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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悲情城市》与台湾的第一座金狮奖
1989年，台湾政治解禁，党外运动初获阶段性成果，加上同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
社会对白色恐怖余悸犹存，威权阴影犹未散尽。《悲情城市》在台湾的轰动，让它不只是
一部电影，更是一个社会现象。
文：洪健伦／剧照：邱复生提供
轰动全国的金狮奖
1989年，意大利时间9月15日晚间，第46届威尼斯影展举行颁奖典礼，入围国际竞赛单元
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一如颁奖前夕的四处流出的小道消息，拿下这个影展的最高荣
誉“金狮奖”，这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地位崇高的欧洲三大影展中，得到最高荣誉。
台湾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1979年又与美国断交，在国际间陷入“亚细亚的孤儿”的外交
困境，1989年的威尼斯影展，也因中国政治干预，场外悬挂入围影片国家的旗杆上，原该
悬挂中华民国国旗的旗杆空荡荡。但获得金狮奖的《悲情城市》，仍让这个国家的名字、
故事，随着这部电影的捷报，出现在全世界各大报的报导之中。
台湾时间16日一早，台湾主流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日报”、“民生报
”，皆以头版头条大篇幅报导，送进家家户户。一摊开报纸，就能看见《悲情城市》导演
侯孝贤笑意满盈捧著金狮奖座的照片。
这是台湾电影首次成为轰动全国的头版新闻。17日的“自立早报”报导《悲情城市》代表
团载誉归国时，更以“好比少棒初夺世界冠军”为标题，形容轰动程度。
《悲情城市》除了是第一部在欧洲三大影展之中获得最高荣誉的台湾电影，它是台湾电影
史上，第一次采用同步录音技术进行拍摄的电影；它是侯导第一次挑战历史题材；更是台
湾在1987年宣布解严之后，第一部叙述二二八事件的影视作品。
1989年，台湾政治刚解禁不久，党外运动初获得阶段性成果，加上当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
门事件，社会对白色恐怖余悸犹存，威权阴影仍犹未散尽。《悲情城市》在台湾的轰动，
让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个社会现象。
《悲情城市》在全台盛大上映，根据国家电影资料馆的“1990年电影年鉴”记载的票房纪
录，《悲情城市》的台北票房约6600万台币，全台票房虽没有确切纪录，但以过去的估算
方式，全台票房通常是台北票房的2倍左右，刷新当时国片影史票房纪录。
而若以当时约莫110元的国片院线票价粗估（当年国片与洋片的票价不同），台北票房
6600万台币的《悲情城市》，在台北市换算出的观影人次约为60万人次，而当时的台北市
人口，约为270万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台北市，几乎每10人中，就至少有2人看过《悲
情城市》。
《悲情城市》不但票房轰动，1989年的年底正值县市长大选与增额立委补选，是解严之后
，国民党与民进党在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对决，不少候选人将《悲情城市》的主题曲，作为
竞选音乐。“悲情城市”四字，也成为彼时政治议题爱用的热门词汇。
台湾新电影逆境中迟来的肯定
《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也为从1982年开始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奠定了难以撼动的
崇高地位。
从《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开启的新电影运动，虽曾在因题材疲乏的国片市场
中展现新意，获得不错的票房，但风光只维持2年。后来，新电影作品虽在欧洲各地影展
屡获肯定，但与过去电影题材、形式截然不同的新电影，仍屡屡因为票房不佳，招致保守
媒体与影评人的批评，背负“票房毒药”的骂名。
保守舆论的批评与质疑，使得新电影主要创作者，以及当时拥护新电影运动的影评人、记
