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捐：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余光中的“文学生命”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作为课本里一尊不败的铜像，自然只呈现出合宜、滑顺、圆熟的一面，而不及从前的叛逆
、泼辣、颓废、爱欲与虚无。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绍给年轻学子，但也是限缩了他的形象
（同时也播撒了日后批判的种籽）。
文：唐捐
天狼仍在光年外嗥叫
１
余光中是“在冷战的年代”的诗人，在那个年代里，或许不乏比他精美、深刻、奥妙的诗
人。但在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下，身处于“红色中国－白色台湾”座标之一点，能够直击
“冷战年代”的时代氛围，并用“诗”的体式加以表述，从而撼动人心者，仍不得不首推
余光中。任何人的所知所感都是有侷限的，处在某种时空里便容易被其主潮所挟带或淹没
；只有少数人有机会置身其中复抽身其外，盱衡全局，而有较大范围的认识。
余光中获“亚洲协会”奖金，赴美留学（一九五八年十月），一年后回国专任师大英语系
讲师，从此被视为“学院派诗人”的主力。他主编的New Chinese Poetry（《中国新诗选
》）由台北美国新闻处出版（一九六一年一月），美国大使庄莱德还特地在寓所举行茶会
招待诗人，以为庆祝。我们知道，美新处所传播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反共，文艺上的西化，
以及种种美国价值。余光中便以其个人条件，成为冷战时代美国文化输入的重要管道。
此外，还有“阶级”问题可说。在“天狼星”论战不久，洛夫曾说：“（〈天狼星论〉）
由于在措辞上对作者的由社会地位养成的‘尊严’有所损及，致使作者大为震怒。”又说
：“台湾诗人群与余光中并无恩怨之处，且彼此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流徙来
台的年轻军人，毁学弃家，断离血亲，不免怀怨生恨；这跟举家迁台，父居公职，身在大
学，放洋归来者在心境上自然有所区别。
余光中则指洛夫等人为“恶魇派”，对于军旅诗人缘于身世的“痛感”（这在余的前几本
诗集是比较缺乏的），对于“非理性诗学”的意义，稍欠同情与理解。而洛夫对于〈天狼
星〉组诗，对于学院派的思维，也有过于苛刻的论断。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同于纪弦
、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国取向，余光中译介英美诗学，倡导知性与感性的平衡，依然
反映出冷战时代里文化传播的变迁。而新大陆（美国）与旧大陆（中国）这两“大”的相
互激荡，也就养成了他笔下特有的雄豪之气，以及分裂对峙的时代感。
２
余光中善战，以此树立声名，与创作互为表里。早年在现代诗论战里，他回应杂文家的文
字，最为明快而犀利。在与所谓“恶魇派”争夺现代诗的代表权时，他思路清楚，文笔结
实而老到，因而在言辞争锋上绝不居于下风。但〈天狼星〉不算成功，确实被洛夫说中了
，故余光中后来推迟了出版时间并大幅修改。由此看来，余光中有时不免“辞”胜于“理
”，在辩论赛上常胜，但在观念上未必占优势。
在晚年的访谈里，余光中自承，他虽与纪弦相互讥嘲，但暗地里反而受到纪弦的吸引（按
他自己的讲法，就像“大家闺秀”对“浪子”欲拒还迎）。实际上，余洛之争也存在着类
似的状况。余在“论争前”已是新古典与现代化并进，在“论战后”则在两方面都有较为
明快有力的跃进（而非一般所认定的，由西化期转入新古典期）。余自称“浪子回家”，
但他的浪子资格可能是论战后才进一步补全的。
大约从一九六○年算起的十五年，余光中密集地推出了质量丰厚的诗、散文、评论。仅以
诗集而言，《莲的联想》、《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等四集，就撑
开了多重向度，并建构出各种有力的诗意模式。若要讲求单一诗篇的“深”、“密”、“
复”，他恐怕不是上选；但若以诗集为单位，综论其“多”、“变”、“广”，并考虑到
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则余光中诗仍然是那个时代里一座雄伟的山峰。
《莲的联想》联结“文化－中国”，爱情与美感，开发了“汉语性”的现代潜能，并且演
示一种辩证性（浪漫与古典），并非借尸还魂而已。《敲打乐》里的“现代－中国”符号
，兼含羞耻与爱，其实与当时的主流并不相同。余光中能够表现“多面化”的国族感受（
包含负面），颜元叔早就指出他并非“教条式的爱国主义者”。他以一种灰色、自伤、颓
废的情调，戏剧化了半世纪来“中国人”的内在症结。当然，他之所以能够采取“反教条
化”的方式去书写中国，恐怕与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有关。
