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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立台南启聪学校爆发骇人听闻的师生集体性侵与性骚扰事件，引发教育界一阵
譁然。七年后，柯贞年导演将这个真实事件搬上大银幕，不但要社会正视这个可能至今仍
存在的问题，也告诉大家，真实情况甚至比这部已经能让观众深感不适的电影还要令人心
痛。
失聪少年张诚准备转到启聪学校就读。当他发现校车最后一排的“游戏”，融入新生活的
欣喜之情，瞬间成为恐惧... ...
“你跟他们一起欺负我，就没事了。”
当中立不是选项，就势必得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做选择。由于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存
在于校园霸凌之中，为了自保，共犯结构于焉诞生。就像《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一起
霸凌“咖仔（当时对同性恋者的辱称）”的话，就会被当成咖仔一起欺负。敢于反抗的人
，尚且胆敢拉着被霸凌的可怜虫离开现场，但真正愿意揭发一切的又有几人。小光一帮人
因为张诚向老师揭发他们的恶行而徇私报复，小团体中地位仍属低下的宝弟其实也不苟同
这些行为，但却苦无勇气反抗，只好跟着一起出脚，毕竟这样自己才会没事。如同最后击
溃宝弟的，就是张诚为了保护贝贝也对自己口交。可能施暴者并不享受过程，但为了让自
己或在乎的人平安无事，只好也成为这共犯结构下的一环。
“我们不是坏人。”
勇于揭露事件的张诚，由于也曾经迫于无奈成为共犯结构的一环，而得面临处罚，所以委
屈地问王老师他们不是坏人，为什么只有他们被处罚。协助调查当年真实事件的人本基金
会主任张萍表示，案件落幕后，有些单纯善良的孩子真的觉得自己错了，但有些人觉得“
不公平”，为什么当初对他们做出同样事情的学长，没有受到同等的处罚。而在《无声》
当中，究竟谁是坏人？谁是英雄？贝贝与张诚喜欢《复仇者联盟》，而他们也是片中挺身
而出，勇敢发声的男女主角。同时，即便不断被校长告诫也要继续为学生权益奔走的王老
师，也像真实事件中那位因为调查案件而被校方给予考绩乙等的老师一样，是家长与学生
的英雄。
不过，当英雄受伤时，是否会减弱他们打抱不平的意愿？正如事件过后，张诚看到暗巷里
被欺负的老人，或许担心自己被波及而没有作为，这尚且算是人之常情。但是，导演受访
时提到，最初的结局构想更为黑暗，是张诚晚上又发现厕所有亮光与声响，他看向厕所又
看向宿舍，电影就此结束，留下开放式结局给观众想像，究竟张诚是会息事宁人以自保，
还是继续行侠仗义？
“我更害怕被丢到外面的世界。”
男主角张诚是从听人学校转来启聪学校的转学生，而女主角贝贝则是从幼稚园读到高一，
是启聪学校土生土长的小雏菊。贝贝深知自己与众不同，到听人学校只会被孤立、被欺负
，因此即使被性侵，她也不愿离开启聪学校，到外面的世界去。《无声》除了透过几乎全
手语的模式打造一个“给听人体验的聋人世界”之外，也利用张诚的助听器来呈现出有声
世界与无声世界的对比。
其他聋人角色不可考，但张诚是全片唯一一位曾经尝试以口语表达的角色，再加上他过去
就读听人学校，以及配戴助听器，合理推测他应为听力部分丧失，而非完全丧失。导演透
过两次张诚的助听器掉落与摘下，来让听人观众体会无声的世界。除此之外，全片的配乐
与声音设计也非常精致。不但经常有类似于电影主题“不能说”的“嘘”声，也由于多数
角色并没有口语台词，使得整体的声音元素更为突出与重要。
“我不要喜欢他，我要恨他！”
片尾最揪心的一场戏莫过于大魔王小光，在天台上向王老师全盘托出，诉说自己作恶的原
因。至少受暴五年以上的小光，对侵犯他的美术老师早已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从一开
始的抗拒、抵死不从，但碍于身材差距，只能任老师摆布，到最后对着监视器露出冷入骨
随的笑，新一代的加害人已然诞生。因为不喜欢老师对他所做的，那些让他不舒服的事，
他理应对老师有恨，但不知为何，他其实有点喜欢老师。这个矛盾的情结，让原本就深受
心理折磨的小光更加认定自己不该存在于世上，是恶心之人，进而不只一次轻生。谁也不
知道小光之后会怎么样，但是向王老师敞开心房后，他可能就能接受专业的辅导与咨商，
能不能顺利走出没人能预测，但帮助小光重建自我价值，并且让他知道不需要靠支配别人
来展现权力，才是治本之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不论是霸凌、家暴或性侵，不同形式暴力下的受害人，倘若没有接受适当的辅导与协助，
都有很大的机会转为加害人。小光是一个例子，片尾宝弟若有似无的施暴行为更是如此。
真实事件中，化名凡凡的学生，从小二开始就受到学长性侵，他自己也在国一开始成为加
害人，一部份是恨，一部份是由于他想尽办法让自己被退宿，以便逃离那地狱般的深渊。
没想到，第一次成功转为通勤，隔年就又被纳回住宿生，就算他再次性侵学弟，也像电影
与真实事件里老师的反应一样，对这些性暴力视而不见，毕竟学生“只是在玩”。
当张诚因为口交影片面临惩处，贝贝拜托宝弟与她一起去向老师解释，宝弟当下的反应就
是“报告老师不会有用。”毕竟不管是真实事件还是《无声》，学生们都不只一次向老师
求助，但得到的答案要不是“你们不是在玩吗？”就是“老师帮你，谁帮老师？”久而久
之，学生要不只能加入共犯结构求自保，不然就得忍气吞声，默默承受被性侵的痛。当王
老师带着社工在校内调查、访谈学生，宝弟激动且充满愤恨的模拟自己被摸的方式，并且
控诉“你们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小小的声音不是不敢，也不是不愿说出口，而是说了，
却没有人听，久了，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发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