“茶会”，每次招待近五十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因着人数激增，本来不居形式的周末活动，不得不改为演讲、研
讨、工作以及敬拜等正规方式。庇荫所同工将薛华有关现代神学和文化之哲学意义的演讲
录制下来，这些录音带立刻散播全球。在庇荫所的“学习”，就包括聆听和讨论薛华这些
讲演录音带。
这些年的工作压力，使薛华夫妇的婚姻生活相当紧张，他俩的个性上都特别急，一切
以工作为重。艾蒂斯天生骄傲好胜，薛华则多年在扔盆子、摔东西的坏脾气下挣扎。夫妻
间常有剧烈争执。在庇荫所事工最繁忙的几年，不巧他们的儿子法兰克在三岁感染天花，
使得情况格外辛苦。庇荫所的经济情形一直不稳，有时相当吃紧，多次面对满桌客人，而
盘中只有一点基本食物。从事工开始就担负多项实际责任的艾蒂斯，开始厌倦她所扮演的
角色。她回忆一九六○年代初期，写道：“这段期间我陷入自怜的光景。我从‘愿作任何
事’到‘想为自己作些事’，这占据了不少我思想和祷告的时间。”
从欧洲及北美，薛华接到许多演讲邀请，然而艾蒂斯一直不愿意他远行。错失这次机
会，对薛华造成极大挫折。这时他已身经百战，和高等知识份子中的怀疑论者、不可知论
者和嘲讽者，经过上百场对话。他对于自己提供的标准答案深具信心，有雄心面对更广大
的听众。艾蒂斯记得许多夜晚，在庇荫所的小组讨论之后，薛华上到卧室以拳击墙、直到
红肿，说著：“唉，艾蒂斯，我确知我有真实的答案……我知道这些可以帮助人……但是
没有人来听……只有一点点人来……我们到底在作什么？我到底在作什么？”
回到北美
一九六五年艾蒂斯终于软化，让薛华得到久盼的较大舞台。那时哈洛布朗在波斯顿学
生中工作，安排薛华在那儿演讲。接着在惠顿学院有一系列讲话，整理后出版第一本书《
永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薛华涵盖艺术和科学领域，辩称所有现代思想和文
化均立足于同一假设，认为人类是自然宇宙的或然率产物。然而基于此一前提的思想体系
，却无法解释人性的起源，像“对目的和意义的期盼、爱情、道德和理性观念、美感和语
言沟通。”在基督教之外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遁入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就是陷入贬
低人类至机器层次的虚无野蛮主义。唯有基督教能和人类现实的存有相称，有能力解决存
在的困境，因为它是真理。但是，除非基督徒先学会二十世纪的文化语言，借此说服非基
督徒面对其前提假设所产生的逻辑结论，否则无法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
在一九六○年代中期，这个从瑞士山区来的紧张小子，所释放的信息与福音派圈内所
盛行的全然不同。当惠敦学生还在争执可否放映小鹿班比，薛华已在畅谈伯格曼和费理尼
的影片。当学校主管人员在筛检学生出版物是否含有存在主义思想，薛华却大谈卡谬、沙
特和海德格。他引述迪伦－汤玛斯，熟悉萨尔瓦多－达里的艺术品，倾听披头四和约翰凯
吉的音乐。
这次旅程对于福音派学生，产生电击般的果效。威尔斯后来称薛华在波斯顿的演讲开
启了“基督教学者令人振奋的使命”。史家马克诺尔(Mark Noll)记得薛华在惠敦的演讲
，为他学生时代最具启发性的校园学术活动。薛华拆除了隔开福音派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
的帷幕，提供基督徒对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等课题的解读，这些都是现代人心灵的哲
学陈述。历史未来学家米格理洛大受震撼：“薛华告诉我基督徒不必是一无所知的笨蛋。
”
之后的十年，薛华成为美国福音派名人。出版了十八本书籍和小册子，大多出自一九
五○年代后的演讲和谈话。(一九七五年之后，又出版四本书；单美国一地即销售两百五
十万册以上。)
艾蒂斯陪着薛华四处演讲，也发展出自己的信息，广受欢迎。在大学校园里，艾蒂斯
喜欢和宿舍女学生“进行亲密而坦率的交流，话题包括婚姻、性和如何成为饶富创意的专
职家庭主妇。”她并且开始创作，一九六九年出版《庇荫所》(L'Abri)一书；一九七○年
中期，经常为《今日基督教》撰写专栏，到一九八一年她完成八本有关家庭生活和灵修方
