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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狐狸》—滥调、滥情、滥好人
致谢 虚词．无形 刊登本文：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529.html （&
picture credit）
看了《老狐狸》。先前看过《命带追逐》但对导演萧雅全的作品没产生太大的兴趣，但刚
好上串流，且前阵子也看到陈慕义这位演员觉得挺有魅力，于是坐在萤幕前两个小时。
结束后并不觉得这时间特别值得，事后查询得知这部电影获奖最佳导演，但得奖与否从来
都不是优劣的唯一判准，印象所及是《消失的情人节》也得了好多奖，但《消》不过是琼
瑶式故事的现代化而已，反而导演陈玉勋早期的《热带鱼》绝对是佳作，不仅有台湾社会
的现实基础，更有在此基础之上的奇想。
《老》的故事说得是台湾九零年代的社会，以及以“老狐狸”为名的资产阶级与周遭人事
的互动。但角色的动机与故事的情节在很多地方都有欠缺，比如说廖界（小孩）若是高中
生那还说得上合理，毕竟为何一个小学生就知道要买房，？老狐狸又为何这么恰巧相中了
一个租客的孩子？毕竟依照老狐狸的处事准则—即“创造不平等”—正是他成功的原因，
其更应如其所述：喝口冰水、闭上眼睛、说句干我屁事，于斯，继续剥削其他渣滓。
当然要说老狐狸在廖界身上看到自己这件事，可以多少视作其角色动机，尤其这两个角色
之间的对应更在画面上赤裸地表明—即片尾在车上时经由车子挡风玻璃映照出两个老狐狸
，但终究无法说明这两个角色相遇的“第一因”。亦即，发现其间的相似性是在二人互动
之后，但依照老狐狸的角色设定而言，即便他记得廖界是租客廖泰来的孩子，一个在路边
的债务人（租客）的孩子，更应该疾驶而过而非倾囊相授才是。
或是，廖界的母亲究竟发生什么事？死了？还是抛家弃子？或许可以说发生什么事都不重
要，因为他不在场，但作为小狐狸廖界而言难道其生长背景不重要吗？然而，这个角色的
出现却只是在廖界出生那日廖泰来喝斥其哀矜勿喜时，老狐狸正好也因为母亲的死亡在同
一台电梯中，表现出的同理他人特质。老狐狸对廖界说他的爸爸是失败者，电影所要呈显
出的价值对立正是在同情与残酷二者作为成王败寇的决定原因。
角色的瑕疵还不只于此，例如老狐狸的秘书既曾是舞厅小姐，有幸获有大资本家的留用，
则何以会那么关心一个老板的债务人，甚至，那个债务人的孩子？更为可能的现实是这个
秘书对廖家是毫无同情地租金分毫不差地催款，毕竟这个债务人（廖泰来）的角色设定并
不是个风情万种的王子。更不用说故事里头的台词中秘书提到自己被当干女儿一样对待，
那么也正应该要具有“老狐狸性”才可能被视如己出才是，尤其真正的现实更可能是不只
是干女儿，不是吗？其他例如妆发反而不如其遭惩戒（背叛老狐狸）后出现的女配角更像
九零台湾就更不用说了，倒不如说其形象更可以说是“试着呈现九零台湾”。
廖泰来与其初恋情人杨小姐（华嫂）在酒楼的多次会晤，除了述说一个现实所趋导致各奔
东西却又在不惑之时再度相逢的情非得已这种陈腔滥调之外，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羁绊存
在。说是陈腔滥调一点也不言过其实，一个直言不讳的初生之犊反倒被欣赏，这种
underdog的故事不仅早就流行，甚至早就退流行了。换一个面向而言，获2024金球奖提名
最佳影片的《The Holdovers》也做了一个师生间互厌互似的对应，即便《The Holdovers
》的剧情上较无过多空缺，也不使得这种模式成为新颖，遑论《老》的故事情节上有许多
空白。
回到小狐狸廖界，他有样学样地师承老狐狸之后，早到的叛逆期（竟然发生在小学）对父
