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台北电影节总监李亚梅：
去年改制、今年疫情，燃烧“行销魂”帮台湾喂养视野多元的观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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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焦虑的2020年过了一半，全台影迷在台北电影节宣布如期举行的当下，望见一道曙光
，久关牢笼里的影痴有多饥渴，从6月14日刷新预售纪录的早鸟预购票房可见一二，一小
时内即有19场次完售，包括柯贞年的开幕片《无声》和蔡明亮的闭幕片《日子》，以及多
部国片首映和世界各国作品。
2018年9月，年满20岁的台北电影节由李亚梅接任总监一职，曾任金马影展副祕书长，做
过电影上游策划监制、国片行销宣传发行，并曾于多所大学教授电影相关课程，也担任各
类奖项评审，累积了丰富的电影实务经验。
来到台北电影节担任“总监”约莫两年，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李亚梅与《关键评论
网》的读者们分享：“首先要决定影展方向，方向确认后发想相对应的活动，再来争取预
算并进行预算配置，也要管理人力。听上去几句话就结束了，但每个大项目之下，都有许
多事情要伤脑筋。”
从台北电影节的基因来看，是隶属于台北市文化局督导的台北市文化基金会之下，影展
60%的预算来自公部门，具半官方色彩，“管理上比较耗损的是，必须符合公务体制，有
繁复的文书流程，也需要花许多时间沟通观念。”
心境上，曾在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工作长达九年的李亚梅，本以为已经有过影展经验，接
下来没什么难过的关，“我本来觉得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做，实际着手北影以后发现个性还
是改不了，接了工作就会全力以赴。回想当初做金马，刚从国外学电影回来，对于电影圈
全然陌生，纯粹凭著对电影的热情在撑著，常常有一个人在对抗整个体制的感觉。”
李亚梅的冲劲和“敢”，简单几个故事就能让读者略知一二：“当年金马奖还是有一些旧
势力存在，例如，我认为不该让政治人物上台颁奖，但全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不到30岁的人
敢去反对；以前金马奖评审制度有时候是公家指派，也得花很多力气去改变。”
来到台北电影节，她看见值得精进之处：“金马和台北电影节这两个台湾的综合性影展，
前者历史更悠久、资源更丰富，也因为是华语影片竞赛，有香港、中国大陆的明星莅临；
虽然台北电影节在这些特质相对弱势，但我们有台湾影人，有影人就能说故事、有故事就
能做行销，应该把台湾电影这一块磨亮，发挥出该有的光芒。”
这样的想法迎来李亚梅上任后主导的第一件大事：改赛制。
从历史爬梳，台北电影奖经历过几个变革，最初前身是1988年中时晚报创立的“中时晚报
电影奖”；直到1994年更名为“台北电影奖”，分为“商业映演类”和“非商业映演类”
；来到1998年，该奖被纳入台北市政府举办的首届“台北电影节”竞赛项目；2004年，更
明确将奖项区分为剧情、纪录、动画与实验四大类；2008年，针对剧情类影片细分为长片
和短片，停止颁发最佳实验片，并设定只有剧情长片能符合百万首奖的条件，引来各界诸
多抗议；自2010年起，回到不分类评选制，且恢复百万首奖及个人奖项开放纪录片、短片
及动画片角逐。
“一方面，我认为二十年前台北电影节初成立时，当时的台湾电影环境不比现在，电影产