面的书，销售超过一百万册。她在作品中经常反对“妇女解放”和双薪家庭的趋势。后者
有些令人不解，因为随着薛华的事工扩展，艾蒂斯也开始了她全新的专职写作和演讲事业
。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那些年被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
她描写庇荫所早期的光景，正好契合年轻人反正统文化的情感，提供离家青年家庭温
暖，彼此分摊工作、自制全麦面包、以及壁炉边知性的交谈，而这一切全仰赖祈祷带来神
超然的供应。《庇荫所》一书引来大批新访客，大多是美国福音工作者。不过庇荫所仍继
续吸引不少非基督徒，甚至嬉皮时代的毒品专家李锐也曾造访。薛华和艾蒂斯现在每年只
在庇荫所住三个月，平时工作交由女儿和义工维持。
薛华夫妇显出特殊的能力，能认同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学生所关注的议题
。薛华指责战后盛行的物质主义，坚称多数美国人没有高尚的人生哲学，只知道“个人平
安和富裕”。虽然薛华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也不宽容国际间的武力竞赛：“在原子分
裂、原子融合和飞弹对抗中，我们如何能相信‘我们这边’发明和制造这些武器者的思想
，基本上和共产党‘那一边’所思想的不同？”他呼吁大家不要自毁巢穴，应当尊重社会
常理。他反对种族主义，在庇荫所总是以身作则。他同情逃避现实社会者和吸毒者，“因
为这些人够聪明，知道无人提供解决之道，所以他们选择出走……年长的一代没有带给他
们任何值得关注之事。”
薛华甚至抨击福音派中产阶级之罪。他呼吁福音派人士接纳“革命性”的心态，放弃
在教堂悬挂美国国旗：“忠党爱国不必和基督教挂钩。”他指责美国福音派过份个人化：
“基督教信仰诚然是个人之事，但却不单是个人之事。必需有真实的社区，提供彼此间真
正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他催促基督徒欢迎一切神所差来的人，包括学者、嬉皮和有毒
瘾的人士。薛华说：“我向你们挑战，我因着耶稣基督胆敢向你们挑战。依照我建议的去
行，开始为社区开放你们的家。”但他警告真正的社区需要教会“支援福音设施”，并祛
除假冒伪善之恶习：“不要空谈反对富裕的社会，除非你立刻交出所积聚的那份钱财。不
要空洞地反抗，说我这些信息不是神所教导的。”
薛华的信息，对于刚浮现的福音派青年文化，有如清新的空气。加州伯克莱“基督徒
世界解放前线”的创始人史百克(Jack Sparks)，造访庇荫所，并且希望他的机构也能对
知识份子造成一样的冲击。薛华对赖瑞诺曼(Larry Norman)，“耶稣革命的桂冠诗人”，
也有极深的影响。(赖瑞在一首诗中，将庇荫所和朝之地并列：“我们在海法度蜜月，在
加利利用餐 / 然后搭便车到瑞士造访庇荫所。”)一九七○年末期，诺曼成立自己的唱片
公司和艺术表演团体，他想使它成为“音乐的庇荫所”。艺团中有位音乐家马克赫德，就
曾在庇荫所学习，他说那儿是一处可以放胆询问任何信仰疑难的地方。
尽管带着反正统文化色彩，薛华夫妇在一九七○年初期，开始和共和党保守派政治领
袖建立关系。一九七一年他们认识了当时的众议员杰克坎普，他转而又介绍薛华夫妇给更
多华盛顿政要。坎普的妻子琼恩以十年之久，带领一班众议员妻子阅读所有薛华的著作。
福特总统的儿子麦可也曾是庇荫所的学生，他邀请他们至白宫用餐。
薛华在西敏和信心神学院所学到的圣经无误论，使他一直以强烈态度质疑任何偏离的
神学主张。他引导学生远离富勒神学院以及大多数基督教大学。一九六六和一九七四年，
薛华两度在葛理翰国际福音大会致词，但是他不喜欢葛理翰的传道风格。依薛华之见，葛
理翰过份注重经验，对圣经无误的支持声音也不够大。不过，这段时期他相当自制，避免
公开指名批判福音派人士和机构。
薛华为自己在福音派世界，创造出极高的独立地位。对于反正统文化倾向的学生和保
守政治人物，都深具吸引力。他和美国其他福音派领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薛华拥
有广泛的国际接触，他却很快地将欧洲舞台抛诸脑后──欧洲是他思想成形的关键之地─
─转而关注美国内部事务和美国福音性次文化。
转向实践主义