亲的忤逆却在不到五分钟的电影时间中又言归于好，或者，经由老狐狸得知的霸凌他的同
学母亲作为其工厂女工却在仓库有监视器的地方性交易，廖界执此资讯逼问霸凌者是否因
此而惧怕自己，该三人就落荒而逃，这段剧情的后续则是工厂女工在公园与廖界谈话表达
感谢没有拆穿监视器录到什么。惟，霸凌者如何知道廖界知道什么？霸凌者的工厂女工母
亲又如何知道是廖界告诉他儿子的？又如何知道廖界真的“知道”的？这种种都可说是“
待证事实”，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证明。
试图描绘出胜败分垒以及其间所根据的资讯不对等（不平等）而言，纵使先假定这个准则
是电影的主要价值观，然而这个价值观的实践本身在电影故事中都已那么踉跄，更不用说
区分各个角色之间的人物性格中宣称遵循此等价值观的（老、小）狐狸都没任何根性，毕
竟廖界对父亲的叛逆以及下一秒的和乐，老狐狸的成功与莫名对廖界的好感，这些转变都
是无痛的。
更为基本的事项是，设定在九零年代的台湾社会—台北（包括新北），从廖泰来北漂的设
定而言（与旧情人杨小姐的对话可知在其他地方唸高中），肯定不是在蛋黄区，反而更可
能是落在三重等现新北地区的新台北人，同样的，活动在此的老狐狸虽未有过多关于其背
景的着墨，然而，作为仕绅阶级的本省人却又不那么“本省”。首先，这个时代除非是外
省权贵，否则清一色都必然是蓝领阶级，本省若要向上阶级流动，就不得不与党国交关，
这尤其发生在九零的甫解严后时期，经济所伴随的自由化若无（政治）权力的支持，不过
是空想而已。其次，若是本省仕绅，那时的台北若非带有浓重乡音的外省人，就是北京话
不那么标准操著台湾国语的本省人，但不只是老狐狸，几乎每个角色都是“台语是台语、
北京话是北京话”一般地泾渭分明，但只要是中文的部分肯定都字正腔圆。最末，从老狐
狸看到廖界时对于自身童年的回想，亦即廖界一直缠着他要求把房子卖给廖泰来，忆起幼
年时期对日本人说：母さんに家を贷して（借我妈房子），那么可以推算日治时期的台湾
（1895-1945）处于幼年时期的老狐狸，经历过语言的断裂更不可能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
话。
当然我们可以把一切都作善意的理解，像是老狐狸其实没那么无情、狡诈，其实人都是不
完美、有瑕疵的，如此固然可以说明他为何投缘廖界。但是，假设如此理解，得此失彼的
将会是破坏这个故事所要经由“优胜劣败”的价值实践得以炼成的老狐狸的角色性格。这
根本的矛盾，只能滥情地化解，也就是在一种支持国片的台湾价值充能下，所有的问题就
不会是问题。但电影作为文本则应以其文学性与艺术性被评价，否则电影不再会是电影，
却只能作为特定时间、地域的索麻（Soma，按：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快乐药剂，使
用后使人感到快乐）而已。
题外又不那么题外的话，是廖家楼下的外省餐厅投资股票失利自杀的老伯，老狐狸上香后
龇牙咧嘴对其遗属表达买房的心意吼著早点说因为差了两百万，嗜钱如命的性格更被凸显
，也就更加矛盾于老狐狸的角色转变，更不用说难以想像其并非找律师求偿却是偏执地遵
守与一个孩童（民法上的无行为能力人）的约定。当然可以说法律与道德是不同的价值判
准，但电影原先所要塑造的狐狸性格不就是一个视道德于无物的人生胜利组吗？与其说《
老狐狸》，倒不如说老狐狸自始不存在，反而充斥的都只是滥好人而已。
当故事中角色成长的内在动机不足，唯一能解释的只剩下编导的笔镜时，幕后的现身将会
让观者产生与作品的距离。当作品与观者的距离越远，其中发生的情节就会越无关紧要，
那么不要说是共感的投射，就连要把作品用作虚构以提炼出意义都不太可能。也不太有必
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