量也少。那时金马颁奖典礼如果没邀到成龙、刘德华等明星，媒体就会说本届金马奖‘星
光黯淡’，因此我们就必须找日韩影人补足阵容。”李亚梅回想，二十年前，台湾电影产
量一年仅有10部；如今，每年则有40到50部剧情长片，投入的人才也增加不少，去剧组探
班买的饮料数量加倍，就是证例之一。
“再来，专业分工更为精细，例如有专门的武术指导、后期特效、声音等各类公司，如果
维持四个类别各选10部片，很多人不会被看见和鼓励，所以我才提出要将‘入选制’改成
‘入围制’。”于是，2019年，台北电影奖更新赛制，将剧情长片、纪录片、短片、动画
片四大类作品及个人奖项，都明确订定5组的入围名单．并扩增原先代表技术奖项的最佳
艺术贡献，确立项目涵盖摄影、剪辑、美术设计、配乐、造型设计、声音设计、视觉效果
。
改制前，李亚梅征询多方意见，也开了三次咨询委员会议，开会时大部分得到赞成的附议
，也有反对声音，认为过去短片、动画和纪录片有10部片入选，现在只能各提名五部？
当然，这样的质疑不仅出现在内部的咨询会议，改制公布时，也曾遭到疑问，对此，李亚
梅认为：“名额维持不应该浮动的原则，否则失去一个奖项该有的精神，于是参考金马奖
的做法，每个入围奖项固定是五个。花比较多时间讨论的，也有应设立哪些奖项，至于动
作设计、特殊化妆等，这类应该要被鼓励、但台湾电影产量尚不足以支撑一个常态奖项的
，就决定以年度‘最佳杰出技术奖’肯定迈向专业化的突破。”
最佳杰出技术可反映出当年台湾电影的尝试与近年的趋势，去年由《下半场》洪昰颢、贾
凡，和《伏魔殿》黄泰维获得动作设计；《江湖无难事》张丞宁获颁特效化妆，便可看见
类型电影的茁发。
类型开发多元、片量趋稳定，是李亚梅从台北电影奖报名作品和入围名单，对商业电影的
第一线观察：“以前国片最多的是爱情片，这几年《红衣小女孩》系列都卖得好，开始有
《粽邪》、《女鬼桥》等愈来愈多恐怖片，算是延续；甚至也有像《下半场》这样的运动
题材、或《江湖无难事》这种关于拍片的荒谬黑色喜剧，大家的企图很明显，也更勇于尝
试。”
至于新导演的首部作品，亦可看出台湾一直以来鼓励新创作者的精神，“像廖克发的《菠
萝蜜》、陆慧绵的《迷走广州》等等，展现出饱满的作者风格。台湾艺术电影的脉络上，
承继台湾电影传统的年轻导演，还是不少。”
然而，摊开去年入围名单，也听到部分认为提名过度集中在某些作品的声音。亲自主持评
审会议的李亚梅说：“竞赛就是这样，有不同的评审组合，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本
无法预测和操纵，是碰撞出来的，评审会议当中往往充满惊喜，有些熟人的看法也让我意
想不到。”
以台北电影奖现在三阶段的评选机制为例，初选评审中会有几位加入复选，复选评审中再
找四位加入决选，希望让奖项名单是有机的，能产生不同变化，李亚梅分享网罗评审的诸
多眉角：“一是不找今年有作品的，二是避免该评审和报名作品有密切或良好关系，三是
去年当过者今年不要再当。因为评审口味不能被固定下来，应该要是流动的。”
因此，若要以现实的“成效”来考核改制，总监怎么看？“摊开数字，一方面是媒体曝光
增加了，去年不含网络、光是其他形式，媒体侦测公司给我们的估价就高达六千六百万台
币；今年将网络声量加入，到目前（访问当天是6月17日）为止已达一亿多。”
因为改为入围制，也连带增加影展收入，李亚梅的“行销人”身分虽是休息了，“行销魂
”还是藏不住，“演员受到提名除了可以鼓励从业人员，也能让媒体聚焦、采访，有星光
、有声量，赞助厂商就会进来，去年赞助金额成长32%，票房成长了8%。”
至于今年的赞助额，由于全球疫情延烧，许多银行、汽车、酒类企业总公司下达政策全面
停止赞助，确实也让台北电影节受到影响，“幸好我们最大赞助厂商中华电信觉得去年的
影展办得不错，今年反而加码。也因省下国外影人机票费、接待人员、口译人员薪资等，
刚好补了赞助金额整体减少的缺口。”看来做影展，也需要强壮的心脏、乐观的心态，和