一九七四年薛华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将薛华的事工推入崭新的方向，不过最终又
趋向传统传道风格。法兰基梦想制作一套十集影片，副标题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
这是针对克拉克著名的“文明”系列，所作出的基督徒回应。这一影片计画，“我们该如
何生活？” (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77，同名书籍中译《前车可监》) ，获
得空前成功，使一般福音大众，了解薛华关于西方文化界基要知识份子逐渐衰败的信息。
同名系列影片和书籍都极为畅销，随后到十八个城市的讲习会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然而这计画却在庇荫所引起极大纠纷。原来庇荫所事工都是经过同工讨论和祷告，然
后才作重大决策。但这件事，薛华一家是在决定之后，才要求祷告支持。他们甚至打破前
例，公开向支持者募集款项，以支付超过百万美金的部分预算。
影片推出后，批评薛华的声浪增高。他第一次在惠敦学院演讲时，教职员的反应就不
如学生对他的肯定。哲学教授荷姆斯(Arthur Holmes)对于薛华用简单推论，就摒弃整个
哲学分析领域，深觉反感，后来《新闻周刊》曾引述他的话，大意是说他课堂上以薛华的
书，作为随心所欲、不需研究哲学的例子。甚至在薛华早期比较严谨的作品中，因跨越过
多不同专业领域和年代，专家经常会发现令人窘困的细部错误和过度简化之嫌。《前车可
监》一书招来更多责难，因为基本上该书是将薛华早期作品以更简单的形式呈现。
然而，理论批评家本来就很难对所谓“踏脚石”学术，提出中肯定位。如同伟大的通
俗教育家威尔斯(H.G. Wells)和杜兰(Will Durant)，薛华将理论课题普及化，成为条理
清楚和深具意义的体系，凸显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间广泛的关联。杜兰所著《哲学的故事
》一书有血有肉；这正是薛华对福音派的贡献。他让无数的高中和大学生，首度注意到历
史和文化中重要观点的意义，以及基督教在智性上的丰富遗产。即使远在巴基斯坦，也有
青年宣道会的同工，于一九七一年，带来薛华夫妇的著作，给宣教士子女寄宿学校的学生
，他们反复阅读这批书籍。教会的青少年领袖和校园传道，将薛华的书介绍给他们最优秀
的学生，引导不少福音派学者开创他们的生涯。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Jerry
Walls)回忆到：“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
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和属灵有关联的事
物。”
《前车可监》一书脉络所呈现的最大转折，是在堕胎议题。薛华广泛探讨堕胎合法性
问题，视其为独裁政府和极权主义威胁的案例。薛华一向反对堕胎，不过到一九七三年二
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堕胎合乎宪法之后，反对堕胎才成为他事工的重要部分。一九七七
年初，薛华全神关注堕胎议题。薛华、法兰基和老友库普(C. Everett Koop)当时是美国
知名小儿科外科手术和福音派反堕胎先驱)，合作拍制一套五集的影片，同时出版书籍和
行动手册，并到全球四处演说。影片《人类到底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1979) ，更结合薛华一贯对世俗人文主义、如何无情贬低生命的解说，以及
库普强有力的证词，他举证医院普遍残害婴儿。库普后来写道，参与这件事是他成为雷根
总统卫生部长的第一步。
该计画结果成败参半。旅行演说令人失望，听众很少，在一些城市尚且入不敷出。薛
华责怪：“[福音派]领袖态度冷淡，他们不愿会友参加这些集会，唯恐妨碍到周遭文化对
教会的接纳。”一九七八年，梅育诊所诊断出薛华罹患癌症，在化疗期间再加上出席率不
佳的双重压力，薛华极度失望。不过，尽管听众和教会支持较预期为少，他们仍然代表可
观的、基层反堕胎力量。不少人士肯定这套影片和演讲，视其为他们个人参与反堕胎行动
