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江：革命时代的爱与共】（《明报》世纪版 17/08/05）
革命中的爱情是一直广受欢迎的电影和小说题材。如果我们把革命与爱情都看成一种对永
恒的拷问，就不难了解它们的瞬间即逝是多么让人扼腕感叹了。这种感慨通过诗人的生命
留下了传闻轶事，通过他们手上的笔产生了传世名作。苏联诗人鲍里斯‧巴斯特纳克
（Boris Pasternak）与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冷战时期两位立场
看似相反又并不矛盾的诺奖诗人，便是革命与爱情在诗歌中的化身了。
巴斯特纳克是诗人，他又是小说家，更是莎剧翻译家。最著名的作品便是长篇小说《齐
伐哥医生》（1957）。这本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男主
角齐伐哥既是医生，也是诗人，一生被革命与爱情牵着奔波于广袤冰寒的俄国。女主角
拉娜是随军护士，在几个男人之间苦命周旋。二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逃到穷乡僻壤瓦
雷金诺，在当地度过一段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命运又让他们永久地分离，中间还隔着
一个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小说中有不少对苏联红军的描写，暴露了十月革命的黑暗面，因此当时被苏联当局禁止
出版。1957年意大利书商偷运书稿印行于欧洲，美国中央情报局随即介入将小说当作反
共文艺来宣传，使这本小说在当时的“自由”世界以及部分东欧国家大受欢迎。中情局
近年解密了关于操纵《齐伐哥医生》的翻译、出版和发行的文件，并将之视为文化政治
宣传的成功案例。1958年巴斯特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齐伐哥医生》英译本出
版，翌年中文全译本就在香港出版了，译者是许冠三和齐桓（原名孙述宪），出版社是
自由出版社。该社接受中情局美国新闻处（香港）的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可见香港与世
界在文化政治上的联系可谓十分密切。
六○年代初，右派报刊《中国学生周报》和《香港时报‧浅水湾》都推介过这部名著。
刊登在前者的文章并没有对小说进行十分深入的讨论，只是不断宣扬这部小说如何歌颂
自由。刊登在后者的文章都是落在刘以鬯主编的时期，强调巴斯特纳克除了这部长篇小
说，还写出了不少诗歌和短篇小说。左派阵营中的《文汇报》也刊登过一篇关于这部小
说的评论，长达万字。作者是诗人何达，一开始以巴斯特纳克和齐伐哥的阶级出身来为
小说定性，不难想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充斥整篇文章了。可见在五、六○年代，
这个革命时代的爱情故事被政治解读所规限了。
巴斯特纳克在书末附上齐伐哥的二十五首诗，其实这部分诗歌是解读小说的关键。这些
诗在小说中是齐伐哥写给拉娜的，在现实中是巴斯特纳克写给黄昏恋人奥尔嘉的。诗人
谈到这辑诗时曾言：“故事大纲就是在诗的陪衬下才勾画出来的。诗为小说增添了血肉，
让小说更加丰富。”这辑诗的第一首是〈哈姆雷特〉，以下摘录今天颇难读到的齐桓译
本：
哈姆雷特
喧扰静下。我踏上台前，
倚著出台的支柱，
细从远处的回声，
寻找将来的际遇。
和千百个眼睛同时凝视——
夜之阴翳向我贯注。
父啊，假如你应允，
求免我的苦杯。
我珍重你刚强的一念，
我甘愿担当那角色；
但此刻，另一出戏正在开场，
求免我，这一回角色吧。
然而，戏的情节早已安排，
最后的结局也无从逃避。
我孤立，法利赛人的伪善淹没一切，
活着一生究竟不是儿戏。
译文有两处值得商榷。“眼睛”本应译为“观剧镜”。最后一行本应是一句俄文谚语，
应译为“受活一生并非步过田野”。除此之外，译文还是颇为耐读的。这首诗的叙述者
具有多个人格面具，包括巴斯特纳克、齐伐哥、哈姆雷特、甚至耶稣，繁复重叠，互相
代入。他们之间都有个共通点，就是预知了自己的毁灭，但是在命运面前无从选择。这
个主题不难让人想起哈姆雷特那句“to be or not to be”。谚语中的“生活”，指涉
了齐伐哥自己，他的名字本义就是“活着”。由此看来，巴斯特纳克在最后一行，才让
齐伐哥真正发出抒情的声音，人与命运的矛盾才是长篇小说《齐伐哥医生》的大格局。
巴斯特纳克和聂鲁达简直是完全相反的诗人。前者同情人性而反对苏共的政治压迫，虽
然一度写过歌颂史达林的诗作，但是也在电话中大胆劝告史达林不要再写诗；后者则是
智利共产党员，也是冷战时期共产世界最优秀的诗人，写过许多感人的情诗，也写过许
多歌颂共产主义的作品。在五、六○年代香港，聂鲁达只在左派阵营的报刊上得到推介，
其他刊物对他的关注真是寥若晨星。七○年代初，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又病
逝，也斯、李国威等人在《文林月刊》才比较全面地译介聂鲁达的抒情诗。还记当年初
学西班牙文，聂鲁达早期的情诗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悲伤的诗句
例如写出：“在繁星满天的今夜
星星是蓝色的，在远处颤抖。”
夜风在天空中回荡歌唱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悲伤的诗句
从前我爱过他，有时她也爱我。
最近电影《流亡诗人聂鲁达》在香港上映，这几句诗在电影中重复了好几次。西班牙文
电影海报的标题是“olvida lo que sabes”，即“忘记你所知”。近几年聂鲁达的爱
情诗集在中港台卖得如火如荼，这句话对读者算是一句警醒之言了。1951年，聂鲁达在
逃亡期间访华，写下了〈向中国致敬〉（邹绛译），当中有这样的诗句：
毛泽东出现在中国
纵横辽阔
遭受无数次灾难的土地上，
我们看见他的肩膀
沐浴在黎明的阳光里。
[……]
你们步伐一致，方向相同，
和毛泽东一起前进，
越过沙漠，越过雪地
卫护着春天的萌芽。
他骂完美国还不忙揶揄台湾：
啊，胜利的
共和国，伸出
你的手臂拥抱整个国土，
为你的永久和平奠基！
在海洋的另一边，跑来匪帮，
他们想来抢劫
他们一定会得到应得的报应。
他们飞向被锁链捆绑的台湾，
去喂养那蝎子的巢穴。
可见巴斯特纳克和聂鲁达两人不仅政治立场相反，诗歌风格的差异亦十分之大。前者所
抒之情隐晦含蓄，读他的诗需要耐心和知识；后者所抒之情一击即中，无论是爱情还是
政治激情，诗所面向的读者犹如触了电，立即对诗句产生反应。
政治立场并不妨碍聂鲁达成为最伟大的诗人之一。1957年聂鲁达再次访华，他在演讲中
对中国作家协会说：“对于诗人来说，所有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不应该给自己封闭任
何一条道路，也不应该让任何人在他面前堵塞任何一条道路，因为他应该有保卫诗歌的
责任。”可见聂鲁达作为一位诗人，他的胸怀十分广阔，政治观也并没有凌驾于诗观之
上。听到聂鲁达这一席话，台下的作家也许曾略略汗颜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