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前篇，先探讨宋代的澶渊体系：
“
如前所述，在中华世界里，历史修撰与解读事实上具有国家宗教的功能，而被倾向于挣脱
外在限制和内在约束的专制统治者们所控制。审查、扭曲和窜改历史纪录，以及垄断历史
教学，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常见而有效的治国之道。官方历史书籍(也包括许多非官方书写，
但为官方认可的书籍)汗牛充栋，整齐划一地描绘了再欧亚大陆东部的整个已知世界里，从
秦到清两千年来一个个连续王朝的循环更替和周期性兴衰，重复着相同的秦汉政体和中华
秩序。但实际上，中华世界的政治史远非如此，而是多样的、动态的，当中央一统的世界
帝国缺席时，便会阶段性出现事实上的国际关系体系。
更重要的是，在中华世界还出现过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法理上的国际关系历史，即处在澶
渊之盟────相当于西发里亚条约的中华版────的宋代(960~1279)。这一世界秩序
不仅创造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机遇。但它不幸地被遗弃
，其深刻教训也大半被遗忘，直到今天。
”
“
北周帝国的政权，在959年被它的一员大将赵匡胤通过不流血的政变而篡夺。赵以他曾任节
度使时的驻地宋州的地名，命名其新帝国为宋，类似于几个世纪前隋帝国的开国方式，宋
在不到20年内就清除了中原的其他政权，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秦汉式帝国，统治整个中
国本土，但不包括燕云十六州(又名幽燕十六州)。燕云十六州已于937年被后晋帝国───
─唐帝国后几个短命政权之一，由突厥族统治────割让给崛起的契丹族统治的辽帝国
。
汉族人传统上就居住在总面积大约为4万6千平方英里的燕云十六州。该地区自先秦时代起
就一直是中原(中国本土)北端重要的战略要地，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和天津
。该地区从一开始就成为宋帝国与其北方邻国之间一个关键性的争执，也是一个持久的伤
疤，不断地提醒著汉族统治菁英们，他们是如何令人不堪地没有实现天下一统的中华秩序
。燕云十六州大约是阿尔萨斯─洛林帝国领土(Imperial Territory of Alsace-Lorraine)
的10倍大，后者同样深深地浸透了民族情感与征战鲜血。它在塑造宋代中国世界国际关系
上的作用，比阿尔萨斯─洛林引发的法国与德国的长期争斗对西欧国际体系的影响还要大
。它是宋帝国与强大的辽帝国(及后来的金帝国)之间不断作战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从而统一整个中原(整个已知中华世界)，是宋帝国
的传统梦想，也是它无法逃避的天命，而后来直接导致了它似乎命定的毁灭。
”
所以可以看到某些人骂石敬塘儿皇帝是没有道理的，人家是突厥人政权，凭什么要为你汉
族的大一统政权理念着想喔?
不论国共的历史课本明显都刻意不提这点。
“
宋帝国的版图比其他汉族统治的世界帝国如秦汉、隋唐和明都小，更不用说非汉族统治的
蒙元和满清了。它一直都不是整个中华世界唯一的政权，甚至也不是中原唯一的政权，因
此无法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宋帝国很快接受了现实，无论是多么地勉强和不情
愿。它做出了重大的妥协，放弃了为世界统一而战的使命，基本遵守了中华世界分立的国
际政治秩序，并正式地予以合法化。
宋帝国由此成为已知世界诸多共存国家中的一员，虽然还是常常自诩为至少是多国中的世
界中心。因此，先秦的世界秩序于是在中华世界里复兴，并且通过澶渊之盟得到了文字和
法理的正式确认。
西发里亚式世界秩序深深地塑造和维持了宋帝国内部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
产生了宋史学家邓广铭所称的在整个2000多年中华古代文明史上，‘既空前绝后，也无与
伦比的’物质成就和文化精神进步的‘最高峰’。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新而独特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都逐渐消减，被宋帝国深深
内含的秦汉政体逻辑，以及建立中华秩序的天下一统之天命所抵销和颠覆，并最终铸成宋
统治者们本可避免的生死攸关的人为大错。雄心勃勃的皇帝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想通
过变法‘富国强兵’，用武力扩张宋帝国，仿效汉唐皇帝们成为君临整个已知世界的强大
秦汉式君主。然而，他粗放而代价昂贵的变法，实际上开启了帝国被动摇、离析并最终崩
毁的进程。
到了宋徽宗年间(1100~1126年在位)，帝国的野心和虚荣心与各个政治集团失控的利益冲突
，互相交织，导致了宋帝国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政治(士大夫政治)发生异化，从而削
弱了帝国的决策能力。此时，源起北亚草原的女真族金帝国和蒙古族帝国，受气候和人口