的起点，而且很可能这一系列活动所造成的实质冲击，远超过参加人数庞大的《前车可监
》讨论会？
薛华一家对主流福音派的反感日益加深，因为他们显然不愿为圣经无误辩护，也不愿
参与反堕胎事工。例如，著名的一九七三年“芝加哥宣言”──由反正统文化的福音派年
轻一代所召集，鼓吹社会行动──却丝毫未提及堕胎问题。因此薛华开始和联合反堕胎行
动的新基督徒右翼领袖为伍。
薛华的著作说服了法威尔(Jerry Falwell)采取反堕胎立场。薛华还影响法威尔共同
作战概念(薛华相信基督徒应该联合非基督徒反对社会不公)，这导致法威尔尝试引进天主
教、犹太教、摩门教和其他团体，在一九七九年加入“道德多数”团体。薛华和法兰基公
开支持法威尔和派特(Pat Roberson)。薛华在一九八一年的《基督徒宣言》中，定义堕胎
为美国社会关键性议题，呼吁基督徒可以诉诸非暴力反抗，甚至提出武力抵抗政府的想法
。这本书是派特最喜爱的书之一，而且启发当时就读于以琳圣经学院的年轻人泰瑞，开始
一种新的反堕胎方式，采用民权运动消极抵抗的方法。泰瑞说：“如果你想认识援救行动
(Operation Rescue) ，你就必须阅读薛华的《基督徒宣言》。”
这时候，反正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开始公开质疑薛华到底在想些什么。一九七○年薛
华曾写道：“我们对年轻人所作最不义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们保守”，但在《基督徒宣
言》他却说：“一九八○年，藉著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保守势力……我们的机会之门大开…
…我们期待此门继续敞开，而且不只是在单一议题上。”一九七○年薛华曾提出警告，反
对将基督教包在美国国旗底下，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却采取前所未有的一步，赞扬“道
德多数”团体──这些人真心保护未出生胎儿，对神以及对美国政府同样热诚效忠。薛华
反正统文化的色彩，至此似乎已荡然无存。
一九八○年初，法兰基出版了几本嘲讽意味十足的书，攻击著名福音派人士和机构是
“可悲的服事”，薛华和主流福音派的关系更形恶化。薛华未制止儿子──部份由于父子
情深，部份也因为法兰基讲出薛华认为该说的话。薛华在最后一本书《福音派的大祸》
(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 1984)，就称许法兰基对福音派的“激烈批评”，并
跟着指名攻击。书中警告福音派顺应了八○年代的文化，并已走到背教的边缘。一九八四
年初，薛华在和癌症搏斗之余，跑完十三座城市，宣讲此一主题。旅程结束后一个月，他
在靠近梅育诊所、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住处过世。
艾蒂斯继续罗彻斯特庇荫所的工作，一面仍旧写作。在瑞士的庇荫所也照常运作，还
有其他在美国麻州、澳洲、荷兰、英格兰、印度、韩国、以及瑞典的庇荫所也一样。薛华
的三个女儿和女婿仍旧参与世界各地庇荫所的工作。法兰基──现在称为法兰克──从苛
责福音派改为影片制作；之后他写了本关于他家庭的小说，文笔细腻、有趣、引人并且刻
薄。最近他离开福音派改信东正教，现在四处演讲并宣扬改教之事，措辞强烈一如他的父
亲。
薛华所代表的意义
在生命末了，薛华似乎兜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他的职事起于教会纷争的二○年代，结
束在催促福音派进行下一波致命的争战。在薛华完成一切该说该作的之后，福音派仍旧不
知怎样解释薛华的行为。评论家更苦于如何适当地将他定位，各式各样的称呼都有──牧
师、布道家、福音预工、护教者、知识份子的宣教士、基要主义的导师、哲学家、先知。
所有这些称呼都有些道理；但若只取其中一项，将难以辨识薛华。在他去世前二十年
间，薛华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众化知识份子。他认为思想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而历史则教导
我们：一个民族建设社会的理智基础，将决定该社会的法则和特性：“历史和文化有其源
