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尉叛逃记》—极权体制中，赎罪圣途的主体创生
致谢 Savoir｜影乐书年代志 刊登本文：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588
““大尉，你觉得呢？他们为什么都坚称无辜？”
“我猜是想逃避责任吧。”
“你看起来挺聪明的。但你一点也不懂辩证法。记住，他们坚称无辜，是因为真的无辜，
这些人并非恐怖份子、间谍或破坏者，但他们落到我们手里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是不可靠
份子，原因有很多，有的背景有问题，有的亲人被镇压，即使以断绝关系，肯定怀恨在心
，有的其实是波兰人，或者德国人，也就是即将成为间谍，有些人就是不爱祖国，就是有
那种人，天生不爱国，这种不可靠份子多到不可思议，这是很危险的，身处这个时代，你
懂的，国家腹背受敌，势必要ㄧ战，开战后，这些不可靠份子会怎么做？他们现在确实无
辜，但之后就会有罪了，我们不能坐视事情发生，豢养卖国贼、间谍、恐怖份子、破坏者
，届时就太晚了，所以我们才监禁处决他们，今天，现在，超前部署，这叫‘防范潜在敌
人于未然’，这就是你我在做的工作。”
“所以您是说我们逼他们招认还没做或不打算做的事？”
“用用脑袋，又不能无缘无故监禁处决，那样是违法的，这可是个法治国家，所有刑罚都
要有罪行，懂吗？””
这是大尉（Captain Volkonogov）的上司少校（Major Gvozdev）在回忆中对他说的话，
而这段话正是1938年史达林时期苏俄的生存境况描述。所谓的法治在这时还没有经历实证
法与自然法的冲突，法律仍然是应被遵循的主权者意志，而主权界线的圈划将会隔出国民
与敌人的高墙，国民的定义必然是爱国者，然而爱国与否是国家说了算，因此你身分可疑
、行为可疑、思想可疑，你就是该被歼灭的敌人。至于是否可疑又该怎么断定呢？这点却
是无疑的，当然是国家。
故事开始在一群穿着的鲜红色服装—从背心到工作裤，充斥肌肉与阳刚味浓厚的雄性间从
事排球运动与角力间开始，他们是大尉与其部属，从这身衣着就能一望即知地辨认出他们
所代表的苏联红军意象，而他们是秘密警察。相较于军人从事对外的国家敌人杀戮，（秘
密）警察则是在国家内找出潜在敌人的相对应职位。通俗常称警察是人民保母，实际上不
过是种宣传后的结果，警察从来都不为保卫人民生命身体安全而存在，却一直都是国家庞
大躯体的末梢，用以深入国境内的各个角落。
在观众都还来不及注意的时候，猝不及防地大尉突然开始叛逃了，相较于一般电影的情节
铺陈，从开场大尉在进入机构见到上司（Major Gvozdev）跳楼时已充满细节。大尉是唯
一未被肃清的人员，只因他直觉敏锐地在发见到下属一个一个被唤出做“重新评定”时，
他在一步之遥的距离逃出了秘密警察部门。重新评定当然是种修辞，就像在冤案被宣布破
案时都会用“突破心防”一词一般，然而这不过是刑求的同义词，重新评定则与政治肃清
等义，毕竟是否为敌、是否可疑都只有统治者能予判定。
演绎了历史的《大》并不枯燥，充满惊悚的逃离过程让张力始终无法松弛，同时，剧情也
在超现实的情节里带出了求取救赎的历史罪业实践者的圣途。逃离的大尉冒充为平民街友
，却恰巧被当街带离前往机构埋葬刚处决的“敌人”们，这些尸体却正好都是大尉的部署
，这时大尉的好友（Veretennikov）从被埋入的泥土（甚至不是坟墓）中爬出对大尉说：
““为什么自己跑掉，费欧达？你扔下我，他们刑求我，我什么都签了，然后直接下了地
狱，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我们的人都在那里，知道我们在那里干嘛吗？你可不笨，费欧
达，我们在受折磨，那就是我们的刑罚，要永远受折磨，知道什么是永远受折磨吗，大尉
？（一手插入大尉的肚子拉出肠子）就是一直这样，直到永远，他们要我传话给你，你有
