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才有更多可能！——专访第三、第四届TIDF策展人王派彰
提到王派彰这个名字，相信许多观众应该不会太陌生。1999年，他曾与实验电影创作者吴俊辉共组“影像运动电影协会”，他们引进、放映了许多实验电影，又为了“捣乱”标下了第三、四届，也就是2002、2004年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现名为“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以下简称“TIDF”）。不久，他便担任2005至2009年国民戏院影展策展人，精彩选片仍令许多死忠影迷怀念不已；而自2009年至今，则于公视《纪录观点》担任委制编辑，致力于扶植新锐纪录片导演，精选出所谓“能够松动观众原本笃信的一切”的纪录片。
犹记得第一次见到王派彰时，他看起来有点严肃，但随着访谈内容越发深入，我渐渐发觉，那是对许多事物“不愿妥协”造就的凛然。
王派彰原先在台湾学习美术，随后赴巴黎留学，从美术、电影，纯粹的剧情片到实验电影的领域，看似迥异的专长也似乎有迹可循。他分享，小时候住的侯硐矿区有个给矿工看的影院，从小在戏院看电影长大的他，开始对制式的影像感到不满足，直至巴黎唸书时，才打开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几乎每天都有影展的巴黎，王派彰开始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影，而他也深受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启发——德勒兹身为当代著名哲学家，从不缺席任何电影首映与试片，王派彰发现，其实德勒兹并非对电影感兴趣，而是对电影感兴趣的东西跟哲学是一样的。王派彰说，“他（德勒兹）的目标永远是另一个地方，他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困境里面，然后思考如何从这个困境里面挣脱出去？”而王派彰对电影，似乎也从不满足于现况，无论在哪个位置，都在挑衅、激发、创造影像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就是为了去捣乱！”
刚留学回国的王派彰，对台湾的学术圈没有信心，为了摸索自己的定位曾徬徨了一两年。期间，犹如伯乐遇上千里马般，他遇见实验电影创作者吴俊辉，两人一拍即合，对跨界、实验电影有兴趣的他们，便在十分拮据的境况下，举办放映活动，专选非主流的、很难被看见的实验电影，从找拷贝到邀请导演一切一手包办，没想到竟然场场爆满！
而当时TIDF已经举办了两届，王派彰坦言，“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纪录片太过狭隘，那当然是纪录片，但那只是‘某种纪录片’。你不能说它不好，只是台湾纪录片导演和观众的视野都没有被打开。”
所以当第三届TIDF改成公开招标时，王派彰与伙伴们决定去投标，“对于要怎么把一个影展做得让所有人都满意，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是要来乱的，我们要告诉大家说，纪录片其实不是你们想像的这样子而已！”
2002年TIDF以“跨越真实”为主题，他策划了“距离╱开放”单元，目的是想挑战当时被认为是正统、强调长期蹲点与就近观察的纪录片模式。然而，什么才是纪录片与真实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一定要“靠近”才能完成纪录片吗？创作者的位置又在放在哪里？“距离╱开放”单元选映21部片，从最远到最近，希望让观众看到纪录片中“距离”。“要改变导演就要先让观众不满，因为是观众要去看这些影片，所以当观众不满这样的拍摄方式时，你自然没办法照着你的方式去拍摄，所以我只有用这种方式去改变台湾的纪录片。”他说。
而在2004年，他更策划了“比纪录片还慢”以及“凝视死亡”两个单元。“比纪录片还慢”，并非刻意选择节奏缓慢的纪录片，而是企图反思在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以及“作为沟通工具”的社会期待下，使得纪录片却趋规格与制式化，失去了成为一项视觉艺术的可能性。
