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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117000706-260109
天堂不撤守－起诉喊价式求刑 易流民粹
2014年11月17日 04:10
陈长文
检方起诉顶新食安案被告魏应充并具体求刑30年，近日亦就夜店杀警案起诉众多被告并请
求“从重量刑”。其实，“起诉时具体求刑”不仅有违无罪推定，易形成社会“重罪预断
”，且求刑与判刑结果落差，更将损司法信任度。检方则回应，食安风暴重伤台湾民心，
且法无明文禁止；起诉时求刑，可展现政府打击不法的立场。
起诉时，检方该不该具体求刑或从重量刑？
在刑事诉讼三角架构中，代表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检察官、申辩的被告，分别是“对等的当
事人”。为落实刑事政策，检方有“妥适求刑”之义务，但不该在起诉时以未经充足量刑
基础事实之调查而为“喊价式的求刑”。
起诉，是检方自认掌握犯罪事证已足，依刑诉法将载明“事实及证据、所犯法条”的起诉
书，提交“第三方的法院”审判。接着，“定罪与否（犯罪事实）、如何量刑”两阶段的
审理，都需由检察官负举证责任，经双方辩论，再由法官判决。
起诉不代表“有罪”，被告仍受无罪推定；此时的“犯罪事实、证据调查”仅凭检察官认
定，尚未经审判严谨的攻防，有偏颇之高度可能。刑法第57条明定科刑时，应以行为人之
责任为基础，审酌一切情状，以为科刑之标准。因此，量刑必须斟酌被告具体犯罪情节、
所犯责任之严重程度，逐一审酌57条所例示之事由，具实详予清点，以充足应审酌之刑罚
裁量事实。
以目前检察官的侦查实务，针对刑法第57条所例示的事由，调查了多少？又有何坚实的事
实来求刑？此类起诉求刑，除了漫天喊价，满足一时人心之快，对于审判中量刑辩论之充
实，又有何助益？如认为此类求刑既对于法院并无拘束力，而得任意为之，漫天喊价，未
来则待被告与辩护人就地还钱，那么检察官岂非自贬身价？
19世纪刑事诉讼改革先锋Mittermaier曾言：“检察官应力求真实与正义，因为他知晓，
显露他片面打击被告的狂热将减损他的效用与威信，他也知晓，只有公正合宜的刑罚才符
合国家的利益。”漫天喊价式的求刑，显然不契合国家赋予检察官的神圣期许。何况，对
此争议，立法者早已做出选择。
先入为主是人性弱点。为避免量刑资料影响法官认定犯罪事实之心证，立法院在民国92年
已修改刑事诉讼法，区分“事实认定、量刑程序”两阶段。例如第288条“审判长就被告
科刑资料之调查，应于前项事实讯问后行之”；第289条，在言词辩论终结前“审判长应
予当事人就科刑范围表示意见之机会。”均指明检方求刑时点并非起诉时。
此外，司法实务长期重“定罪”轻“量刑”，量刑欠缺完善制度，妥当性遭受质疑。司法
院亦已参考外国的量刑制度，着手建立量刑数据库等机制。
在刑诉法的上开脉络下，检察官与其在起诉时急于求刑，不如落实法庭量刑程序，在审判
中扮演妥适求刑的角色：
首先，检方求刑，须兼顾多重目的，落实刑事法政策，诸如：为被害人发声、维护公益并
吓阻犯罪、被告更生矫治及防止再犯。
其次，检方应蒐集被告所有量刑审酌之资料，将抽象的刑法第57条各款量刑事由（犯罪动
机、手段、造成损害、行为人品行、犯后态度）具体化，详细说明求刑何以从重或从轻。
继而，透过量刑辩论过程，由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充分辩论，避免量刑偏失于主观情绪
、流于空洞或民粹情绪。
综上，求刑之妥适时点，应是“法庭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此时事实认定、证据调查
、攻击防御已近完结，法官已掌握事实及两造立场，心证不致受不当影响；且诉讼资料充
分，才能进行实质量刑辩论，更能保障人权、增加人民对司法信心。
但修法逾10年，检方却有法不依，监察院于两年前已发函纠正。尽管法务部也连续两次要
求检方“起诉时不得具体求刑”，检察官仍我自为之（尤其是重大瞩目案件）。
起诉时求刑，虽可暂时满足人心的情感宣泄，成就检察官正义形象，却斲伤法治国原则。
一个成熟社会不应也不需以此做安慰剂。逆势引导社会情感迈向进步的法治文明发展并不
容易，却是检察官为所当为的方向，也才能成就检察官的尊贵。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