《在冷战的年代》很可能是余光中的最佳诗集，前此他在现代诗阵营里仍是个迟到者。这
时，他独树一格的“新造无韵体”终告成熟，此体宜于铺展、驰纵与堆叠，特别适合能雄
辩、擅气势、好修辞的（散文式）诗人。此外，他精准把握到“冷战”时代下的精神困境
，因而写出〈双人床〉那样极立体的名篇。
《白玉苦瓜》的民歌体浅易，但有社会影响力（他虽倡导“现代诗”可向“摇滚乐”学习
，但自己未必做得到）。至于与书同名的〈白玉苦瓜〉，则造及一种最圆熟的中国性（文
化传统与近代苦难），恰恰满足了中国意识走到极点的社会心灵。
３
诗有文本，有语境，有永恒性，有变动性。而与一时一地之社会心理相对话，乃是写诗与
读诗皆不能免的程序。今天的情境与余光中鼎盛时相较，已有极大的变化。若是以今律昔
，而说一九六○－一九七五年的余光中全是保守、滞后，因政治性而获取文化声名；或说
那种中国性违离了台湾主体性，无甚可观。我认为，并不公允。余光中的诗集（我是说诗
集，而非诗行）“高度浓缩”“强力体现”了特定时空断层下的一种集体情感，这不是轻
易的，也未必是其他现代诗人所能与之争胜的。
当然，诗人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或顺或逆，可即可离。有时受
命运之安排，有时则为意志之抉择，也是读者评议诗人的一大关键。余光中在一九六○年
代（借由学院、诗人、报刊）一跃而为文化英雄，自然有“势”的辅助，但亦系于个人的
才能、学识与意志，绝不能说只因投机或侥幸。在文星时期，他“以钢笔与毛笔对抗”，
攻击文化守成主义，仍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虽然就势而言，他也传播了一种美国价值。
痖弦说过一段话：“诗以文传，文以教授传，教授以英文传，英文以西装传，西装以烟斗
传。”这话未必专门针对谁，看似挖苦，但也揭示了一种文化现象。余光中诗文兼擅，中
西并修，自较符合文坛巨擘的要件；在重视“传播”的现代情境里，“文”之推波助澜，
加上雄辩而幽默的演说能力，更使他如虎添翼。但若非他的诗具有某种质量，能够召唤大
众与青年，他也无法成为当时的诗界明星。
从《莲的联想》到《白玉苦瓜》，余光中的诗大致完成了“正典化”。此后，从香港时期
到高雄时期，他各发展出若干的诗意模组，续有进境；惟总的说来，不甚激荡人心。而在
文化论述上，他逐渐趋于“守成主义”，更在乎时间长流里的“永恒性”而非当代世界的
“变动性”。于是，“余光中”遂凝定为一种符号，更像是不动的堡垒，而非骑兵队。他
启迪了许多起步期的青年作家，但他们未必都留在“这里”。另一个关键形式是在港台的
中学课本里，他几乎成了现代文学的同义词。
作为课本里一尊不败的铜像，自然只呈现出合宜、滑顺、圆熟的一面，而不及从前的叛逆
、泼辣、颓废、爱欲与虚无。这固然是把余光中介绍给年轻学子，但也是限缩了他的形象
（同时也播撒了日后批判的种籽）。当然，余光中反复发表“中文纯化”、“古典为现代
之本”、“诗行要短要均衡”之论，也算是一种个人坚持或抉择，后军充前军，求仁而得
仁。在这个层次上，他把自己活成某种国文老师的至爱，模塑著年少的血气。
４
稼轩词云：“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战者，重迅疾、主犀利
、尚刚猛；一生鏖战如徐复观，也不免有所错击。余光中的论战文字可以说是范本级的，
有战常参，出师屡捷。但一篇〈狼来了〉，如矢既发，便铸下了难以收拾的悔疚，乃至耻
辱。这篇文章一贯地执行了自己的“反共”立场，看来必胜；然而见猎心喜的结果，使他
流露了轻率、刻薄的态度。这不是文辞层次的失著，而是一项行为。
在当时， 余光中可能自认为执行了一个符合公共（国家） 利益的行动；而在实质上，则
不无损伤他人生命与尊严， 而成为一种“残酷”。依照佛洛依德的观念，道德的考量（
moral deliberation）也常基于明智的计算（prudential calculation），其缺失亦然。
而余光中之计算错误，或缘于他陷在单面的阶级、认同与思维里，欠缺更为深广的同情与
设身处地。他既淆乱了文学／政治的分际，如今只好受到这团乱线的纠缠。
但若仅以“狼来了”事件，轻易将诗人归档，仍然是可憾的。在公共伦理上有所损者，有
时却是现实生活或文学圈里，具有风范、智识、热情的良师。余光中去世之后，被他直接
或间接启迪、赏识和教导过的后辈，颇多切身而正面的回顾与评议。有些更年轻的朋友认
为，这些都不足以为逝者辩；但我认为，公共伦理与私人情谊恩惠虽宜区分开来，后者之
丰富仍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诗人的“文学生命”。
余光中在诗史上的热源来自于争议性，但也立基于诗文本身的丰富性。面对如此多产的作
家，我们不必太在乎那些平缓之作，而应细读其诗文精品。它们绝对足以构成一座奇峰，
我相信，明敏的年轻读者仍可从中获取或正面或侧面的启迪。
——原载二○一八年一月《文讯》三八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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