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Sitor Situmorang在1965年的悲惨事件发生后，
被军政府关进了监牢许多年。他被释放后，又在海外
流亡了更多年。1997年夏天，在时尚的、后殖民的雅
加达赭玛拉咖啡馆（Cafe Cemara），我目睹了、耳
闻了他的归国。当时咖啡馆所有桌椅都被挪到墙边，
而我们，一大群衣冠楚楚的听众们，都坐在地板上，
挨着身子挤在一起。而诗人，跟画家一样，似乎总是
对空间与声音很在行。我们翘首盼望着诗人。Sitor
在人群中央站了起来，稍稍停顿了一下，用普通、平
淡、日常的声音说了声：“革命”。接着他说：“No！”，
稍微大声了点，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说：“No！”，
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No！！”、“No！！！”、
直到他嘶声尖叫、满脸通红，脖子上条条青筋爆突为止。
听众纷纷往后退缩，都挺直了上身往后靠，好像想离他
远点。然后是一阵静默，尴尬、死寂、冗长、越来越
失去知觉的静默。我们跟他失去了互动。突然，一声呢
喃，十分疲累、几乎听不清楚（还想让我们听见他的声
音吗？），他说出了：“Yes”。
摘译自：
Rudolf Mrazek, A Certain Age: Colonial Jakarta through
the Memories of its Intellectual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