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Savoir 刊登本文：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428
在1975年的这部作品中使得“杜鹃窝”成为精神病院的同义词，然而同样经典的是库柏力
克在1971年的作品《发条橘子》，两者同样都提到偏差者（deviant）以及那个时代所风
行的矫治主义刑罚，差别在于前者较为温和，后者较为剧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发》
的原著Anthony Burgess在其小说中的序特别指明著作在到美国出版后被删减掉第21章，
而最后一章正好是全著中的剧情转捩处，影响整体的文本意义诠释，然因与本文关联不大
，不另赘述。
在《发》中的艾力克斯疯狂的行为到处为非作歹，直到被国家机关逮捕并以撑开眼睛的方
式强逼其观看暴力影片的同时注入药剂而使其再接触到类似的刺激时会产生身体不适，进
而抑制其犯罪动机；在《飞》中的国家角色则较为温柔，是以女性护士长的方式呈现，但
这也20世纪的国家权力样貌，以家父长的形象出现，然而权力施展的型态却是不减反增。
更为可怕的是，过往的国家权力是不加包装地就是以惩罚之名施展权力，这时所论辩的是
惩罚的正当姓何在。但当国家进化之后，以福利（welfare）之名，包括为了个人健康、
安全等目的所为的措施—即便是自由限制、剥夺，也将是将原先裸赤的权力用美丽的衣着
给装饰，进而原先惩罚的“恶”的性格被“善”的外衣给粉饰，而无需去寻求正当化说词
，因为“为了让他们变好”已成为使目的被正当化的论理。
他们病了，为了他们好，让他们被治疗吧。
由杰克尼克逊所饰演的主角墨菲尔（Randle McMurphy）就是在屡犯下罪行的情况下被送
入这间病院，而在进行评估时有趣的一句话是：“我们要研究你。（We’re going to
study you.）”实际上他所犯下的都是轻罪，主要包括暴行（Assault）以及强暴罪（但
这部分在电影中有说明是与未成年人性交，且甚至可能是在不具有认知到对方未成年的情
况下发生）。
这个“研究（study）”意味深长，从傅科（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对于
监狱的研究提到当代的监禁实际上是在权力的施展过程中，从人体攫取知识，“权力产生
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默认和建构权力关系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前述著，页24-27）。并且，在支配与
获取知识的同时，驯服人体使其被征服。
这种纪律的性格也能在电影中彰显，例如墨菲尔想要观看棒球比赛，因此提议甚至发动表
决时，护士长拉契特（Ratched）以维持日常作息为由反对，纵使墨菲尔取得参与团体会
议的9位“患者”的全体无异议同意，拉契特再以全院共18人为由仅9人未过半决议不成立
否定，而另外的9人则是神智已不清至无法表达任何意思。但当墨菲尔真找到第10人关键
的过半票数时，拉契特再以会议结束为由在程序上否定实质的投票。护士长是照料所有“
病患”的人物，而她所握有的权力除了包括决定议程之外，甚至也包括议程是否开启，以
及，规则如何被订立。简而言之，同时身兼立法者、行政者、司法者的三位一体身分，而
在杜鹃窝这里，是非常之所，特别时期特别地方使用特别手段，似乎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
。
司法电影中的典狱长角色通常是由男性扮演，实际上也确实多由男性所担任，在监狱的处
所明摆着的是要惩罚，需要更加刚烈的形象才能作为支配者。然而，精神病院与监狱唯一
的差别只在于“说词”，实际上都是剥夺自由，实际上都安插了一位管理人员，差别只在
于并非典狱长—却是护士长。而护士多由女性所担任，电影里头也顺理成章地如此。但这
符实的设定却正好表现出福利主义国家的思维中的权力形象：柔性暴力。
此前对于监狱与精神病院都未加区分地讨论，实际上也能从我国司法实务中见得上述理由
，2020年的大法官解释第799号主文末段这么说道：“现行强制治疗制度长年运作结果有
趋近于刑罚之可能，而悖离与刑罚之执行应明显区隔之宪法要求，有关机关应自本解释公
布之日起3年内为有效之调整改善，以确保强制治疗制度运作之结果，符合宪法明显区隔
要求之意旨。”换句话说，除了“说词”的不同之外，其实二者—惩罚与矫治、监狱与病
院—的权力施展并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是监狱的日程表，还是病院的行程表，都是同样的在建造“纪律（discipline）”，
所谓的纪律，根据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所述，“‘纪律’则是经由反复练习的态
度，使一群特定的人对于命令有着即刻执行、自动与依循固定模式服从的机会。”（前述
著，页91-92），傅柯则是以增加肉体的“柔顺性”来定性这个概念。
