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一本书有感，所以借用回应本版的老讨论文章来发表一下内容，因为这也和之前的
一些老讨论有关，比如前阵子讨论宋代重文轻武的文章，就有人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强化
军人地位应对辽金威胁，但看过该书后我想真正应该探讨的其实反而是宋朝是否应该采用
"联X灭Y"的手法，背叛自己的利益。
这本书的名称叫作《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我之所以推荐它，
一是他把中国历朝之所以容易采取朝贡贸易和锁国政策的原因讲得很清楚，是把我们历史
课本中有教的内容成功串起来的那种理论，可以说知道了它的理论，就可以把历朝一些迷
惑行为解释得很明白。
第二是这本书有收集不少过往学者的研究资料，并给出详尽的数据比对，统计结果表明大
一统王朝下中华文化圈的发展都是停滞乃至倒退的，不论经济上文化上或科技上都是如此
，在这本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大一统王朝的"次优化"特性，导致了看似巅峰实际上只是比
烂。数据的残酷真实性显示在大多数大一统王朝的农民其实过得甚至堪比欧洲黑暗时代的
农奴或者更糟，而不是士大夫阶层文章中显示的"盛世"。
Okay，前言介绍写这么多，下面来引用该书的一些段落，所以文章会颇长。
首先是该书认为中华文化圈的盛世并非大一统王朝，而恰恰是分裂时期，具体来说分别是
先秦时代、宋朝以及民国初年，这些分裂时期不论在文化上经济上的成就，从数据上来看
都是优于统一时代的。
“
先秦时代是中华历史和文化的定型期。在一个事实上的西发里亚式国际体系中，激烈竞争
的各族各国人民，在中华世界创造了历史上最具创新性的时代(另外两个是宋代和19世纪后
期以来)，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基础。直到20世纪之前，中华世界再也未出现过先秦的
所谓百家争鸣现象。在文化成就上，先秦时代显然可以与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奠定了西方
文明基础)的黄金时期相媲美。书面中文和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都是在先秦时代
创造出来。在接下来二千三百年中，在“世界政府”主导下的中华世界再没有新的重要思
想出现。几乎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进口的(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马克斯列宁主义、民
族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和现代科学)，或者仅仅是先秦百家思想的一些分支发展，如朱熹
和王阳明的著述。
”
“
从先秦时代的现有纪录可以看出，中华世界里生活在多国体系下的人们，发展和倡导了20
多个(被比喻成百家)不同的、经常互相对立、彼此辩论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学派。除了儒家
与法家，其他思想也非常丰富多彩、精细发达和影响深远。由于后来中华世界的帝国统治
者的有意毁弃，许多先秦思想仅幸存一些碎片。这些思想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观念和心
灵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全球性影响。
”
“
与后来中国的官方历史叙事正相反，尽管有着战国之名，先秦时代的中华世界，相比于之
后世界帝国秩序下大一统的中华世界，实际上更为辉煌而令人钦佩，是一个治理得更好、
也更和平的世界。在西发里亚式的政治秩序下，战国时代的人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个性、
流动性、选择和繁荣，而秦帝国以后的中华秩序下很少再见到。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人
们的民权(civil rights)，接近处于西发里亚国际体系下的近代早期欧洲人民的民权。尽
管在‘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确实征伐多年，但在这五个世纪中的战争频率其实远不如后来
的其他时期。只有宋代的澶渊时期(11~12世纪)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更为和平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该时代因战争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明显低于后来的帝国战争、内乱和
叛乱。先秦时代的战争大部分是区域性的、重复性的、短暂的、破坏性不那么大的低强度
战争，实际上推动了以效率导向的社会政治变革────即学者们认为的‘战争的合理化
驱动’，属于典型的目标有限的国际冲突，而不是全面战争。
秦帝国以后，中华世界进入了世界帝国秩序，不仅战争频率增加了，战争的强度、长度、
范围、死亡人数及破坏度都扩大了。随着中华世界帝国秩序在元、明、清帝国时期更为完
善深入，中华世界里的战争变得更多、更残暴，破坏也更剧烈。与战国时代不同，世界帝
