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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烬》：创意的新瓶，可惜装的仍是陈腐的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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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余烬》心情实在复杂。确实被一些片段触动，几乎在泪腺溃堤的边缘，比如母子领
尸的段落、结尾小男孩上门对话的部分；但也极不喜欢电影所传达的对于台湾白色恐布的
认知。
我并不是认为，不能以警匪悬疑片或复仇故事来讲台湾白色恐怖，对于让遗族以非法私刑
报家仇，乃至于走向极端与悲剧，我也不觉得是什么邪恶的编排，或是对于历史事件的廉
价消费，我甚至认为这是对于相关题材，本应值得期待的大胆尝试。虽然警察办案的这条
剧情线很“钟孟宏”，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但起码我自己还看得津津有味。只是，
电影对于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和告密者的刻板呈现，却令我感到厌倦与疑惑。
电影里，作为家属被牵连的“石头仔”一人除外，受难者清一色仍是知识阶层：医师、教
师、药剂师，且参加的又是读书会，这种大众既定想像里的白色恐怖被镇压的结社型态。
对于档案已大量公开，相关研究、书籍如雨后春笋的现今，要用戏剧呈现一个能代表1950
年代政治案件的典型，仍无法突破这样的窠臼印象，没能展现，那个士、农、工、商，甚
至军、警、流氓皆有人蒙难的时代，更多元的政治犯样态，实在是件可惜的事。
而比较受不了的，还有电影透过老特务的嘴，将白色恐怖的猎捕对象，轻率、简单的划分
成两种：无辜、纯然读书的理想主义者，与确实想在地方发展组织，以颠覆国家的“真共
谍”。完全不考虑，在真实的历史中，许多所谓的理想主义者，正是想要达成他的理想社
会，而确实参与颠覆国家的谋划与行动。因而，电影也就没能够更进一步去探究，在那个
吏治不彰、宪法与民主被冻结搁置、时有压迫、人民生活负担沉重的年代，颠覆那样失能
的统治政权与“不法国家”的正当性。
另一个让人纳闷的地方，是电影粗暴的将“自新者”等同于“抓耙子”，而没有去理解，
白色恐怖年代被情治机构运用、提供情报的人，也有各种类型：有因为各种不同个人原因
、利益纠葛与恩怨而检举他人的；也有原本就是情治机构布建来监控、蒐集事证，甚至诱
人入罪者；当然也有许多是如同电影中的“自新者”。
历史上这些“自新者”，从被侦办的“案嫌”转为协助当局办案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他
们品行低劣，而纯粹是因为，有限的人性经不起审讯者的操弄、挑拨。如果考虑到这点，
对于剧情安排上，复仇者严苛残忍的针对也算曾受难于白色恐怖的“自新者”，却对于玩
弄脆弱人性的特务本身宽容、尝试沟通理解，如此失衡的寻仇行径，就更令人无法接受。
最后，听着旋律优美的电影片尾曲〈北方来的人〉，不免更加迷惘。如果说，片尾曲在一
部讲述历史悲剧的电影，是具有安魂的作用，那全曲咏唱着“北方来了一群人”、他们“
挥别了母亲家园”、“挥别了山河朋友”、“满身疲惫”、“满身惊慌”，不确定“这里
是否是应许之地”，除了试图让观众同理当年南下流亡的军民，甚至是“国家”的苦难外
— — 我以为这样的叙事，在1949年以来，既有的历史陈述中并不缺乏 — — 恐怕一点
也没能安抚，电影重点刻画的，那些只能“在历史门外徘徊”、“想知道真相，却始终不
得其门而入”，真正的悲伤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