迅速应变的弹性。
票房部分，李亚梅坦承，“我们今年本来已经做好票房差的心理准备，毕竟受到疫情影响
，大家都能理解，我只求能应付办公室支出，然后观众看片都安全就好了。我猜或许票房
好的原因之一，也跟现在全世界戏院都很少新片有关，而台北电影节提供影迷一堆新电影
。”
聊到台北电影节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的时代，李亚梅认为“回不去了”，当时台湾各类影展
、独立片商还没那么多，更别说串流影音平台的普及，“举例来说，2008年台湾共有三百
多部电影在台北上映，现在一年则是八百多部，观众接触到外国电影的机会大幅增高。因
此票房方面，我们只希望近期每一年都进步一些就可以了。”
若说去年最大挑战是改制，今年就是疫情，身为总监的李亚梅为厘清如何给同仁下达决策
，于是想尽办法与主管机关沟通：“真的要开始规划票务时，确实发现有许多矛盾的地方
，例如梅花座、VR单元的举办与否都是，经过努力，幸好迎来梅花座的解禁、VR能照常推
行。”
除了电影节的执行层面，疫情对台湾整体产业的余波，恐怕是院线票房的现象，“大者恒
大、M型化的两端会更为明显。一端是商业娱乐片，乘载着休闲和社交的功能，这部分不
会太受影响；另一端则是影展、艺术片，观众重视与影像的心灵沟通，也很难被小萤幕取
代，受影响的反而是中间型，没有视觉奇观、也不特别讲求心灵交流，会比较容易被方便
、省钱的串流平台取代。”
李亚梅补充电影圈的担心，即是经过这波疫情，大众对在家看片的形式更加依赖，要去戏
院变得更困难，“我自己还是认为，只有中间型的家庭剧情片、爱情片等较受影响，所以
还是回到片型的因素，台湾电影多是落在中间，确实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此，台湾影视的“产业化”这题考古题，总是被谈及，“文化内容策进院成立后，大家
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可以带动投资，制作生产出令人眼睛一亮、或可以跟大多数观众沟通
的作品，我们还在观察，也知道这需要时间。”
除此之外，李亚梅很看好由影城龙头组代表队投资台湾电影的模式，“因为戏院眼光深谙
商业性，他们对票房、观众品味更为敏锐，也许真的能催生几部好的卖座电影。若有卖作
国片，士气就会在，投资人也会来，台湾电影就不会消沉。”
回到台北电影节之于城市和观众的初衷与功能，也是在为电影产业喂养视野多元的观众群
，“台北电影节是市政府的活动，发生在电影产业上中下游聚落集中的台北市，服务的对
象第一个就是台北市民。我们要尽量提供多元丰富的片单让观众选择，透过拓展观众的视
野，让观影口味更完整，就可以帮助电影产业，让各种类型都可能存在于台湾。”
或许外界会好奇，李亚梅的台北电影节之路，未来会是如何，这点连总监本人都没有答案
：“第一年改制时，有人不看好，我不服气，虽然不确定需要几年，但我希望将改完的成
果稳定下来，再把棒子交出去。接下北影后，我只新推出一个‘非常新人’的活动，不希
望被‘创新’的指标给绑架，毕竟为了创新而创新其实很无聊，应该重视效益。”
李亚梅找人力、争预算，将上一届总监沈可尚任内创下的三个活动维持下去，深信一直耕
耘就自然会产生特色和品牌，“同一时间，我也优化‘正在拍片的我’，希望能更实质地
帮助新导演。总之，我自己主导的改制要迎向稳定、承接前人发想的活动要改善、持续。
”
2020台北电影节在焦虑躁动的时代中展开，也因此，身为影迷的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入厅
的沉浸与抽离，并默默守着未来几年的台湾电影，或许在养分与毒素的交奏下，将有着难
以预想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