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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女的性别困境：《美国女孩》
　　每个母亲，都曾经是个对未来怀抱着希望的女儿；而每个女儿，则都会
把母亲视为人生的教材──往往是负面的那种。
　　《美国女孩》叙述国二少女梁芳仪，因为母亲王莉莉罹癌，不得不从美
国回到台湾，然因难以适应环境，加上家中被死亡阴影笼罩，一心想回到美
国的她，和母亲冲突不断；爸爸梁宗辉与妹妹梁芳安夹在中间尽力化解冲突，
却无从着力。
　　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共有四人，亦分别各有私下相处的对手戏。宗辉与
莉莉无疑是家中的守护者：父亲留在台湾工作，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去圆美国
梦。然而回来之后，夫妻之间原有的亲密已然疏离，莉莉责备宗辉对生活的
漫不经心，不愿用他枕过的枕头，责怪他无法了解自己为家庭着想的心意；
宗辉则逃避莉莉的病与对未来的不安，拒绝为身后之事沟通，责怪莉莉总是
提起这些事。
　　我们可以从互动与台词中得知：坚持美国梦的是莉莉，为了这份坚持，
她独自带着两个女儿到美国排除万难；即使回到台湾，她同样打算着要换大
一点的房子，好让芳仪和芳安有自己的房间；要化疗之前，考虑的是否要等
女儿们适应环境；即使与旁人喝下午茶，她还会把宗辉在芳安的炒饭里浇番
茄酱当笑话来讲，喃喃地说：“他们要是没有我该怎么办？”
　　跟台湾大部分的母亲一样，莉莉是大事小事一把抓、把人生奉献给家庭
的妈妈，即使癌症的阴影笼罩，她也选择咽下恐惧，继续照顾年纪尚轻的孩
子，负责大部分的家事，希望家中维持常态；但当病痛的不适和生活的困难
一再让恐惧苏醒时，用言语吐露内心脆弱的讯息，在家人抗拒时以负面情绪
勒索，就成为她表达“寻求安全感”的方式，希望家人安慰、包容她的软弱。
然而，无论是同情感受或同理处境，都必须分担一部分的自己，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困境，加上疾病是身心长期的调整与抗战，如果当事人未有决心、觉
悟，即使是亲密的伴侣、亲友，也难以负荷不时把“死”当口头禅的情绪压
力。
　　宗辉主要负责的则是经济，过去与妻女分隔两地，从不时出差与屋子的
状况可知，他过去的生活都被工作填满，一家团聚之后，他才开始学习如何
照顾、甚至熟悉、亲近家人。当莉莉生病，对生活的感知也因病而恐惧失衡，
他同样会抗议，表达“我无法负担你当下的情绪”；当芳仪问“为什么不在
美国治疗”，他会半开玩笑地回答“你真的当我是ＡＴＭ啊？”我们可以从
他的“选择”里知道他内心的排序：放下痛苦选择适应、放下陪病选择出差、
放下出差选择家人、放下无措选择坚强。
　　“难道我在你眼里就这么自私？”
　　宗辉与莉莉的争吵看似剧烈，却能看到莉莉的发泄当中，实仍带有对丈
夫“愿意承担”的信任，同时也有长期累积的不满。亲职教育向来由母亲当
“神队长”，父亲愿当“队友”就该心怀感激；在莉莉接受化疗的同时，仍
做着“神队长”的工作，同时希望宗辉能立刻成为“神队友”，将问题一举
解决：包括提供使家人生活无虞的金钱，又能陪伴她与孩子度过生病与适应
的难关。
　　两面兼顾是必要的，然而与妻女远隔数年的宗辉，却显得格格不入：工
作因ＳＡＲＳ遇到困境，不时需要出差；即使在家，也常跟不上莉莉的步调，
弄不清楚女儿的爱好与需要──但他还是尽量去做，包括那几个试图和缓气
氛、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夸张情绪与认知的“笑点”。直到确认芳安没事，
他说著“我去接她”却在楼梯转角坐下哭泣的一幕，都能看到他的承担与适
应的压力。
　　但他并非不了解妻子的感受。相较于年幼乖巧的芳安，屡屡与母亲冲突、
开始进入青春期，有了自我意识的芳仪，自然与宗辉有较多的互动，也能从
中透露宗辉的认知与想法。
