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路上》是住在幸福路上，也是前往幸福的路上之双关。
它是一个时空胶囊，是六、七年级的旧相册，Hershey巧克力、小甜甜、科学小飞侠、琼瑶
小说（几度夕阳红，架上另一本好像是一帘幽梦）。数不清的时代物件，翻开来，心和灰
尘都在扑簌抖。
作为一个六年级生，导演由家庭出发，致力于、近乎执著地重建一幅细节惊人的七零年代
以来的台湾社会图绘，不放过成长中的任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节目、家中的绿色纱门
、公寓楼梯间的红色扶手，几可论它想要完成另一个动画台湾史的野心。虽然选择以动画
形式表现，却瞒不住导演锐利的“摄影眼”。
不论动画这个形式，从内涵而言，与其说是从小琪出发的个人生命经验，不如说它像一个
纪录片，“历史”更是主角，小琪只是千千百百中的一个。这并非人物塑造不力，相反地
，导演在人物布局里，种下了太多观众可以自行代入的特质，小琪看似不经意说的话、对
母亲抛下的气话、分配给每个角色的经历和各种琐碎小事，是编剧时从浩瀚的时代百科里
，有意识筛检出的精准而共同的检索表。每组镜头、每场分戏，看似琐碎，仍能让观众不
时惊呼：这不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吗？这样的可代换性，透过历史为轴线，延伸出千千万
万个点，每个人生命中的某些片段，都可以成为小琪。
因此你看到情节上的平淡，没有大起大落，戏剧性的缺席固可包容，如同阅读托尔金作品
更像阅览一部史书而非透过叙事乐趣牵引读者的小说。观者踩下的每个叙事点，由时代梗
的砖头铺成，又像星光大道刻着清晰可识的年份。如同当代其他说故事者的不卑不亢、以
及不妨碍电影艺术重心之下所立的自我政治规范，像杨力州《那时此刻》朝特定方向的温
情回眸，规避了历史中僵化、暴力控制的那一面，宋欣颖安全踩在一个不挑起争议的界线
内。在小琪的学生时代、课本里重现统治阶级制订的那些权威神话——鱼逆流、吴凤，但
宋尽可能以述而不论的柔化视角，如校园里的蒋介石铜像被描绘得可爱（即使我很不想这
样形容），试图站在一个都不得罪的中立地带。
既然《幸福路上》着力点在历史之上，狭隘的“政治”便无从回避。只是“政治”本来远
不只是铜像、课本有意识筛选的国族神话或是社运场合的喧哗所直接呈现的那么简单，它
可以更广义，在《幸福路上》里是和“幸福”互相证明的概念。
二十世纪以降思潮，尤其批判理论的美学关怀，或可印证。片中那些不断在小琪内心戏里
蒙太奇、跳接出现的，现实中代表导往“成功”以至于“幸福”途径的教室、课文、补习
场景，其实内在规律是达到齐一化、实行控制的手段，《幸福路上》的一开始的“幸福”
不断被抛出来作为标准检验自我，从街坊邻居的鞭炮庆祝上榜到烦人的三姑六婆劝嫁与闺
房秘方，无不符合人们一切追求“幸福”的人生选择中表面看似自我意志决定但实际的被
控制与枷锁性，《幸福路上》仿佛再现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学视角，宋欣颖化身
为小琪，默默退出众声喧哗的、资本社会上僵化的“幸福”讨论，和透过动画艺术才能表
现出来的虚幻阿嬷，讨论重新定义“幸福”的可能；瞧各处以幸福命名的店家看板，更可
以作为无所不在的隐喻——幸福是人在结构中异化，徒然追逐却没有真正认识的死亡单字
，如同人对介寿路、陌生的地理命名的异化，失去了对单字的脉络和意义。也符合电影呈
现人物的效果，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小琪，或是她身边的人，不等的条件，在一样的环境
和公式下，导向最后同样的出路和单一化，在成长中逐渐迷失。
不要想那么困难，回归到片中一再呼喊的核心价值：我是谁？从哪里来？又该往哪里走？
这是如此普世，如此平凡。《幸福路上》标靶著自身的成长体制，试图将之瓦解。在导演
Q&A时其他观众提到的片中男性无能——热爱彩票有着赌博天性（但不严重），退休后懒散
看似无用的父亲，以及表面来自强势文化，掌握政治的美国老公，有着美好的外在条件，
内在却不爱小孩，导致了最后他也没有能力决定的结果。一切在小琪，或是赋予给观众应
然的视角看来，这都是对婚姻、性别角色、学历这些标准化的“现代”想像的反动。连同
未嫁的槟榔摊大姐，单身抚养两个孩子的贝蒂，小琪的最终选择隐含了对传统“政治／幸
福”语意的否定，随着威权偶像神话代表的“政治”破灭，裙带下联考和分数规定的、
误导的唯有读书高和赚大钱的那种幸福，也将渐渐解放不再被狭义的政治控制，《幸福路
上》结局在叙事性上虽不甚突出，内涵却是勇敢而博爱的，重新定义了何谓人生的幸福，
不必人生胜利，不必人人称羡，不必子孙满堂，只要是自己选择的道路。
若2017年你看完《日常对话》的反应是，无论黄惠侦导演在千里外都想飞过去立刻抱紧她
说声谢谢，感谢她写给自身、家族以至于群众和时代一封如此诚挚的情书。宋欣颖又在
《幸福路上》办到了。两个极端面貌，却殊途同归，在家里客厅和那些生命中的困顿停战
，勇敢前行，各自为台湾史添上动人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