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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24日电）
近年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有趋严迹象，一名中国编剧表示，虽然很多东西当局没有明令禁止
，但听到其他项目或剧本过不了审，“你可以体会到了那阵风和那个态度”，使业界自我
审查。
香港01专访创作出“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的中国编剧苏彪，在谈到中国电影审查制
度阻碍时，苏彪指出，审查制度给电影人营造出一种共同的心态，大家都在遵循“别惹事
儿，别出乱子”。
他表示，很多东西没有明令禁止，但“当你看到听到很多什么样的项目或剧本过不了审，
你可以体会到了那阵风和那个态度。可能只有行业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微妙的感觉。”
他指出，这种“微妙的感觉”在主观上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让电影人不敢写、不敢拍，
“面对能不能过审的问题，没有人鼓励你勇敢”。
苏彪说，近年，类似于“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预计10月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这样的
主旋律作品愈来愈走俏，“这已经不是电影的事了，而是‘全国一盘棋’的事”。
中国主旋律爱国电影近年票房表现也不俗，苏彪称，由此显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成
功了”。
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武汉肺炎）疫情让中国电影业如临寒冬，产出作品也少，
即使未来电影院全面复工，但整个电影产业链很可能出现断层。
苏彪表示，中国电影行业现在的问题不是即将死掉，而是劲头被削弱。但留下来的人，也
都是真正热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产生一些佳作。“当然，这和中国目前的审
查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
他说，官方政策若要支持电影业，“在审查方面给予电影人一些‘扶持’才是最好的扶持
”。
（编辑：翟思嘉、沈朋达）
注：系列专访原文
https://bit.ly/32X1a6Z
撰文：戴仑、王雅
01：作为电影编剧，从今年年初疫情爆发、电影行业全面停摆，到现在影院逐步复工，你
的心态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苏彪：其实和大家想象的差不多，大多数人都找不到方向，很多人离开了这个行业，有的
是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无法支撑，有的是对电影在中国的未来失去信念了。
留在行业里的，要么就是有的项目做到一半，不敢轻易停下来，停下来就要面临板上钉钉
的亏损；要么就是真正热爱电影或者打定主意这辈子只会做电影的人，对其他诸如电视剧
、短视频等邻近的领域没有兴趣或者处于没有经验的状态。
01：“失去信念”会不会有点言重了？前不久影院复工的消息确定后，很多人在说要“报
复性观影”。
苏彪：“报复性观影”只是一些影迷口号性的东西，或许这种口号本身已经达到了“报复
”的目的，但目前影院的状态，观众的热情，都没有达到那个所谓的“报复”该有的指数。
你可以打开“猫眼”看看，目前（编者注：8月下旬）还有一半，甚至更多的电影院处于
休克状态，没有倒闭，但也没有开业和排片。
其实复工以来，开业的影院上新了不少好片子，《刺猬索尼克》，《多利特的奇幻冒险》
，《极速车王》等等。我个人认为《刺猬索尼克》、《极速车王》等都是上乘之作，但没
有在市场上激起什么水花。
大家都在观望，观众是不是真的准备用脚来投票，但目前看来，观众和影院，以及发行方
都没有太多的动作，任何一方也没有展现出愿意做出一些“牺牲”来拯救电影的意愿。
电影是个内容主导的产业，只要影片够好、够强，具备话题性，电影院的复苏还是有希望
的。比如这个时候上映一部类似于《复仇者联盟》、《战狼》、《唐人街探案3》（记者
注：《唐人街探案3》原本计划2020年春节档上映，但因为疫情推迟，目前尚未确定档期
）这样的影片，我相信观影人数和社会上关于电影的话题讨论都会有令人惊喜的变化。
但是因为类似《唐人街探案3》这种片子，它的制作成本太大了，票房预期很高，所以没
有人敢第一个吃“后疫情时代”这只螃蟹，大家都还在等传统的热门档期，比如“十一国
庆档”、春节档。
01：中国政府目前对于影院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政策扶持，对电影制作公司和编剧行业有一
些什么样的帮扶政策吗？
苏彪：编剧这一块，国家给了一些税收上的政策优惠，比如免了编剧百分之二的个人所得
税之类的。但现实是，没有影视项目立项，编剧就没有收入，我们连交税的机会都没有。
个别经济实力好的省市有对电影院进行补贴，但据我了解，能匀到每个电影院头上的，最
多也就几万元人民币，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01：疫情爆发以来的半年多时间里，你的编剧工作室靠什么支撑？接一些短视频的业务吗？
苏彪：短视频的话，因为现在客户和广商大幅收缩预算投入，想（靠创作短视频）变现
也没那么容易了。我们公司靠的还是疫情之前赚来的钱，以及疫情之前接的项目在维系运
转。至于新项目，大家现在都万般谨慎。
事实上，恰恰是疫情期间短视频的崛起、大量综艺的涌入，让很多非死忠电影观众意识到
，好像没有电影，地球照样转，人们还是能过得很开心，娱乐时间也没有被压缩，而是被
其他的东西填满。
电影行业的现状是资本纷纷撤场，公司大量倒闭，影院举步维艰，所有环节都显现出了不