国秩序下的战争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全赢或者全输的全面战争，属于相当典型的更具破坏性
的内战。如蒙古族、女真族、党项族、汉族统治者之间以及满族、汉族、准噶尔统治者之
间的许多战争，其实已经迹近于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行为。政治集团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大屠
杀，基本上只是为了成为整个已知世界的唯一统治者。另外，那些通常是出于绝望的武装
叛乱(或称起义)，例如太平天国(1851~1864)，在几年里就导致难以想像的七千万甚至一亿
人丧生(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
P.S.一下，一战伤亡1500万人左右，二战伤亡5000万人左右，加起来其实比太平天国的死
伤低...。
接下来进入该书正题，即秦汉式法家世界帝国秩序的本质，即"极权主义"：
“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通常是指一个强制性的一元化政体，消除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政
治多元性和内部竞争。它强力推行某个意识形态，鼓吹一个似乎可及的乌托邦理想，和对
人性及社会的某种整体观念。极权主义政治下的社会和谐，通常是强制的和谐，其社团及
个人处于原子化状态，必须通过大规模群众动员去强力组织。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往往
是一个富于魅力、或者有着传奇神秘力量的个人。独裁者受到很少的约束，依靠残暴的武
力、广泛的恐怖、有效的宣传灌输、最佳的人身和精神控制技术去统治。极权主义的治理
有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国家机器垄断、控制了几乎一切经济活动和资源，用来驯服包括菁
英层在内的所有群体和个人。
”
“
极权主义的关键特征和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创立极权主义政权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些可
怕的‘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一个真实而可怕的敌人，才能合理化解释及维系住权力的高
度集中。极权主义政治的如下一些特征，也就随之顺理成章：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上自
上而下的控制；动员群众、榨取各种资源，以及管制各种信息；要求人民完全顺从，并消
除任何批评声音；把整个社会都原子化，国家机器成为唯一的国内组织；使用武力和镇压
，无休无止地牺牲人权和生命。极权主义国家视需要与否，会使用种种宣传、欺骗、阴谋
，培养仇恨和分裂，从而制造敌人，随意清洗敌人，建立一个类似永久战争的恐怖环境。
为了创建和维持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作为‘敌人’的补充和替代，独裁者们还会发明一些
模糊却迷人、令人痴狂但又看来可信、简单却又宏大的理想或者使命。常见的例子包括，
执行神的旨意、或者遵循某种科学世界观、或某个领导者的梦想；净化和提升某个种族；
统一祖国乃至整个世界；复兴某个文明或者报复过去的仇恨；获取更多的生活空间；或者
干脆去创造一个人间天堂。
在中华世界里，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最好的敌人在历史上一直是外部蛮族。因为他们很容易
就被鉴别为不是‘我们/华’的‘他者/夷’，并号召与之战斗、杀戮乃至征服他们。因此
，一个极权主义政体，在国内必定仇视异见者、差异性和多样性，并采取独裁和暴政；在
国外则必定具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性质，因为与任何有意义的国际比较与国际竞争共存
，都会令极权主义政权感到不安全。如果一个极权主义政权比较虚弱，则它可能紧密控制
自己的人民，防止外来影响，构建一个假装的国际优势乃至领导地位；如果一个极权主义
政权比较强大(甚至仅仅是自我感觉良好)，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出击，以寻求国际影响力，
控制乃至征服整个已知世界。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因此必定是或必须成为一个世界政府，
通过统治和收服整个已知世界，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
”
这边首先定义了极权主义和其特征，以让读者了解政治学的基础，后面的文章会提到中华
世界政府的特性：
“
在中华世界里，秦国几个世纪里不断地壮大和扩张，最终导致了各个封建邦国的灭亡。统
一后的秦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有一个管里整个已知世界(天下)的世界政府。帝国的制
度是自上而下委任所有官员，惟上司旨意是从，并以皇帝的喜好来最终定夺。原本拥有土
地的世袭贵族阶级，被郡县制下单一官僚统治阶级所取代。这个新的统治阶层，从皇帝那
里获得权威和力量，践行法家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使用武力与权术诡计。秦，带
