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69年，原属裕隆汽车投资企业，在1977年由欣欣客运接管
共营，1979年向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申请独立营运迄今，现拥有42条
公共汽车路线，主要行经台北市北区（北投、关渡、士林），东区（信义、内湖、南港）及新
北市（板桥、土城、新店）。目前员工数约400人，其中驾驶就占了293人。
在台北市，大南汽车与欣欣客运是唯二具备军方色彩的客运公司，背后的投资者同样
都是退辅会，是少数的“自主工会”。
第一章、大南工会30周年：从被扶植走向自主
1987年台湾解严，隔年报禁解除，工会、社团组织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1988年元月
，大南汽车驾驶周贤传与外部产业工会联手，预备筹组大南汽车企业工会，周贤传积极到
各场站奔走、召募会员，消息逐渐传开，当大南高层听闻此事，非但没有阻饶，更反将筹
组工会的主导权抢过来，指派公司最会赚钱的、名叫黄四正的站长，负责辅导工会成立。
同年10月14日，大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正式成立，除站长级以上的主管，其
余员工一概强制入会，只不过，工会干部虽美其名是由会员投票选出，但背后则是由各场
站站长“钦点”优良驾驶出线，等于只有管理阶层认可的劳工，才有资格担任工会干部。
现任大南汽车企业工会理事长邓有明，从第四届开始担任工会常务理事，第九届工会改选
时开始担任理事长，他强调就他自己所观察，工会成立以来，资方从未干涉工会决策与行
动，他也认为30年来大南汽车之所以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劳资和谐，与工会成立过程有关。
我们工会的成立，资方很诚意……像我们交通业，老板非常反对劳工成立工会，来对抗公
司，我们的公司是刚好相反，不但公司同意我们成立工会，而且还请专人指导，这就是我
们目前为止劳资和谐的第一个要件。
不过，邓有明心里也清楚，公司当初愿意主动辅导工会成立，虽然事后不至于一手掌
控工会运作，但仍藏有私心，不全然是鼓励员工投入争取权益，公司也怕阿猫阿狗来，到
时候跟公司对立，对大家都不好。
邓有明说，虽然是资方辅导成立，但是很民主，从来不过问，劳资沟通管道一向保持
顺畅，每三个月定期召开一次劳资会议，只要跟劳工有关的权益，工会也可随时找公司高
层谈；再加上大南是退辅会的投资事业单位，具半官方色彩，公司不敢恣意触法，产生劳
资争议的机率自然小。
而随着工会成立时间越来越久，有意愿投入工会事务的基层员工也越来越多，渐渐脱
离资方授意，理监事选举全面民主化，任何会员都可参与选举，理事长更是由全体会员直
接选举产生，大南汽车工会已完全走向自主。
第二章、最激烈一战：替站务员追讨加班费
自1988年工会成立后，大南劳资关系长期处于承平时期，直至2005年，当时的陆军副
总司令陈金生提前退伍，转任大南董事长，在大南掀起了一波改革。
当时陈金生为了偿还公司先前积欠银行的债务，一方面力行樽节，大砍员工福利，另
方面却因组织内斗，花大把不必要的银两，硬将公司据点从关渡迁移至承德路，种种行径
导致基层员工怨声载道，激起劳资对立，也让大南进入了劳资关系最动荡的时代。陈金生
这个人，也成了工会干部口中，最怀念又最可恶的争议人物。
陈金生过来的时候，是我们公司最狼狈、欠银行的债是最高的时候，欠了大概4亿1千多万
，说来话长啦……前面那位董事长(注:范宰宇)大量采购车辆，连车辆时间未到的，也提
前汰换掉，本来我们可以买的车子大概30辆，他要走的那一年就买了将近70辆。
邓有明回忆，公司成立的营业额才2千5百多万，却因大量购车，光积欠银行的利息就
高达4亿1千多万，陈金生接任董事长时，公司的营运状况一度撑不下去，转卖传闻，财务
窘迫的状态下，公司找来工会协商，给出两方案，一是重新调整公司薪资结构，二是员工
薪水集体缩减两成，但变动太大，引起强烈反弹，最后两方案才都作罢。
但是，对外债务高筑未解，公司不得已只好对内缩减、终止员工福利，各种名目的福
利金陆续被砍掉，原本各场站的站务员，每个人每月管理一台车，可领66元车辆管理费(
简称车管费)，每个站务员管理的车辆总数各不同，当公司连车管费都收回的时候，终于
引爆站务员的不满。
由于大南汽车站务员的上班型态是做一休一，出勤一日需做满24小时，早上9点工作
到隔天早上9点，才能休息一日，每月30天，上班15天，每月工时长达360小时，远远超过
当时《劳基法》订立的168小时的上限，然而公司每月给付的加班费却只以45小时计算，
