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新闻上看到的，不知算新闻或文章。
就像欧洲人疯足球、美国人爱棒球一般，不同运动之间也存在着由族群、文化与国境界定
出的界域。一九四八年，台湾首度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但是上海民众并不了解
台湾人所热爱的棒球，棒、垒球比赛的观众人数总是屈指可数，例如台湾对上广东的垒球
赛，“门票共计出售一百多张，为垒球比赛以来最大收入的局面”。而篮球、足球赛则总
是呈现人满为患的局面，看门道者众多。换言之，就如同媒体所指称的，战后初期“本省
人的爱好棒球，一如外省人的爱好篮球”，展现族群地理与运动版图相互堆叠的大致样貌
。加上战后政经资源以外省族群占优势，使得棒球与篮球不仅具有本省与外省的分野，也
有官方与民间认同的差别。棒球往往只能在民间的自力救济中开展。
基本上，台北市是外省族群的主要居住地，篮球的风行也较台湾其他地区为盛，而官方对
于运动的喜好，则大致上呼应族群的偏好。战后初期，篮球与棒球的出发点原本大致相同
，打棒球的人必须在外野有大树的新公园球场打球，而打篮球的人也必须在宽度不够的新
公园软式网球场上打球。
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后，先后兴建的郑州路球场、宪四团球场，为篮球比赛提供了更良善
的空间。一九五○年，宪四团球场首见夜间灯光，为台湾篮球夜间比赛之始。一九五一年
，五千多人的三军球场，以及此后的儿童公园体育馆、中华体育馆，都可以看出篮球运动
受到当局的重视。而在当时，台北最称头的棒球场（或许该称为大空地），仍是“新公园
棒球场”以及“台湾大学操场兼棒球场”。台北市内拥有少棒队的国小，如龙山、永乐、
老松等，也几乎毫无意外地都是本省族群居住的区域。
一九五一年，台湾篮球队与棒球队同时赴菲律宾访问。篮球方面，是由体育大老郝更生亲
自赴菲律宾会谈相关事宜，目的是以打篮球联谊中华民国与菲律宾的外交关系，此因总统
蒋介石与季里诺同站在反共阵线，篮球队因此扮演巩固外交邦谊的任务。至于棒球队，虽
也薰染部分外交色彩，却是由柯蔡宗亲会邀请，经费由宗亲会与谢东闵、谢国城等人四处
张罗自理。官方对于篮球与棒球的态度，由此可见。
有关当局对于篮球的重视，更可由“喝牛奶”一事看出。曾担任四届国手的合库经理陈胜
次，清楚记得有次路经三军球场，听见球场内喧嚣不已，因此前去凑凑热闹，但眼前所见
令他折服的，不是高超的球技，而是拿牛奶当饮料喝的篮球队员；他想起自己练棒球时，
有杯茶水喝就很高兴了，更多时候还只有自来水可喝。这其中的差异，真令人叹为观止。
又如在南部打棒球的小孩，总是臭屁地穿着球衣出门炫耀，但当时在台北打棒球的孩子，
若穿着球衣在外行走，则没有如此的荣耀感。
主流论述对于棒球也并未像现在这样看重，直到一九六九年台湾少棒拿下世界冠军，媒体
才连日刊载“如何打棒球”的报导，对于棒球术语报导的莫衷一是，更代表官方或者公共
舆论漠视棒球的态度。
早期的台湾，正如同眷村村口克难球场上聚集著大江南北的外省人打着篮球，台湾乡野的
空阔土地上也聚集了操著一口日式棒球术语的本省人在打棒球。时至今日，棒球队中的共
通语是闽南语，术语则以日语为主，而篮球队的主流语言则仍是国语；打棒球与打篮球的
、说国语与说闽南语的，各自形塑了不同族群的运动特质。
当然，外省／本省、篮球／棒球的界线并非完全裂决，如同曾任国手、出身眷村的周阿海
，就因为台中二中的棒球风气而投身棒球、喜爱棒球。七○年代之后，这条界线更是完全
松动，棒球沾染了国族激情、唤醒了民众对棒球的热情，打棒球成了可被期待的人生新选
择，提供了足以成就平民英雄的契机。因此，透过棒球认同中华民国的时刻，也就是外省
族群参与棒球的时候，于是造就了赵士强、林华韦等代表性人物，棒球也成为所有台湾人
的共同认同。
*本文摘自《新版 台湾棒球一百年》，玉山社出版。
出处：https://goo.gl/rR9ru3
作者是谢仕渊，棒球知识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