机会去另一个地方，不用跟我们一起下地狱，但有一个条件，死之前，你必须悔改，并让
至少一个人原谅你。””
我们能经常在电影中见到死刑犯在行刑前有神父前往让其告解的桥段，而这是在让罪人于
死前若能真诚向上帝忏悔时能得到宽恕，进而能进入基督信仰中所应许的来世（afterlif
e）。只不过在共产国家里头是没有信仰的，并且电影叙事中的世俗化更是让“人”在现
世所犯下的罪恶，也没有神能被求取应诺，除魅后的世界是没有神的。
在这趟赎罪之旅中，大尉遇上的人都是国家敌人的遗亲，有父亲是病毒学家的女医生，当
父亲被捕后就被医院开除也没了公寓，甚至必须获准才能在停尸间打工并居住于斯，然而
她的父亲却是在研究病毒的疫苗以保卫国民，但国家说他是在制造生化武器，谁说了算？
更荒谬的是，父亲早就被处决的消息从未通知，她仍然例行性地寄送袜子与围巾，直到叛
逃的大尉前来求取宽恕时才让死讯被转达。她的反应并不惊骇，她只质疑那为什么还是继
续收下袜子与围巾？当然，大尉并没有那么轻易就得到原谅，作为共犯的大尉只得到一句
：去你的。
另一个遇上的人则是儿子被处决的老父亲，当收到噩耗时他的反应却并非难过，而是以表
忠的态度说出早就与儿子断绝关系，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想要亲自处决他，并赞颂执法组织
是绝对无误的，不可能处决无辜者。语毕，他问道是否通过考验了？并自承他经历过四次
政治肃清都挺过了，这次的检验也通过了吧？在一个极权的环境下，就连至亲的死讯都将
成为一场检核，爹亲娘亲都没主席亲大略如是。但当大尉诚挚地说这并不是一场考验时，
父亲一反先前的态度突然悲伤的哭泣，就如同一般我们所想像失去亲人时的反应一般，然
而他却在大尉等待他端茶前来时拿起电话敲昏了大尉并通报了秘密警察前来抓捕。让人错
乱的并不是这位父亲，我们当然不再能分辨在如此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到底真实心理是什么
，因为并不存在真实心理，重要的是表现出服从的态度：不表态服从，就是反对，就是可
疑，就是敌人。
当然地大尉逃脱，继续寻找原谅他的人，他这次遇上的是太太被逮补并被定性成反革命份
子的丈夫，与大尉饮酒时他说了太太被抓捕的原因，不过是一个笑话：“一只骆驼前往执
法机关，然后说，逮捕我，他们就问他：‘为什么？’，骆驼回答说：‘因为我对你们吐
口水’。””太太笑了。其实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我们的历史中，1968年作家柏杨仅因翻
译大力水手漫画即被当权者罗织入狱。回到故事，大尉挨了先生的一拳并被告知再拿一瓶
就能得到原谅，但当他拿着酒返回时，先生已经上吊身亡了。
在路途上，大尉也遇上先生被枪决的妇人，得知死亡消息后，突然裸身地说了一串诗意的
话语；也遇上年幼的孩童却务实地告诉大尉不会有人原谅他的。最后，大尉在街巷中大喊
著：是否有国家敌人的家人住在这里？但闻及的街坊避之唯恐不及，只见房间的黄光一盏
一盏地消灭，直到夜晚过去都无人闻问。而冒如此之险的大尉，系因追捕着他的接班人少
校（Major Golovnya）也在权力阶层的系统中下了最后通牒：抓不到大尉，就换自己上行
刑台。于是少校把所有大尉要拜访的地点—也就是大尉的部门曾经执行过的98位政治犯家
属的遗属全数抓捕，让求取原谅的大尉没有任何去处。看似“非常手段”的措施，却不过
是在一个异常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手段”而已。
是直到翌晨方有一人悄悄地告知有个有教养的女人女儿被捕后被人吐口水、辱骂，一个月
未曾进食骨瘦如柴，大尉为已经奄奄一息的她清洗身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她抚摸
著大尉的头颅，宽宥了他。他满足了免去地狱的条件，这时迈向尾声的故事，接班者少校