　　“在你妈生病之前，她比你更爱美国。”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想当美国人？”
　　或许是久别后才相聚，宗辉较能意识到芳仪已长大，除了依她的意买梳
妆台与脚踏车给她，也试图安抚她对母亲总是漫溢恐惧的不满，学着亲近孩
子、理解孩子，也引导孩子。照理说，现在能共同生活的父亲，就像“未生
病前的母亲”，可以依靠与信任，但很明显，数次跟父亲谈过的芳仪，并没
有放弃想回美国的希望，更没有放下对母亲的怨怼。所以当宗辉看到芳仪冲
撞母亲的时候，他对芳仪的体罚，不只是站在维护莉莉的立场，更多的是对
教养、对亲职、对现实的无力与愤怒──毕竟他在妻女回来后才开始学习，
同样累积了过多的挫折与压力（这也是芳仪两次被体罚的共通点：理由再怎
么正当，施罚者实则证明了自己的无力教育）。
　　这个家中的另一个润滑剂是芳安。宗辉因现实压力不得不回避，芳仪因
怨怼而多次顶嘴，身为家中最小的孩子，除了“不让大人担心”，芳安几乎
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芳仪有时还要照顾妹妹），往往为了生存需要更贴心、
更敏锐。当莉莉跟芳安解释“纸钱”是为了让外公外婆在另一头经济无虞，
芳安天真的回答让母亲的身心脆弱一度得到了安顿：在美国改变的信仰，回
到台湾后又恢复了烧纸钱的传统，换房子的愿望难以实现，妹妹的反问点出
了现实的困境，同时也从贴心与着想当中，预示了家人之间的依赖，让莉莉
看见自己需要家人，也希望被家人需要──她真正想要的，不只是问题一举
解决，更是愿意理解与倾听。
　　芳安是这个家里的小天使，但小天使同时也会因为讨厌番茄酱而挖花生
酱来吃，会屡屡忘了带钥匙。由于家内母亲与姐姐是主要冲突者，芳安必须
扮演“有大人心思的孩子”，一如《玩偶游戏》的主角仓田纱南，却也很容
易被忽视而遭到危险，例如被姐姐关在外面，单独和养鸟的邻居在一起。如
果不是因为肺炎，在适应与负面情绪中紧绷的家人，很可能会忘记她同样是
需要被照顾与关爱的孩子。
　　“你就是希望他们离婚，然后你就可以回美国了。”
　　“你知道妈妈爱你，对吧？”
　　芳安还是孩子，芳仪则已经成长到有了自我意识；相较于芳仪困在生活
里痛恨自己别无选择，只看得见无从伸展自我的挫折，芳安却像冷静的旁观
者，看见姐姐的自私，母亲的软弱，和她们对彼此的爱。仿佛手足就是这样，
当家人彼此任性赌气、无法沟通的时候，另一个家人就会试着当传声筒、翻
译机和润滑剂──无论你赞同哪方，或者两方都不赞同，更或者是如同翘翘
板的选择：芳仪的不满未必不是芳安的不满，但当姐姐已经在伸张的时候，
芳安就能选择体贴──芳仪亦然。有时候手足之间，就是这样各自扮演适合
自己的角色，却未必不羡慕对方的选择。
　　“你到底在气你妈什么？”
　　“我只是觉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但……这如果已经是她的最好了呢？”
　　儿女对母亲的仰望与依赖，即使长大学习独立，也难以断绝，而且会以
社会上对母职的严苛标准，希望母亲“完美”。然而莉莉在成为母亲之前，
也曾是女儿、曾是做梦的少女。美国梦是由她起始的希望，流利的英语和独
自带着女儿适应美国的生活是她付出的努力──直到她不得不回来，不得不
接受梦碎。莉莉希望女儿“可以更好”，包含了以自己做为标准：我好的地
方你要更好，我不好的地方你更要好。但无论去美国还是回台湾，都非芳仪
能够决定。去美国时的芳仪或许正如回来的芳安，努力适应环境，成为母亲
心中更好的自己（每天背二十个单字、教妹妹英文、成为资优生）；但在美
国好不容易塑造的自我与建立的人际关系，却因为母亲生病而归零，她在台
湾必须剪掉长发、穿上齐一的制服，接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一落千丈的成绩，
和被贴上“美国女孩”甚至是“坏学生”的标签。这些挫折、失落、自我怀
疑，在美国经历过一次，而想来那时母亲是最可靠、给予她最多信心的陪伴
者；在台湾再经历一次之时，生病的母亲却成了压力的最大来源，无法做得
“更好”。她不明白母亲为何做不到，无法像往常那样依靠母亲，怨怼更使
她说不出需要母亲，转而用讥刺与顶撞来发泄。