变化的强大驱使相继往南扩张，与宋帝国连续的决策失误相互作用，由此结束了中华历史
的古典时代，迎来了中华秩序在后续的元明清世界帝国里的终极复辟。
”
“
虽然宋代皇帝们基本上都是儒化法家的秦汉式专制统治者，但是他们的统治从一开始就很
少有独裁暴政，非常罕见也很了不起。这也许是因为受到当时已存在的西发里亚式世界秩
序的制约。有些宋代皇帝还近似威权主义开明君主，实行一种接近社团主义贵族政治
(corporatist aristocracy)的统治方式。宋帝国政治上比较注重国内，更加儒家化，偏重
孟子的人本主义理念，强调国内安宁和帝国福祉，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整个已知世界。
宋朝的统治者们在现实中基本放弃了天下一统的野心。他们在国内外政策上更倾向于妥协
，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常常还是故作姿态，以天下唯一的天子自居。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容忍了以忠于皇权为前提的多元化，以及各党派之间关于政策的辩论与异议，基本遵守了
依法治国(rule by law)的原则，主要通过内外贸易和经济增长获得权力和财富，而不是通
过无止境的税收、军事扩张与征服，去追求帝国荣光。
与其他秦汉式统治者一样，宋帝国继续使用了一些传统的帝制治国手段，如改进后更加公
平、对平民们更加开放的科举制度。宋代官僚体系大为扩展和强化，并且更为专业化，从
而大体上整合社会菁英。宋帝国继续了官修历史的传统，但是对私人修纂历史、文学艺术
乃至政论的写作和出版都相当宽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上有了新的实践和特点，统
治菁英和地方仕绅都积极地参与并常常影响了国家政策。
宋帝国有个仁政哲学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作为最终的决策者，皇帝保留
制定规则和法律的权力，但是皇帝的诏书必须要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由文人构成的内阁
大臣们，管理所有国事包括军事。职业军官们定期轮换，并只有在战时才能在文官监督下
被授权指挥特定的军队。
宋帝国的开国皇帝就设下规则，不对大臣、顾问、文人(包括私人历史作家和教师)以及给
皇帝提建议甚至批评意见的人使用死刑，从而使官员、绅士、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其中的
异议者，都大体排除在法家治国的屠刀之外。宋帝国的菁英们所能受到的最严厉惩罚，通
常就是撤职、降职、国内流放和监禁。有宋三百多年里，只有极少数高官被政府处死，例
如中国民间文学中最著名的爱国英雄岳飞。据考证，宋代没有后来中华世界里无处不在的
、在皇帝乃至上司和官员面前下跪的仪式。在宋代，受过教育、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尤
其是通过科举考试被任命为文官的菁英们，享受着整个中华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骄傲、声
誉、权力和保护。
”
这里补充一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大众熟知的包青天就是宋代人，其实这很接近是典型
的依法治国的概念。
但是当然，需要民间传诵，就说明这不是常态。而民间少有传诵其他朝代的这类清官，就
更说明了大多数时候中华秩序的本质并非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然后现代体系下其实文人治国也是常态，强如美国这种空前的军事强权，他的国防部长也
依然必须是文官，即使是军人转任中枢军事官僚，也有限制三年以后方能担任的条款在，
所以文人治国并非有问题的理念，而是宋朝施行的机制和其军人培训的目的出了问题。
然后是宋朝之殇：
“
对军人的有效控制和总体上相对开明的治理，使得宋帝国在三个世纪里从未有过严重的内
部挑战危及其统治。没有什么暴君独裁，没有邪恶的宦官专权，没有可怕的军阀割据或军
事政变，也没有大规模的内部叛乱。这一切都是整个中华世界专制统治史上罕见的成就。
然而，这个被黄仁宇称之为‘大胆试验’的开明帝国，还是被其秦汉政体内在的强大逻辑
所驱使，因为面临‘没有统一’的燕云十六州，宋帝国深感其连中原都无法统一的缺憾和
自卑。由于武力有限，于是外交手段就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
所以当12世纪初，辽帝国内部的女真族崛起，并建立起强大的金帝国，从而使得辽国国力
大伤时，就似乎给了宋帝国一个诱人的机会。一般说来还是相当明智的宋帝国决策者们，
‘不得不’背弃盟友辽国，去与未知的对手金国做一个极具诱惑力但也冒高风险的交易，
希望能借此‘收复’全部的燕云十六州，从而至少完成统一整个中原的天命。这一决定是
基于秦汉政体的本性，也彰显了中华秩序的强大逻辑力量。但是历史很快就证明，这个决
定是宋帝国为自己铸成的致命大错。
”
所以历史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强化宋朝以统一天下，其实还是受到了这种内在观念的驱使，
