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槟榔月入12万，拍片干嘛？” 专访张作骥：熬出第一部片后，他的男主角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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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尚轩 2019-11-04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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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戏拍了30年，张作骥仍然坚持，穷穷苦苦地拍电影。（卢逸峰摄）
张作骥的记忆里，有双白袜子，那双既平常，又让他好像不太一样的白袜子。
2015年，他执导的《醉，生梦死》获选柏林影展，并夺下柏林最大同志杂志《Siegessa-
ule》举办的胜利柱奖，“德国人非常好奇，为什么我穿白袜子？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你
会问我穿白袜子？原来他们18岁以上的人不穿白袜子，所以一看到我就混淆，你那么大你
穿白袜子？”
“颁奖时我就说，我知道德国有这个传统，但我还是有穿白袜子的自由，我的意思是，每
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我跟一个男生谈恋爱，或是女生跟女生谈恋爱，不妨碍谁，后来
那个gay杂志开心得一塌糊涂。”
张作骥点起了菸，最近又有人提起那双白袜子，“像我那天去电视台，他说白袜子能不能
换掉，觉得白袜子跟西装不搭，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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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生梦死》于2015年于柏林影展放映，张作骥率主演团队前往德国。（资料照，取自
《醉生梦死》粉丝专页）
“他们家也有爱啊” 张作骥盼替人发声
从《醉‧生梦死》开始，张作骥的电影首度出现同志题材，来到最新作品《那个我最亲爱
的陌生人》，里头失智的退役老军官，也有段陈在记忆里的龙阳恋，媒体开始问他，怎么
会想拍这个题材？什么时候开始想的？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稀松平常。“我身边一直有（同志），很多人都是，你看我所有电影
，都是自闭症、失智症、盲人，这就是商业片最讨厌的地方。”
“商业片不喜欢我们帮别人发声，因为电影就变成另外一种调调，独立制片好处是，我们
可以自己帮一些单位发声，我不鼓励，我也不说什么是好的，那有些人天生下来就是这个
样子，为什么社会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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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骥的作品，总是为各式各样的族群发声。图为《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剧照。（海
鹏影业提供）
“像自闭症，家庭是很苦的，我们都是非常健康的人，譬如你弟弟是蒙古症，我请问你家
庭怎么办？父母还不太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这怎么办？要呈现出来啊，他们家也有爱啊，
那这就是投资者最怕的，这也很为难，要做还是不要做，看自己啦。”
“太有钱不好，你会迷失方向”
张作骥的电影，总是在拍社会边边角角的地方，市场上、阵头里、违建住宅间，生命活得
坚韧，血泪都成了萤幕上的精彩，回头来说，他也是硬派的人，穷穷苦苦地也要拍好东西
。
“我其实觉得当导演不好，当摄影师比较好，好好去拍片，享受那个过程，当导演，你看
我自己剪接，自己弄音效，独立制片就是这样子。”停顿片刻，他重复又说了一遍，“误
打误撞啦，当导演，当摄影师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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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骥认为，当摄影师享受拍摄过程，比当导演好多了。（卢逸峰摄）
就算这样，张作骥还是一路拍到第9部长片，《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部分资金缺口，
由母亲的800万遗产补齐，为了省成本，他剪辑、音效都自己上阵，前几年成立的特效公
司，也派上用场，“就是弥补场面上，如果你想不花钱做什么事，就是用合成去做。”
工作人员在室内穿梭，访问空档，张作骥会回头交谈几句，排行程、交待道具、海报，好
多事情要经手。“我们跟他们讲，要赚大钱，不要来我们公司啊，我们可以赚平常的一倍
，要爆发的我们没办法。”
“没有钱不能做事啊，但有了钱会不好，太有钱不好，你会迷失了方向，我觉得快乐的拍
片，然后钱够就好。”这些话他已经讲了好多年，理想与现实的拉扯，每次拍片受访，都
如此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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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到第9部电影，张作骥始终认为，钱够用就好。图为《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工作照