　　“你一天到晚就说你要死。”
　　“我不想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她的恐惧使我恐惧，她的软弱使我软弱。”
　　“你又没有想好好的活着！”
　　或许即使生产、成长、乃至独立，我们都有一条脐带和生养我们的母亲
相连，能感染母亲的恐惧与软弱，这不仅因是爱，更因她始终是孩子坚强的
来源；“老是说你要死”和“没有想活着”甚至“怎么不去死算了”的潜台
词，都是“我那么需要你”所以“求你不要死”。
　　爆发冲突而对母亲泼洒伤害、被父亲抓起来痛打的芳仪，终而逃出家门，
坐上公共汽车，寻找之前上网查询到的马场时，决意去找她美国梦的寄托，找到
那匹神似“Splash”的白马，仿佛只要乘上牠奔驰，就能回到那个“跟现实
相反”的美国，就能施展“时间像是暂停了一下下，什么都不重要了”的魔
法。但马儿左右摆头的抗拒，让芳仪在哀求中不得不明白：梦终究虚幻，时
间始终前进，现实里要承担的一切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她无处可逃；即使
拚命抗拒现实的缰绳，却也困在马厩（学校、台湾与美国不同的环境使之成
为“异乡人”）无法恣意奔驰；她抗拒妈妈，不肯举步，她此刻无助的眼泪，
就是妈妈无助的眼泪。
　　莉莉对孩子的爱用恐惧与不确定包装，再用她的“死”传达；芳仪对母
亲的爱用不甘与顶撞包装，再用她的“恨”传达。然而当芳仪与芳安为宗辉
染发的笑声，母女三人在双叶吃冰淇淋、呼吸“加州”空气的笑容，其实都
昭显了她们内心真正希望的愿景，只是不知道怎么走才能确认找到对方──
莉莉的惶惧不安，在看见芳仪被侮辱、被打，毫不犹豫去护着她，和得知芳
安生病，张开羽翼为她打算的本能反应里遗忘，忆起无论如何，她最想做、
最该做的是守护她的女儿；而芳仪要回的，或许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美国，而
是有妈妈陪伴、发生什么事都会守护自己、站在自己这边的生活──电影很
巧妙的让莉莉在“芳仪不在”的家长会里呈现出来：她们的爱只是因为错过
而看似“不在场”，其实从未缺席。
　　所以电影的最后，芳仪要求母亲为她掏耳朵──这是一个亲密、信任，
可以表达依赖与依恋，但又同时不用“看着对方说话”的姿势。她们谈起过
去讨论过“想变成什么动物”，芳仪自然是想变成马，莉莉却说不记得了，
是芳仪说“你说你下辈子想当男生。”这使我想起在电影开头，宗辉在送芳
仪去学校时，芳仪问父亲“你不是说你想要的是男生？”仿佛在这一刻，窥
见了母女之间某个细微的连结与矛盾：母亲莉莉的不如意来自对现实生活的
无力感，先是性别限制了她（“下辈子想当男生”几乎是女生因性别受限、
甚至受伤的潜在愿望），她把愿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希望她“更好”，却因
为乳癌而不得不中止梦想，对抗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和现实再次摧折她的怨
恨纠缠着她；女儿的怨恨则含有母亲不满意自己的人生，强迫女儿完成自己
的美国梦与弥补遗憾，却又因为力不从心而中断，造成她无法适应的困境──
不再需要如花木兰“代父从军”，代母圆梦的梁芳仪，无法成为母亲心中
“更好”的女儿，而期许她的妈妈却成为现在她不想成为的样子，造成这种
结果的正是母亲，她焉能不恨？
　　但别人都认为可以做得“更好”，实则已经是她们“最好”的莉莉与芳
仪，都必须面对自己、也理解对方的怨，才能真正同理彼此。所以，不再需
要宗辉或芳安传达，莉莉终能说出“妈妈真的好爱你，你知道吗？”，而芳
仪终于可以像孩子一样直言“你不要死好不好？”
　　无论是莉莉或芳仪，她们曾将自己的梦寄托美国，但其实一如生病的芳
安解除隔离后说“我想回家”，她们想回的，是过去可以彼此依赖、一起欢
笑、好好活下去的家，即使不可期的现实会使梦想消殒，即使疾病与死亡会
带走所爱的人，但相处相爱相争相恨的当下会留下理解与力量，即使不在场
也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