者与文化人，在1986年底共同连署了由詹宏志起草的“台湾电影宣言”，并于1987年1月
24日于“中国时报”正式发表。文中对于彼时的政府政策、媒体生态与评论体系，都有沉
痛的怀疑，并表达争取“另一种电影”存在空间的决心。
1988年，在年代电影创办人邱复生的资助下，詹宏志、陈国富、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
、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电影”，《悲情城市》便是第一个进行的计画，1988年11月25
日，《悲情城市》正式在基隆金瓜石的八角亭前开镜，主要的拍摄地点在九份、金瓜石，
也在台北北投、苗栗大湖等地拍摄，拍摄期共65天。
《悲情城市》故事的启发，来自《人间》杂志中二二八受难者基隆中学校长钟皓东生平，
及其妻蒋碧玉（蒋渭水之女）的报导，发展出一个虚构的家族故事，剧情中揉杂田调访谈
素材、白色恐怖时期的“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蓝博洲所撰写的报导文学《幌马车之歌》
。剧本由侯孝贤与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场结构，再由擅长捕捉口语气味的吴念真，负责撰
写对白。
而讽刺的是，作为《悲情城市》创作重要参考素材的《人间》杂志，却也在《悲情城市》
获得金狮奖的同月，宣告停刊。
梁朝伟饰聋哑摄影师，在演员身上追求真实
此外，当时关于本片的其中一个话题，便是彼时人气渐升的港星梁朝伟加入阵容。由于梁
朝伟不谙闽南语，侯孝贤也因此把他的角色——林家四子“文清”，改以二二八受难者聋
哑画家陈庭诗为原型，将文清设计为一名聋哑人士。文清和陈庭诗一样，8岁从树上摔落
而失聪，只能透过笔谈与人沟通。这个有口难言的角色，却也让本片更多了一层诠释意义
。
除了梁朝伟饰演文清，《悲情城市》主要角色的有专业演员，也有素人演员。专业演员有
饰演大哥文雄的陈松勇，饰演女孩宽美的辛树芬。素人演员中，曾演出侯孝贤电影《恋恋
风尘》的布袋戏大师李天禄，饰演林家的老父亲；首次演电影的高捷，饰演三哥文良；舞
者吴义芳则饰演文清的挚友宽荣，和詹宏志、吴念真、以及作家唐诺（谢材俊）、张大春
等人，是片中的知识分子，负责带出那个时代下的社会、政治氛围。
而彼时已确立长镜头美学的侯孝贤，也是从《悲情城市》开始，在拍摄现场渐渐舍弃剧本
，让演员自己发挥。詹宏志就曾回忆，侯导不给非演员看剧本，以免照本宣科。侯孝贤在
拍摄现场，口头向非演员描述角色的生平、故事。
为了避免各种背景的演员，在镜头前演得太用力，侯孝贤也开始“骗”他的演员，在拍片
现场假装试戏，其实是趁他们最放松的情形下，拍下最自然的表现。而这个拍法，也让陈
松勇登上金马奖影帝宝座。
此外，已经获得金狮奖认证的《悲情城市》，虽在第26届金马奖中，入围最佳剧情片、导
演、男主角、原著剧本、剪辑、录音与摄影等6个奖项提名，但最后却与最大奖最佳剧情
片失之交臂，评审团选择将这个奖，颁给香港导演关锦鹏的《三个女人的故事》。包括关
锦鹏在内，舆论都对这个得奖结果，感到不解与遗憾。
苦闷的破口，时代的代表作
《悲情城市》虽然获得媒体、观众的力挺，但在首次可以开诚布公讨论政治禁忌的当时，
还是遇到一些批评。有人认为作为解严后首部描述二二八历史的电影，对于这段史实处理
得太迂回；也有人认为，文清的好友宽荣逃至深山投入地下组织，并遭宪警缴获的情节，
由于取材自白色恐怖初期的“鹿窟事件”，对于一部讲述二二八历史的电影而言，是混淆
了时代与历史。
在政治初解禁的台湾，创作风格逐渐成熟、厌恶威权的侯孝贤，不但掌握时机拍出《悲情
城市》，更因为金狮奖的背书，他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性终于在国内获得承认，获奖
声势与题材，使得《悲情城市》成为台湾释放过去各种压抑心境的重要破口。
对深爱艺术电影、深爱侯孝贤作品的影迷而言，侯孝贤最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悲情城市》
，也有不少人更爱其后的《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但对更多人而言，为台湾
社会道出压抑心情，成为社会现象的《悲情城市》，更像是侯孝贤、台湾新电影的同义词
。
（本文出自文化+双周报第51期“悲情城市30年”，1/6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