著中华世界里的人们踏上一条世界帝国、极权主义统治之路，由中央集权统一管理太阳下
的每一个人，即所谓天下一统。
‘天下’概念可以追溯到西元前8世纪之前，意即整个已知的世界，应该统一在一个独一无
二的统治者(天子)之下，并由后者提供政治秩序和制里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不过，在封建
分立的先秦中华世界里，这一诗意理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
”
“
商鞅式政权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宏大事业，把一个地处边陲、落后而弱小的秦国，变成
超级大国和霸主，进而消灭六国，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我们从后人记述的文字冷酷而粗
率的《商君书》中，可以看到这个强有力的威权─极权政体所信奉的关键法则：使用各种
残酷的武力、诡计(包括发展秘密线人)，诱发出人们的贪婪和恐惧，以碾碎、征服、剥夺
和操纵民众，同时摧毁和销蚀所有的社会政治组织(除了帝国等级制度本身)和道德伦理(除
了对帝国的忠诚)；以故意剥夺、压制、虐待甚至奴役人民的方式，发展、动员和集中所有
资源，以无限扩大国家力量，尤其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利用各种资源聘请专家
人才，包括积极招募和收编外国人，甚至对手；不惜以金钱收买腐蚀、使用诈术离间、甚
至谋杀手段，无情摧毁所有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这个愚民、牧民的法家政治手册骇人而有
效，被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秦晖称之为‘与人民为敌’。
一个极权主义法家政权，必须要寻求统治住每一个人，为此方能繁盛。它必须借由无休止
的控制和扩张，汲取其合法性和力量，直至达到世界的物理尽头或者耗尽自身的动能，一
个秦式的法家专制国家，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只要出现任何不受其控制的有意义的比较
和竞争，就很难觉得满足、安全与和平；它于是就有了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注定使命，即
所谓天下一统之天命(Mandate of Heaven)。
”
“
汉帝国恢复了秦式世界帝国的统治，很快就面临了那个推翻秦帝国的挑战：一个极权主义
势力征服了整个世界，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也就失去了强大的敌人或者宏大的目标；
那么这个讲究效能、无情而脆弱的法家极权主义政体，该如何持续下去，长久地统治整个
世界呢?我们可以考察20世纪的极权主义领袖，看他们是如何创造性地应对这个问题的。答
案很有趣：他们干脆制造出一些永恒的敌人，比如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或者创
造出一些无尽的宏伟目标，比如种族纯洁和共产主义天堂。
”
“
在长达54年的汉武帝统治时期(西元前141~前87)，汉帝国终于找到了解决世界帝国治理难
题的办法；用经修正的、简单化的儒家思想，补充和加强秦式法家世界帝国秩序。
董仲舒控制人民、统治天下的思想，包含有《易经》中许多先秦道家和阴阳家思想的浓厚
成分。他使用‘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将
秦汉世界帝国合理化。就像世界只能有一个天堂，天空只能有一个太阳，人世间只有一个
正道，一家只能有一个父亲一样，一个世袭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就应该统治天下(整个已知
世界)。皇帝作为天子，从神圣不容挑战的天命那里得到权力与合法性。上天(自然宗教信
仰的大自然或上帝)和人类生活在根本上彼此相连，是一致而又同步的整体。被董仲舒用儒
学包寡起来的法家秦汉政体于是被证明为天定的自然规律。这一政体被理想化为稳定和安
宁、(有等级的)平等与正义、繁荣及安全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些观念被经典表述为‘天下
一统’、‘大一统’或‘大同’或‘天下为公’(来自《礼记‧礼运》)。
”
“
就此，到西元前2世纪后期，汉帝国设法构建了一个涂上了儒学色彩的秦汉法家政体，以及
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天下)的世界帝国秩序，即中华秩序。这个天下一统的天命，被一些历
史学家称为由官方建构和灌输的中华‘文化主义’或‘帝国普世主义’，也有人称之为‘
儒法国家’。这是一个等级制的、个人独裁的制度，而最终可诉诸于武力；它最理想化的
结果是依法统治(rule by law)，但经常沦为人治(rule of man by will)。它基于无情地
使用武力和诡计，但是又装饰了儒家基于家庭典范而衍生的人文主义礼仪和价值观。汉武
帝就一面神化儒家关于忠诚孝悌的理念，一面将秘密线人制度合法化，鼓励及奖赏人们举
报自己的家人，延续法家、政治家商鞅两百多年前创造的这种控制人民和增加税收的中国
统治术。
”
以上就是中国历朝的基础，也就是史学界常说的"外儒内法"的政治架构的起始与演变了，
可以看到大一统帝国因其政权合法性的本质问题，必然是在强势时采取扩张政策，弱势时
则采取锁国政策禁止内外交流的。
接下来开始就要提到后续的宋元明清了：
“