确定性和疲态。大家都在观望，期待在电影恢复生机后再花钱。好在有《唐人街探案3》
、《姜子牙》、《八佰》这样的“储备强片”还未上映（记者注：《八佰》已于8月21日
在中国大陆上映），所以大家还没有心如死灰，脑海里总存有一丝希望。目前敢立项开工
的电影，要么就是对自己的作品、班底、阵容非常有信心，要么就真是对电影爱到神魂颠
倒。另外就是一些网络大电影的项目能够继续推进。
01：你认为中国电影现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最需要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苏彪：来自官方的政策扶持或许能扭转局面，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想让中国电影在2020
年活下去，更多还是需要电影人的自我坚持以及观众的不放弃。
电影无法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它只能慰藉心灵，提供绝对黑暗中的那道光，但
当下中国和世界的任何一丝失控或风吹草动，都可能将电影这艘小船掀翻。中国电影近二
十年的强劲发展，依托的是中国国内的国泰民安以及中国周边的和平环境——这听上去像
一种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但确实是客观事实。
所以，中国电影除了努力之外，需要的还真是一点运气，无论作为从业者还是观众，我都
祝它好运。中国电影好运，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好运；电影市场的蓬勃，一定是因为这个
国家蓬勃发展了。
希望大家都能记住电影带给我们的种种，感动也好，欢乐也罢，洗涤也好，纾解也罢，不
要忘记和抛弃那种感觉。短视频和碎片化的内容是无法提供电影带给我们的享受的。
01：《2020上半年度电影市场数据洞察》指出，被调查用户未来倾向于选择“线上+线下
”观影方式的占比高达48%，证明中国电影正在进入“双线时代”。因为疫情，原定今年
春节档的电影《囧妈》改在线上放映。前不久迪士尼出品的电影《花木兰》放弃在北美院
线发行，改为在Disney+流平台点播放映。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苏彪：这应该是一种大势所趋吧，就像数字电影取代胶片电影，拦不住的。
不过我所观察到的是，身边几乎所有做电影的人都在试图用金钱、热血和热爱来抵挡这股
力量，希望留住电影最后的仪式感。人的坚持是电影最大的机会。
01：有观点认为，电影院的文化属性和社交属性，不是流媒体可以替代的。
苏彪：我很支持这种观点。电影不会灭亡，它会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寿命都长，就像诗
歌、油画和交响乐一样。
但电影能否维持疫情之前的风光、体面与影响力，却是有待商榷的。作为一个摇摆不定、
未来不明的东西，电影本身便已经具备了某种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我所担心的，一场疫
情，一次经济萧条，一种新的娱乐方式的产生与普及，都会让它更加削弱，直至成为少数
人的坚持。
01：目前有一种担忧认为，即使影院能够有序复工，但整个电影产业链面临“中阻梗”的
问题，因为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内容制作跟不上，有可能到明年暑期档之后就会面临“无
米下锅”的情况。
苏彪：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电影行业内部存在一个连锁反应，这个市场需要的是足以引起
全民关注和讨论的超级大片和超级强片。但这种大片和强片生长的前提是制作方能看到赚
取利润的希望，当影院萧条，每日全国总票房只徘徊在一千万多一点的时候，强片们已经
没有了入场的理由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我只关心“储备”。只有储备的电影项目赢了，在社会上有热度，未来
的这个行业才有重新上路的绝对机会。
01：当储备用完了怎么办？
苏彪：储备用完了，就只能靠电影人的热情去坚守，或者寄希望于一只或几只“独角兽”
的出现，将这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全部垄断。
如果真的发生，那将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好像也只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期待《
八佰》、《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等影片的原因，但也要结合未来中国的经济形势
以及疫情变化来判断。
电影行业现在的问题不是即将死掉，而是劲头被削弱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留下来
的人，也都是真正热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定也会产生一些佳作。当然，这和中国目
前的审查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刚才说到政策扶持，或许在审查方面给予电影人一些“扶
持”才是最好的扶持。
01：你认为审查制度对于中国电影最大的阻碍在什么地方？
苏彪：审查制度给电影人营造出一种共同的心态，大家都在遵循“别惹事儿，别出乱子”
。很多东西没有给你明令禁止，但当你看到听到很多什么样的项目或剧本过不了审，你可
以体会到了那阵风和那个态度，这会在主观上限制你的创作，导致自己首先就不敢写、不
敢拍了。可能只有行业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微妙的感觉。面对能不能过审的问题，没有
人鼓励你勇敢。