（Major Golovnya）已紧追在后并击中大尉两枪，大尉这时突然喊停，
““你现在开枪，我会直接上天堂”
“大尉，你真的相信那套？”
“‘相信’，那是个笼统的字眼，我只是觉得我不属于那里。””
大尉纵身跃下，并且随着被逮捕的政治犯家属被释放，故事结束。
开始突然的故事，结束也突然的故事，但其实在细节中都有浓厚的意蕴。我们见到知识份
子必须窝屈在湿暗的停尸间，也见到只因与大尉共框于相片就被刑求逼供的好友（Verete
nnikov），更且他提供了假资讯却让接班者少校（Major Golovnya）在发现时，因为军审
的速审速决让他即刻被枪决而无法再有其他资讯被榨取（当然这也必然地有刑求所出的资
讯真伪的老生常谈）。或是病毒学家的政治犯在刑求过程还被脱下裤子羞辱的反文明手段
，在顺时的叙事中夹杂着秘密警察时期的大尉所曾经做出的邪恶行径，或者是鹰犬培养过
程的训练，例如一群红衣的秘密警察被领往刑场向“传奇”见习，穿着防溅工作服的枪手
每日产能是枪决二十到四十人不等，他教导著后辈：“最主要的诀窍，就是让犯人站好，
瞄准合适的角度，让他们一枪就毙命，这样既省时又省弹药。”。一枪一个敌人。
修辞是必要的，我们不能说政治肃清，必须使用重新评定；我们不能说刑求，必须使用特
殊手段。大尉拜访的每位遗属时都承认了他犯下的罪，他们使用特殊手段让无辜者承认、
画押。求取原谅的过程除其宗教意涵以外，在政治上也如同现代国家在面对过往不义时所
可能出现的态度，但电影毕竟是种虚构，在那个时期是不可能有人求取原谅甚至冒险为之
。宽宥的索求正好是在极权体制下对强制的反抗，所有的强制都是把自由给压缩至零，就
像过往大尉在“特殊手段”下所逼出的所有言语，但宽宥却必须要在真诚悔过之后，依凭
著对方的全然自由才“可能”给出的赦免，或许这也正是大尉面对自己过往的恶而走向对
反于此的苦行的理由—从全然的强制到全然的自由。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经历过一整个艰难旅程后的大尉，却喊止了追捕着他的少校，并告
诉他若现在被射杀就能前往天堂（得到宽宥后的死亡能前往来世），并在说出了自身不归
属于那里的言语之后跳楼自杀。我们知道在基督信仰中自杀者是不能上天堂的，但我们也
知道在共产思想中是无神的，因此大尉的自杀代表着什么？
现代政治是去基督的，更不用说共产的唯物思想更是全然物质的，好友从泥土中的爬出甚
至他所告知通往天堂之路的消息，或是来世（afterlife）与自杀的关联，其实都不过是
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超现实思想。萨米尔钦（Yevgeny Zamyatin）在《我们》的比喻是把
人与国家用克与吨的对比：“想要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伟大，最自然而然的办法就是忘记一
个人是一克，并牢记一个人只是一吨的百万分之一！”并且克是不可能与吨相抗衡。并没
有任何的“个人（individual）”存在，也就不会有“人（being）”的存在。大尉所选
择的自杀，却正是一个让其重新在国家的吨之中脱离而出所形成得以与吨相抗衡的克，他
成为自己的裁判者—如同神在宗教中所具有的权能，并在同一个行为中把自己宣判—创造
为需为自身行为担负责任的主体，而责任所相伴随的必然是自由，也就是说，大尉同时把
自身创造为具有全然自由的主体（subject）。因此自杀并非虚无的，在故事中的主角Vol
konogov（大尉）却正是在自杀行动中，创生出自己的存在，确实他上不了天堂，因为他
不属于那里，也并没有天堂，但他在人生的终结点上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人，being，存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