本书将详细探讨宋代在新政体和世界秩序上的宏大实验、其杰出的成就、令人遗憾的结
束，以及其意义深远但是被误读的教训。唐帝国之后，欧亚大陆东部的各族人民在宋代
做了一个重大转向，合法化了一个‘准西发里亚’世界秩序，比欧洲人早六百年，并由此
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对未来的期望。然而，或许还是那些不可避免的生态地理、人口与文
化观念上的原因，秦汉天下秩序在中华世界还是复辟了。因为宋代的共存国家依然都是秦
汉政体，这一政体的内在强大逻辑就是必须要建立世界帝国秩序，具有深层的制度性推动
力。宋帝国本身是一个温和的秦汉政体，接近开明威权主义政权。但它还是梦想着世界统
一，并且为此努力，从而导致悲剧性的灭亡。
秦汉世界帝国的再次复辟，是由宋帝国的一些致命但本可避免的重大失误，加上残忍但成
功的强大蒙古骑兵共同造成。在13世纪后期，通过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
，蒙古人在整个中华世界恢复了中华秩序，汉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被非汉民族完全征服。
秦汉天下的民族大熔炉被翻了个身，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在这个蒙古世界里被
奴役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蒙古帝国对宋人及其文化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和迫害是如此剧
烈，以至于后来一些汉族学者如明末的钱谦益认为，宋灭亡后，真正的中华古典文明也随
之湮灭了，即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华’。
在元末大规模的叛乱怒潮中推出了明帝国(1368~1644)，恢复了汉民族政权，但它从来没有
控制曾经被秦汉、隋唐和蒙元‘统一’过的已知中华世界。它的版图在其鼎盛时大致与汉
帝国相同，约有400万平方公里。而蒙元帝国和后来的满清帝国，鼎盛时的领土分别达到
1200万平方公里和1300万平方公里。相对而言，明世界帝国是版土最小的一个中华世界，
其实际统治的版图占整个已知中华世界面积的比例，比它之前和之后的中华世界帝国都要
小许多，几乎不断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威胁和入侵。明不得不多次与它未能完
全消灭的逃亡蒙元帝国残余势力作战；后来崛起的满洲民族还联合了蒙古力量，最终入侵
并征服了整个明帝国。尽管为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所驱使，但是明帝国未能真正统治整个
已知世界，明统治者只好依靠对自己的人民更加严密和严酷的控制，并借助旧时汉唐的羁
糜政策控制周边地区。它沿袭对远方的朝鲜、日本列岛的一些大名和商人，以及一些东南
亚国家的朝贡制度，实行名义上的‘统治’体系。但实际上，朝贡体系是明帝国的一个装
模作样、甚至自欺欺人的政策，让统治者假设‘外面’世界里不受其控制的国际比较和国
际竞争都不重要甚至不存在，天下已经一统。因此，朝贡体系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
体系。
”
“
海禁政策实际上是蒙元帝国的发明，但被明帝国以及其后的满清帝国全面持久地实施了几
百年。该政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中华秩序统治者们合乎逻辑的欲望────把未能控制
、无法控制、但是逐渐已知的外部世界强制隔离开。不像以前的秦汉世界帝国，到元明清
时候，帝国未能控制或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尤其是统治菁英们知
晓。海禁政策的实施，是为了防止国内人民，主要是那些难以控制的商人、船主、水手寻
找财富，积蓄力量，进而可能挑战帝国统治者。
其他的动因也许包括消灭海上流动的政治流亡者和叛匪、防止白银外流、垄断国际贸易，
以及禁止外来移民和对外移民。当欧洲人开始海外贸易、移民和殖民统治之时，中国人被
他们的统治者完全地锁闭在国内。然而在政治上，海禁政策反而增加了它据称要解决的问
题────导致了更多的走私、海盗、逃犯，以及公开的劫掠和叛乱，成为困扰明帝国多
年的国家与地区安全问题。这些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反叛的明人，但是被错误地称为‘倭寇
’，怪罪到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日本人身上。事实上，日本南部一些岛屿的大名领主和
武士浪人，只是时而为明朝的走私商人和海盗们提供了庇护和协助而已。最后，在17世纪
，志在天下一统，力量和运气却都极为不逮的明帝国，不出所料地拒绝了协商，与新兴的
满洲政权和西北部的叛乱政权(李自成)和平共存于同一个中华世界的机会，于是付出了彻
底灭亡的终极代价。
”
以上已经很好地解释了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的本质，其实不是帝国统治者无知；恰恰相反
，帝国统治者和北韩的金家一样对外界有所认知，但也因此更须采取锁国政策，并借助世
界帝国的身分去假装其他平等政权是从属于其政权的附庸。
后面还有很长，我把讲宋朝澶渊体系的部分、相关的数据研究和对中华秩序的特征的评论
部分放到下篇再转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