并没有深思其合理性。
最明显的就是连台湾的读者也经常受此影响，并未去质疑宋朝背盟的合理性，本书作者用
的词就很巧妙地揭示了这点："不得不"。
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让现代读者忽视这种背盟的合法性合理性呢?就是我们内在对天下一统的
认可，于是宋朝背盟不受指责，反而是宋朝未能富国强兵去达成背盟的武力基础，会被人
指责。
后续文章谈及数据时也会证明背盟对于宋朝来说也是危及自身利益的举措，唯一获利的只
有"政权合法性"这点。但恰恰是这个经常被华人忽视的深藏于内的观念，葬送了其他任何
基于利益的考量。合法性恰恰才是一个政权最昂贵的核心(也是民主政权最具备的天然优势
)。
以后看到历史小说不假思索地批判宋朝不去强化军力以统一天下时，或许我们该思考的是
，宋朝凭什么应该放弃自己的利益转而去夺取天下?凭什么背叛盟友？凭什么背叛盟友不受
指责？该问的问题或许不是"宋朝是否应该富国强兵"，而是"宋朝是否应该联及外部未知势
力，打击已知且有利于己的强大盟友"。
换句话说，许多民族主义学者和作者经常干的事就是问错误的问题。他们没有ask the
right question，而是在错误的假设上打转。
回归本书后续文章，接下来会探讨的是澶渊之盟的新秩序本质，以及它与之前其他分裂时
代的核心不同之处：
“
在唐帝国之后的政治大分立中，中华世界有几个国家在10世纪共存于一个事实上的西发里
亚式世界秩序之下。这个秩序在宋辽1005年的澶渊之盟相互承认其平等存在之后，被正式
和书面上合法化。与中华历史上此前和此后的许多条约和联盟不同，澶渊之盟是两个平等
国家之间以永久性和平共处为目标而签订，被前所未有地遵守了超过一个世纪。中华世界
的各族人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意识地也事实上背离了中华秩序传统长达近3个世
纪。
”
“
辽、宋、夏是三个明显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三个各自独立的秦汉式帝国政体
。它们在外部建立和维持了一个成文的合法化的西发里亚式国际关系，彼此之间虽然有着
不断的战争、外交、贸易、结盟，但大都接受了平等共存的基本原则。它们的联盟及其三
极国际关系，无论是其性质、范围和寿命，都是整个中华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相比于八百年前的三国时代，宋代三极国际关系有着质的不同，它是一个法理上的正式的
国际关系体系。不过，辽、宋、夏三个帝国的内部都是类似的秦汉政体，都是人治(rule
of man)的专制统治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制度。于是它们谨慎的外交政策，在国内都
缺乏制度化的理性判断和稳定机制的可持续支撑。三国内部都有的、根深蒂固的中华秩序
观念，也就注定了辽宋夏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的最终厄运。尤其是宋帝国，没有能自觉地维
护它们所享有的新型国际政治，反而自以为是，为了一时收益而去破坏这个新秩序。
在12世纪初，这个国际关系因为‘世界范围’的力量之重新分布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即金
帝国的崛起而首次崩溃。它在震荡后又设法恢复为一个新的金宋夏三极管系，依然是一个
类似于西发里亚的世界秩序。一个世纪后，该世界秩序因为同样的地缘政治关系又一次崩
溃，再也未能在中华世界复苏。
”
澶渊之盟其实维持了辽宋之间超过百年的和平，但是还是被轻易地背弃，就只是为了统一
天下世界大同的理念────典型的极权主义思维，为了达成其理念，牺牲其他所有利益
都在所不惜，甚至是"为了永远的和平而发动战争"，结果实际上的成果还不如维持条约本
身。
接下来会陆续开始谈到具体数据：
“
在实践中，澶渊之盟为宋帝国和辽帝国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甚至传统上饱受战祸
的边境地区也是如此。宋帝国还由此赚得了巨大的财政盈余。对于崇拜天下世界帝国的人
来说，每年付给辽国30万到50万两白银，可能听起来令人为宋帝国感到羞愧。然而这笔钱
只相当于宋国每年庞大军费的0.5%至1%，或者宋国每年总财政预算的0.2%至0.7%，或者当
时打一场中型战争费用的1%至1.3%而已。
再者，宋国支付的岁币的大多数，又被辽国用来购买宋国的出口物资，支持了宋朝经济和
关税收入。它还可以被看作是宋辽之间长年贸易不平衡的一个补偿性支付案例。宋真宗实
际上已经准备接受10倍大的付款，认为那也是值得的。对于持久的和平及由此而剧减的军
费来说，这其实是很合算的投资。
”
“
帝制时代最佳的统治与长期的和平安定，毫不意外地为宋人带来了20世纪之前中华历史上
最为繁荣的经济。宋代的繁荣比中华历史上任何其他盛世都长得多。澶渊体系下宋帝国的
人口在一个世纪里增长了3倍，于1110年超过唐代人口数量，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亿人。北
宋覆亡后，版图小很多的南宋人口在1200年又达到1亿，形成中华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庞大汉