反而是类似于《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预计今年“十一国庆档”会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
》这样的主旋律作品越来越走俏。但这已经不是电影的事了，而是“全国一盘棋”的事。
01：如果纯粹从票房来说，这种主旋律电影是被市场所认可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两部影
片，最典型的是近几年频频被提起的《战狼2》、《红海行动》。包括因为疫情推迟上映
，讲述中国女排辉煌历程的电影《夺冠》也很受期待。
苏彪：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成功了。
01：过去几年来，曾有大批热钱涌入电影行业，让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段“狂飙突进”。但
从2019年开始，“影视寒冬”这个词就被频繁提及，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影视行业进入了
一个彻底的“冷静期”。作为编剧，你如何看待这种“冷静”？
苏彪：从生活和生存的角度，当然觉得之前资本的到来简直太好了。大家赚钱更容易，数
量也更大，机会也很多，有人拿钱让我们舒舒服服的练手，何乐而不为？
但资本真的要走了，无论是编剧、导演，还是制片人，都不可能把资本喊回来。大家能做
的只能是珍惜那些尚未离去的资方，以及用好自己兜里的每一分钱，做好内容，给内容以
时间和精力，让它有最大的盈利机会，真正去赚观众的钱，而不是像前几年那样去赚资方
的钱。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行业本身而言，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排毒。虽然无可奈何，但肯定
是排毒了，筛掉了一些钻营和投机的人，也让影视行业变得没那么臃肿了。作者的表达能
更加的关乎内心，而不是一直向数据和流量低头，制造影像垃圾。
01：说到内容，中国的编剧整个产业链上处在什么位置？与好莱坞相比有什么区别？
苏彪：从电影的角度看，好莱坞的编剧是服务于制片人的，中国的编剧是服务于导演的。
中国电影行业目前仍是不容置喙的导演中心制。从位置和话语权而言，除非是像芦苇、述
平这样的超级大编剧，否则普通编剧的话，大家普遍都是以服务和配合的姿态去工作，表
达空间、对剧本掌控的权限，包括获得的权益，都要看是和哪位导演合作，以及是采用怎
样的合作方式。
好莱坞的编剧们更注重的是文法和标准，也更注重作品本身的哲学价值以及表达的多元性
。中国编剧在表达空间上相对掣肘，因为观众爱看的几种类型和希望被满足的几类情感就
摆在那，无论从人物上还是故事内容上，都要满足某种大的情绪，比如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顾一切的牺牲、底层小人物的逆袭等等。
电影中最具魅力的弥漫感、缝隙感、主题的可能性、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等等，似乎在中
国这里都变成了无病呻吟，或者不需要被关注的东西，这是作为编剧比较令人难过的一件
事。
01：人们通常认为，文化上的强势通常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中国现在经济方
面已经很强，但文化层面却让人觉得“有短板”。比如美欧日韩都在向世界输出文化，电
影是其中的重要形式。可是中国电影近二十年来，票房规模、银幕数量都在急速扩大，却
鲜有文化输出的案例（文学等艺术门类还有莫言、刘慈欣等出现）。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苏彪：这是个相对宏大的话题。我觉得中国电影人不是不想输出，也都渴望输出。但思前
想后，始终无法找到某一类型的电影与中国文化输出的结合点。
另外，中国电影界现在也没有几位真正的大师，能将中国的、东方的东西梳理成一个深入
浅出的故事，辅以商业的外衣供西方人体悟。而中国电影市场的体量又已经大到我们没有
必要为了“金钱”而去努力以电影为载体同世界搭建什么桥梁，自产自销就已经很舒服。
01：但这种“自产自销”应该不会是中国电影从业者能轻易满足的状态，包括民众也不会
满足，官方更是早就提出“讲好中国故事”。
苏彪：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家现在太知道我们“端的是谁的碗，吃的是谁的饭”。伟大的
作品，如《阿甘正传》，讲得大抵是时代洪流下具体的人。但中国最近四十年来，都处于
在经济层面激昂向上的时代，我们的某些限制，也不允许我们去表达这种绝对速度下的“
电影化”的人物，否则就有“吃饭砸锅”的嫌疑了。
于是很多电影人选择的策略只能是从过往的三千年中去挖掘某些中国元素、中国面孔。但
这和当下的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过往的抛弃，比那些希望将我们的过往抛弃（的
想法），要快多了。
01：所以这次疫情会是中国电影的一次契机吗？当资本和流量的光环褪去，尽管有比较严
重的“失血”，但也让电影产业链上的所有人开始“痛定思痛”。
苏彪：我觉得一定是这样。不过我不觉得这会让中国电影内容的表达空间和层次会有太大
的提升，最后还是会归为娱乐。
01：《八佰》会成为一个正向的例子吗？这部影片因为涉及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历史问题存在争议，去年秋天被迫推迟上映，而现在则成了“救市大片”。这或许算是中
国政府在态度上的一种转变。
苏彪：在我看来，《八佰》还是情绪大于思辨，热血大于反思。
当然，还是有一些创作者在坚持，他们的笔与镜头对准了那些关于战争、时代、生死、选
择的内容。但到最后，我们往往还是只会拿出其中最“合时宜”的表达去呈现。这种“合
时宜”，是无法真正做到文化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