。（海鹏影业提供）
这回他找来了两个人物客串，一个是台湾传奇影评人“李幼鹦鹉鹌鹑小白文鸟”（下称：
李老师），另一位是资深制作人李烈，两人在片中短暂，却又激烈地交锋。
“他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张作骥这么描述李老师。当年他从新埔工专唸完电子后，大学
想改唸电影，跨域考试自然有压力，当兵时都在看李老师的电影书，“他是很独立的影评
人，烈姊是个商业片执牛耳的人，我希望他们碰撞。”
叹商业魔手让事情吊诡 张作骥：感动跟预算有关吗？
碰撞后还是得抉择，但拍了半甲子，底下好多张嘴跟着吃饭，张作骥现在很难只管自己的
电影，“为什么我一回来立刻成立编剧小组？很多人跟我12年、14年，全部逼他们变导演
，逼他们写东西，明天开始拍片，我退到后面帮他们做事，成立技术组帮他们做，不然你
电影断层啊。”
但这年头电影、戏剧科系这么多，为什么会断层？“学院派自己创作的比较少，多是被用
一些用商业的包装，不是不好，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去撞，努力说出自己要的东西，30、40
岁以上知道自己定位，再去做那些事；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真的喜欢拍电影，不是看了绿
巨人、钢铁人，他看了某个让你感动的东西，感动的东西跟预算有关吗？”
“商业片是什么？你卖座就是商业片，为什么要用商业片的模式，去套入开始成形的东西
？当然人各有志，我不能说哪个是对或错。”说着他语调平缓下来，“现在台湾系统那么
多，我们非常乐意看到《返校》大卖，但它是工业化的电影，我们没办法做那种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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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张作骥开始推年轻人拍戏，就怕电影圈出现断层。图为《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工
作照。（海鹏影业提供）
“我只能用自己的经验说，现在就努力去感受你的生活，赶快写你的东西、拍你的东西，
让一个年轻或新导演，去拍想拍的东西，一定是感动人的，商业架构魔手一进来，对不起
，男的要柯震东、女的要谁，因为票房，但那个东西他们能不能驾驭，我们不知道，所以
就很多吊诡的事情。”
男主角嫌苦跑去卖槟榔 张作骥被激培训演员
谈到演员，张作骥很会发掘演员。比方说，《醉‧生梦死》磨出了李鸿其、郑人硕2个好
演员，后来两人各自活跃，去年双双入围金马最佳男配角，结果郑人硕被狠狠训了一顿，
叫他要把持好心态。
张作骥捧红过很多演员。不对，他会反过来问：“他们红吗？”
时光倒回1996年，他拍出首部电影《忠仔》，金马奖、亚太影展、釜山电影节……不断拿
奖，但要跑宣传时，男主角却跟张作骥说：“导演，宣传干什么？我不拍，我去卖槟榔一
个月12万。”
“他就在自强隧道一出来，右边第一摊，打工一个月12万，他说，我跟你去那么辛苦干嘛
？”张作骥说著，双眼瞪得大大的，20多年后想起来，还是有几分无奈，“所以我从1998
年开始，我那时候看走金马奖红地毯，当时扣掉港星、台湾歌手，有多少台湾电影咖？所
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培养，我要俊男美女。”
说着他摊开手，细数发掘过的演员，王心凌、范植伟、姚元浩、高盟杰……“虽然有些人
现在下场很差，近期的就那几个，我一贯以来希望这样，他们可以走红地毯，否则商业制
度下，不会培养这些人，所以台湾没办法像刘德华、香港那样子，我们没有巨星啊。”
“很可惜我这部没做这件事，等我下一部吧，我一定要的。”张作骥说著，轻轻地摇摇头
，“你说《醉，生梦死》那几个，那还好啦，不够红啊，我不知道欸，红不红？”
出狱后区分电影与生活 “应该是生活去影响电影”
从重返自由，到拍出《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对张作骥来说，很多事情都在转变。原
本他就住在工作室楼上，出狱后，他立刻搬离，把生活跟工作分开来，“这时候看我自己
的生活才是生活，以前在这里的生活不是生活。”
“我不必被我的电影生活绑住，变成我的生活是我的电影生活，事实上是不对的，应该是
我的生活，去影响我的电影。”
吃饭，是他从生活透进电影的坚持，他的电影里常有一家人同桌吃饭，开拍前，也要求演
员同桌吃饭、生活，回到工作室，午饭自己烧好，员工围一桌吃。
“现在不煮晚餐，不加班了。”时间接近正午，员工已经开始张罗起碗筷， “以前我就3
年一部，中间一拍完片，就带公司的人出去环岛，找巷子，买菜、做菜，每天喝酒应酬一
大堆，现在不一样了，如果要一年一部，我应该要把应酬的事全部切掉，因为那个不是我
的电影，应该拉开去做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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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自由后，张作骥开始将电影与生活切开，认为应该要用生活影响电影。（海鹏影业提
供）
这一年来他开始让自己休息，种菜、钓鱼，每周末都骑脚踏车到大稻埕一带，“西门町有
些很怪的地方，虽然很多人拍过，我还想重新了解西门町。小巷子，我喜欢小巷子，非常
窄的小巷子。”
“谁愿意在那边生活？有一些人就在那边生活。这种地方充满了有趣的事情，暗暗的，有
透出阳光、从破洞的地方洒下来，不是高楼大厦，”说着他还是谈回电影，“我没办法拍
白领阶级，我都拍中下的，有生命力才有乐趣，拍那些有退休金的，我没有兴趣。”
菸已经抽过了几支，张作骥开始起身指挥员工，去哪找哪个道具，什么时候去看场地，准
备继续找那些边边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