族人口。整个中华世界(宋、辽/金、夏、大理等)的总人口多达1亿1千万到1亿2千万，占当
时人类总数的大约1/3。
宋帝国的首都开封和临安，分别拥有过180万和120万居民，都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
都市。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商人、日本留学生、东南亚商人和犹太定居者都曾永久性地居住
在宋帝国的首都和港口城市。
这个庞大的人口同时享有中华历史上罕见的高生活水平。作为农耕社会的主要财富指标，
宋帝国的人均粮食年产量估计为728公斤，是从先秦到今天的整个中华历史上的最高峰；
秦汉帝国时代人均粮食年产量估计为505公斤，隋唐帝国的一个短暂时期为725公斤，明代
降为591公斤，清代为360~390公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只有400~500公斤。一位比较
经济史研究将宋帝国称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和贸易大国，而随后的明清帝国则‘转
为内向，放弃了国际贸易和在经济发展上的领先地位’。
虽然主要还是农业社会，宋帝国重商并且是中华历史上唯一的鼓励工商业的王朝。由此带
来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采矿业、繁荣的商贸，以及无与伦比的对外贸易。宋帝国的年财
税收入(税收)是19世纪末之前中华历史上最高，而它的税率却是各个帝制政权里最低的之
一。宋帝国年财政收入最多的一年可达到1亿2600万两白银，比版图要大许多的明帝国的最
高年财政收入还要多10倍。即使是版图大为减少的南宋(其版图只有以前北宋的2/3)，其年
度财政收入还是要比明帝国多6倍。
更了不起的是，宋帝国庞大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业税，而不是对农民日益加重的剥夺。
宋朝的工商税稳步而惊人地增长，占到其财政收入的35% ~ 70%，而传统的农业税和人头税
则大致保持不变，这标志着大规模的非农业经济的繁荣。只有到19世纪末，中华世界工商
税收入才再次超过农业税和人头税的收入。
英国学者关于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定量研究表明，在20世纪以前，中华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GDP)在2千多年里基本上是停滞不变，只在宋代有增长：年增长率虽然只有很低的0.06%
，但是已经远远高于当时其它非欧洲地区经济体的增长率。在西元1000年，首都开封一般
劳工的年均收入可以购买的粮食，按2009年的粮食价格折算，大约是3200美元，与2010年
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同。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宋代的成就在中华历史上是真正的无与伦比，英国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之为中华历史上的科技黄金期。宋代有大量多产而有价值的科学家，法
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arnet)直接将宋代称为中华科技复兴时期。事实上，在20世纪
前中华世界的所谓‘四大发明’，有两样(火药和活字印刷)发生在宋代，而另一种(先秦时
代传下来的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得到实际使用。宋代还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包括世界
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石油、机械设备和对人体进行医学解剖。
总体看来，宋代是中华科技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顶峰，因为整个中华世界到‘西元13
世纪以后就基本不再有任何创新了’。如果考虑到整个中华世界里其他国家同时也享受到
和平、繁荣和进步，则宋代的辉煌成就和灿烂纪录，更加令人惊叹不已。无论后世的中华
历史学家们是如何不情愿和不公平地纪载它们，这些国家都拥有明确的主权，稳定维持其
领土边界和平等。贸易、外交、当然还有战争，将这个体系维持了几代人的时间。长期积
累起来的中原知识与技术，被扩散到整个中华世界的各个角落；非汉族(非中华世界甚至
非亚洲)的技术与文化，也同时深深影响了中原。
”
今天暂时先转载到这，后续还有其他更多数据比较，以及我个人这些年阅读中国历史小说
的特点观察，就改天再打。
另外事先声明，这边我已经简单地掠过了该书中关于隋唐和清朝的部分，后续写到具体数
据变化时，提到隋唐或者清朝的部分若有不明之处，并非该书未讲，而是我觉得跟我想要
探讨的问题比较无关，而更近似于其它中华朝代中差劣统治体系的佐证。若有人想问，我
再根据该书回答，或者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