但墨菲尔是否是罪大恶极之人？任何人都会希望自由，那么他希望能逃脱这个拘禁他自由
之处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当权者的眼里，他却是“危险的”，因为他不可控。但墨菲尔在
与病院里的其他人的互动，包括打赌他能做到任何事、与院友赌博、鼓动投票观看棒球比
赛，甚至逃院带一票院友去海上钓鱼。社会的权威机关包括警察或是医生都紧张地到岸边
，才发现这群“病人”不仅出海还钓了大鱼回来。他们以为这群是需要照顾的残缺者，实
际上他们并不是幼体，而是如同所有人一般的成年人，只是在观点（医学、主流、文化等
）之下被划分为异类，而被排除于社会统一体之外。
但这样的排除有其道理吗？1973年前的精神疾病手册DSM-4也将同性恋列为异常的精神疾
病，今日也仍有诸多现象被划分为“精神官能症”，精神疾病群体的文化建构性—非科学
客观性，将会是被权力给定义的一种“他者（others）”。就像在电影《历代巫术（
Haxan》中所述及对于所有反基督异教徒性质的“巫术”，其实不过可能只是当代所定性
的“精神疾病”，而在那年代面对巫术的教会国家，也是施用刑具以及焚烧的火刑，而这
些人只不过是反于政教国家中的权威标准—基督，如此而已。
《飞》中的另一名重要角色是“患者”的其中之一：酋长。他长得高大，且历年对任何环
境刺激都不予反应，所有人都认为他又聋又哑，直到墨菲尔与他的多次互动且造成骚乱后
，他在收下一片口香糖后说出一声：“谢谢。”问题就出现在被所有人给当作残缺者的这
群人，实际上却欺瞒过那些社会菁英权威人士，到底谁才是有问题的人？
墨菲尔这种充满不受社会驯服的“生的力量”却是冷漠的官僚机器所无法忍受的，先是经
由电击，在最后则是被切除前额叶（从画面上墨菲尔的右前额有明显的开刀痕迹所推测）
，进而使其成为如同丧尸一般没有心智之人。在惩罚中因者司法作为国家权力的施加，因
此在权力分立中仍有其他分权的制度建构能制衡司法权能，但当惩罚的权力从司法移转至
专业官僚（bureaucracy）时，问题就在成为：谁来监督监督者（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医学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外观下是无法被挑战的真理—除了同行之外，毕竟这不是政府官员
能置喙的领域。而当国家机构把惩罚的权力形式与实质，转移与交付给精神病院，那么这
群专业人士就成为如同拉契特一般是无人节制其权力的主宰者。即便，他们是以“善”之
名；即便，她/他们真心如此相信。惟，通往地狱的道路经常会是由善意所铺成。在这个
刑罚福利主义的时期，如同 David Garland 于《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
序》所说：“随着刑罚—福利制度而发展的犯罪学视犯罪为一个透过个人犯罪行为而彰显
的社会问题。…矫正主义犯罪学研究的首要关注点在于找出‘偏差者’与‘犯罪人格’的
个人特征，并将其连结上有助于找出原因与进行治疗的其他条件。...犯罪问题于是被视
为罪犯问题。”（前述著，页56-57）
但“人”本身到底问题何在？这些文明、医学、精神疾病、机构、官僚、权力，是多么不
自然，让想要活着、自由、性的这些人们必须被压抑、阉割。就像在电影中逃离的前夜派
对里头，病院患者之一的比利因在隔日被护士长给发现与被带入院内的女性裸身躺在床上
而被问道：“你不感到羞耻吗？（Aren't you ashamed?）”再正常、自然不过的“性”
，却成为被文明鄙夷的羞耻之事，比利也在被要带离时成为电影角色中唯一自杀的人物。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自然生物性本能道歉？我们必须再问一次，“人”本
身到底问题何在？问题究竟是否在“人”？还是那判定人出了问题的机构与机制？
在影片的最终，酋长把如同植物一般的墨菲尔用枕头给活活闷死，但作为观众的我们之所
以感到悲伤是我们会思考这样的行为究竟是残忍抑或慈悲？同样地，护士长所代表的机构
权威究竟是是慈悲抑或残忍？且酋长的美洲原住民角色设定，更带有前述“生的力量”的
原始性格，他最后实现逃离这精神病院的墨菲尔遗志，走入山林之中，回归自然。暴力不
因其是以刚性或柔性予以施展而使本质有所差异，那只不过是方式的差别而已，在实际上
，暴力同样都会是种剥夺、支配与宰制。可怕的是，柔型暴力却有温婉的外表，而被掌控
著的人们却是一点一滴在丧失作为人的价值，直到被抽空成为如同植物般地存在。
面对国家的暴力，即便是柔性的，我们最后也只能选择、被选择离去来应对，无论是如同
墨菲尔的死亡或是酋长离开文明的建制走向自然，对于社会来说都是种脱离。而若我们不
离去—甚至无法离去，我们都将是杜鹃窝的一员—被家父长（国家）照料的幼体，因为我
们从来无法预期，何时我们将被划分出社会的正常之外，也将永远无法预料将会被如何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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