流。人类的思想奠定其根基，并促使它泉涌。”他的单一信息就是：我们无法期盼社会有
公义和公平，除非人们由下而上以神的意念为意念。
尽管薛华在许多细处有缺失，但近来有些评论家承认，整体而言薛华具有长远的影响
。薛华历史观点的中心概念，在于看见相对论在后基督教世界的胜利：“现代人已经丧失
绝对标准，污染了道德的每一面，以享乐和相对主义决定标准。”他不会惊讶“后现代”
思潮的降临，后现代已在知识界建立了无数相对论调的祭坛。他也不会对随之而来的道德
真空感到讶异，这正是当代学术界的思想特色。在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编年史》，人类
学者卡洛琳(Carolyn Fluehr-Lobban)正苦脑著一项事实，亦即她所高举的专业指导原则
──文化相对论──使她没有理论基础来反对强暴、或是不同文化间的灭种行为。我们几
乎可以听到薛华说：“我早就告诉你了。”
在关怀生命的议题上，薛华特别有先见之明。一九七六年他就观察到：“在胎儿认定
上，法院武断地区别存活和活人的定义。如果这样可行，我们是否也可以任意定义老年、
剥夺其生存权？这样下去，安乐死很快就可以为人们所接受。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岂不是
要在人脑死之后，取用植物人的器官和血液？”薛华严峻的警语，现已是稀松平常的新闻
。医师凯沃金(Kevorkian)被称作“杀人不眨眼的杰克”，他所杀死的人数已经超过邦迪
(Ted Bundy)，但是密西根州却无法禁止他。联邦法庭禁止华盛顿州以立法阻止医师杀害
病人，而华盛顿大学更允许销售千万堕胎婴儿的身体器官。
薛华晚年，似乎以为社会秩序可以从上往下改革，先立法然后再教育知识界。他变得
激进异常，这大概是因为，他无法坐视数以百万的胎儿被残害。如果说他后来的行为与他
的哲学理念不一致，实在是有因可循。赞成堕胎合法化的历史学者威尔斯就曾说：如果我
们真相信堕胎是夺取无辜的生命，薛华的反应也就合理。
当我们尝试衡量薛华所代表的意义，或许可以葛理翰作为比较。两人同时达到个人影
响力的高峰，同样对美国福音派有难以估算的冲击。葛理翰在许多方面代表着中间温和的
福音派──化解争论，希望人人圆满，同时和共和、民主两党为友，不轻易扰乱中产阶级
的成规，愿意和所有给他福音机会的人合作。诚如历史家葛兰华克(Grant Wacker)所言：
“当葛理翰说话，美国中产阶级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见到葛理翰和总统走在一起，
就如同见他手持圣经、站在讲坛一般自然。
但是，正如人们无法想像德蕾莎修女、会在名牌服饰店购买貂皮大衣，人们也无法想
像薛华和名流富豪打高尔夫的模样。如果葛理翰代表福音派温和的一面，有如玻璃当中平
滑的部分，那么薛华代表的则是压碎的玻璃边。本质上，福音派的宗派界限相当模糊，但
薛华自己定位的基督教却极端偏狭。葛理翰广结善缘，欢迎各地盟友，但薛华拒绝任何结
盟。对那些同意他的理想、却又不跟从他的，他将之归为共同作战者，以对抗现代文化中
世俗和非人性的发展倾向。当葛理翰诉诸多数的中产阶层，薛华却攻击中产阶级、说他们
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受他影响最深的，当然也就是那些对中产阶级怀有恨意的人士──辍
学或逃避现实社会者、知识份子、以及那些开始察觉美国司法制度沦为无赖汉避难所的正
派人士，这是值得注意的近代现象。
简言之，薛华代表基督教福音派、在所处世界一直侷促不安的那一部分。他曾说：“
在我的教导里，我非常强调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假如我不认识这一事实──世
界已非神所造的样子，那我个人简直无法忍受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持久
的遗产──他透澈的先见之明，早看到神所设计的世界和人手所经营的世界之间，有着巨
大的差异。
(本文译自《今日基督教》，一九九七年三月号)
作者为诺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历史系副教授。
转自加利利基督徒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