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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尼‧凯克》满妙的，初看整部电影没什么，可当事后回想、咀嚼，却能越想越多、越
嚼越有劲，可说全归功于导演的叙事功力，竟能以这样看似平淡无张力的剧情，去让观众
瞧见飘散在空气中那微妙的氛围，察觉到都市之中人与人奇特的关系与距离，这是黄熙对
这一切的观察与见解，剧中没有批判，只有万般无奈。正因为这是现今都市人普遍存在的
问题，自然不会有特突出的情节，也没有高潮迭起的剧情，而是犹如一滩积水，有人走踏
过溅起了水花，或者像剧中主角之一李立骑着脚踏车来回穿梭，在积水上面滑出波纹，轻
轻地、轻轻地，倒映出每个经过它的人，以及他们发生在都市里的故事。
徐子淇搬来台北生活，住在巷内民宅最顶楼，屋主是楼下的李小姐，李小姐的儿子是有着
自闭症，得按照规定好的时间在过生活的李立，而可风则是李小姐请来的装修工人，预计
替没在使用的房子翻修。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本来毫无交集，可生活却让他们相遇相识
，也一个不小心的，悄悄打乱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步调。徐子淇、李立与
可风，三人都有各自的烦恼、一团打结难解的结，片中他们唯一三人相聚，是在一场寻找
著徐子淇从窗外飞出去的黑头凯克鹦鹉，他们搬梯子爬上爬下、在街道上来回穿梭，最后
依旧找不回飞远的鹦鹉，就好像他们始终找不到自己一样，只好茫然无措的坐在庙里，呆
望着前方，什么话也没说。
徐子淇义无反顾搬到台北、经营民宿，生活看似轻松惬意，但她却不懂得和男友相处，过
去曾经亲密的爱人变得陌生，一如男友对她说的，她根本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要的是什
么，搬到台北隐身小巷，除了想弄懂自己，更多的是想逃离男友，以及她的女儿。暂时无
法去爱别人的她，只好将情寄托于鹦鹉身上，让牠们陪着自己，和牠们聊聊天说话，想试
着重新建构起重新爱人的能力。
李立每天得按照贴在墙面上的一张张便条纸过生活，上头清清楚楚写着他在几点几分要做
什么、几点几分要去哪里，因为李小姐深怕他迷失，回不了家。起初以为她的担忧害怕，
是因李立的专注度不够，后来才发现其实她怕的是，儿子在都市里走丢、找不到自己，可
当李立在捷运上偶遇子淇，上前向其搭话后，他规律的生活乱了调，如同精准机器零件受
损失去准确度，日以继夜地思念著过世的哥哥，让李立心里的洞口越来越大，李小姐的担
忧还是成真了。
可风就像都市里的游子，总习惯性地去恩师家里叨扰，渐渐地也和恩师儿子熟识，不知从
何时开始可风成为儿子的吐苦水对象，常常碰面总难以避免的讲著父亲多难搞，以及父亲
和好友间若有似无的暧昧同志情，当两人当面起了争执，可风变成了这个家里最尴尬的存
在。把车子当作家的他，哪里有工作就往哪里开去，在都市里有目标却也没目标的前进，
时常拜访的恩师家，就如同整个城市的缩影，太过亲密的人反而更不知道怎么去坦白真正
的心里话，于是只好继续选择不语、容忍、努力压抑。
“人与人之间距离变得太近就会变成这样，变得不容易去爱。”
电影剧情说实话没有任何脉络可循，可无意识之间它却又将剧中每个人物紧密结合，并使
之产生一条无形的道路，直直通往都市核心，和观众产生共鸣。一场可风和子淇坐在超商
前面闲聊的戏码，几句话点白了《强尼‧凯克》想谈论的主旨，人与人之间。老一辈的人
总说，高科技的普及让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有多怀念过去的无忧日子，手写信、见面得
要花上几小时坐车的年代，麻烦可是却甘之如饴。但是否现代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就算没
了这些高科技，也已经不懂得去整理与他人的关系？仿佛都染上了都市病，一种无法自在
梳理情感的疾病。
瑞玛席丹今年以《强尼‧凯克》连获台北电影节与金马奖最佳新演员肯定，后者以“浑然
天成的生活化表演”形容她在电影中的演出，不过将“生活化”用来形容整部电影似乎也
不为过，没有太多本来你我既定印象中电影该有的样子，而是像在阅读著一本写着关于在
都市里生活的男女的书籍，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快步前进时而放慢驻足，把整座都市里的
人事物看进眼里，然后寻找著能和自己有所共鸣的词句。《强尼‧凯克》是有趣的，却也
是无趣的，很难去判断它的好看与否，一如我们无法去断言一个人的生活是好是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