长期“吃掉”实际的工时与加班费。
2007年，各场站加起来共19名站务员首先发难，先略过工会，私下连署串联，向公司
追讨加班费，但与公司协商未果，最后才委托工会出面到台北市政府劳工局申请劳资争议
调解，同时透过大南汽车工会的上级工会台北市产业总工会助阵，动员各基层工会扩大声
援，原本已拟定对外召开记者会，企图制造舆论向资方施压，这也是大南汽车工会成立以
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劳资关系严重冲突。
大南汽车工会副理事长陈盛雄说，当时19名站务人员争取的是2001年到2006年的未修完特
别假工资、延长工时加班费、例假出勤工资差额，因站务员们与公司谈判破裂，转而寻求
工会出面申请劳资争议调解，经过4次调解会议，历时将近5个月才达成共识，顺利追讨回
加班费。
邓有明表示，当时劳资双方闹得很僵，工会不但准备好召开记者会，控诉资方未给付
加班费，更制作了500条黄丝带，筹画让每个公共汽车驾驶绑在头上开车，吸引乘客注意，带
动舆论风向，最后是陈金生派了一名特助出面协调，再加上劳工局人员明确指出违法事实
，公司深知理亏在先，只好退让，工会才顺利替19名站务员追讨5年的加班费，更溯及这5
年内曾经担任过站务员的所有人，总共偿还了约93万。
不仅如此，公司还一并建立了站务员的排班新制度，从原本的做一休一，改成333，3天早
班12钟头，3天晚班12钟头，接着休息3天。邓有明说，当时仍没有周休二日，一个月顶多
休8天，站务员改成333制度后，一个月可休息9到12天，逾时加班费照领，休假变多，实
施后，站务员再也没有任何抱怨的声音传出。
不过，在这场看似打赢的战役里，大南汽车工会并没有获胜的欢欣心情，反而感到特
别的憋屈。
其实喔，你一直争，争到最后受伤的是整个大南的会员。已经得到便宜的是这几个干过管
理员的，吃亏的是我们所有的会员，因为那一年我们完全没有年终奖金……
副理事长陈盛雄则笑着纠正，其实当年公司还是有核发年终奖金，只是从原本的1.5个月
，变成只有少少的5000元，这是笑话啦，同业的驾驶问说今年多少，那我们驾驶都给他比
5个月，1个月1000。
公司该年以没钱为由，大幅度缩减年终奖金，由于站务员的职务性质，已算是各场站
的管理人员，19名站务员成功追讨到加班费，却苦了200、300多个基层驾驶员、技工等，
大家难免感受到自己“被牵连”，更有种相对剥夺感，部分会员因此怪罪工会无能。
而对于是职务具备管理性质的站务员率先挺身争权益，而不是最多数会员的驾驶员发
起，工会干部们都大叹可惜，这是工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本来有劳资争议的应该就是
驾驶才对，不是后勤人员，没想到是他们先发难。
此外，在站务员追讨加班费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件让工会干部至今咬牙切齿的小插曲
。邓有明提到，19名站务员里，有2个人“窝里反”，私下致电公司高层输诚，解释自己
是碍于集体行动的压力，才跟着加入追讨行列，最后这两人除了拿回加班费，还有人因此
升官当起站长，等于两边得利。当时干部们虽然心知肚明是哪2人“窝里反”，但碍于无
法说开，只好自己摸摸鼻子作罢。
也因为追讨加班费的行动者身分、后续更殃及全体员工年终奖金缩水，中间更有少数
人两边得利，让这桩工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仗，始终蒙上一层阴影。
而在陈金生担任董事长的动荡时期，除了站务员追讨加班费、大砍年终奖金等福利，
另外一项争议就是他执意将公司从自家土地的关渡，搬迁到承德路另外承租办公场地。
陈盛雄说，当时公司以财务吃紧为由，大幅度删减员工福利与津贴，宣称借此弥补财务缺
口，但一方面频频喊穷，要求员工共体时艰，另一方面却执意花大钱，将公司迁往承德路
，先花了一笔200多万元的硬件装修费，每个月更多支出高达45万元的租金，且不到一年
的时间，就因无法负担高额租金，赔偿近千万元的违约金后，再度迁到文林北路，月花18
万6千元继续租房。
以上种种错误决策，让陈盛雄气得以“基层员工”署名写了一封陈情书，状告退辅会
。只是陈情书最后犹如石沉大海，陈金生并未因此受到调查或惩处。直到2009年，下任董
事长张昭礼到任，才将办公场所迁回关渡。随着陈金生四年任期满，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
也趋于和缓，慢慢又回到了先前的和平共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