而“凝视死亡”专题则源自他个人的兴趣。死亡一直是纪录片的热门题材，却也基于摄影伦理、道德与隐私而成为禁忌，王派彰在影展特刊里提到：“重点在于观看而非死亡。”专题里虽选映不少太过隐私或不忍卒睹的画面，但有别于拒绝呈现死亡，在凝视的过程中，反倒为死亡（或生命）营造更多自由的空间。
然而，王派彰不讳言，当时仍将做影展想得太天真，“我们虽然是去标案的，但我们就是四个傻瓜。”第一次办影展他才发现，在台湾，策展人要负责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只要负责节目策划，还包括整个行政，再者，策展人没有完整的节目策划自由，有非常多人可以干预，令他十分困扰，现实环境也常碰到两难，“我会碰到很多我该不该让步的时刻，我不可能永远说：‘我的原则很高，我全部都不要，你跟我谈是不可能的。’可是常常我答应了之后，我会思考很久，然后难过很久。譬如如果我答应把某部片抽掉的话，我就很难去讲我对纪录片的坚持是什么。”
破格的视野：“先把观众的胃口养大，使其对现状不满！”
在TIDF之后，王派彰曾经一度拒绝影展。但在因缘际会下，还是接了光点台北的“国民戏院”影展，一接就是六年。而当国民戏院取得一定成果时，公视总经理冯贤贤便邀请王派彰进入公视，他辗转到了《纪录观点》节目任职委制编辑，直至今日。
王派彰说，他喜欢纪录片有无限的可能，能够更真切体验影像、体验自由。而提到纪录片之于观众的意义，他则相信，希望观众看完纪录片后，能让原本笃信的东西改变了、松动，连导演也不例外。他举例，自己就常告诉导演：“如果你拍出来跟企划长得一样，那你就是白拍了！”
在《纪录观点》的制作上，他也将“洋葱理论”放入思考——假如纪录片有光谱的话，他希望能够为《纪录观点》的观众展现纪录片的不同层次、切面，甚至是极端。而在寻找创作者时，他也常锁定一些没拍过纪录片，但作品却有纪录片影子的创作者，例如当代艺术大师陈界仁、刚拍完剧情片《归来的人》的赵德胤。
“我记得赵德胤跟我说，他不知道纪录片是什么。而我告诉他，‘我就是要找不知道纪录片是什么的人’。”最后他和赵德胤签约，拍了《挖玉石的人》。王派彰说，“没有纪录片的框架，表示这个人是自由的，纪录片一向被说是在为某些人争取自由，那你（导演）自己的自由就不需要被争取吗？”
也因为不愿妥协，不论是过往的TIDF，或是现在在公视，他从不将迎合市场放在第一位。他表示，在公视如果节目收视率漂亮是会有奖金的，“这很容易啊！但你知道Merce Cunningham这个美国知名编舞家吗？他很喜欢谢幕时上台看观众数量，若剩很多观众，他还会很不高兴地说：还剩那么多！”其实王派彰知道如何操作可以皆大欢喜，但他却认为自己的角色应该是不断地挑衅观众、创作者，以激发更多可能。
多看纪录片，“唯有纪录片才能更真切的体验电影是什么。”
在公共电视的《纪录观点》任职，他也不讳言官僚与行政的压力一直存在。时不时，他也会被问到《纪录观点》如何照顾各个群体，如女性、原住民、老年议题等。他说，“我会引用一句名言‘永远要站在鸡蛋的这一边’，可是我也问，如果鸡蛋是错的呢？”
对于纪录片如何记录、呈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王派彰曾深思熟虑过。他指出，有许多台湾纪录片的问题是，观众看完只产生了“我好幸福，他们好凄惨，所以我们该为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了！”的想法。观影前后，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而我们的纪录片创作生态却仍旧一再地生产对改变社会、世界没有作用的影片，还可以摇著大旗说：“你看看我是站在鸡蛋这一边！”
对于社会的所思所想，其实都可从纪录片作为出发。王派彰非常鼓励大家多看纪录片，尤其是年轻人，他认为，“唯有纪录片才能更真切的体验电影是什么。”动辄五年、十年的纪录片拍摄，都是导演耗费大量生命经验才得以成就，而我们何德何能，能从别人的生命里得到启发与思考呢？他说，“看电影会帮助你了解，人一辈子都在选择，它会让你更有智慧地去判断你要做什么决定，毕竟没有人天生就懂得。”
来源
https://goo.gl/K4br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