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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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长到没有任何戏院想要上映，国际影展也因片子过长不收件，又或是必须往电影内容开一大刀才能把世纪经典送进影展评审，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完整的三小时五十七分钟可不是结构松散的拖戏连篇，反之其分分秒秒都在重塑台湾六零年代的社会图景，人物塑造与讽喻是这部片能够成为经典的一大要素。
尽管电影在当代无法获得应有的掌声，但仍无法撼动其经典的地位，与现今许多电影看过即忘所不同的，是经典在于它的不可取代性。《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所以能在许多影迷内心占有非凡地位，在于电影本身对于社会崩解与现实批判的深植人心，以及在时代汰换的过程中台湾人对片中众多人物的自身投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于台湾，不仅是当代艺术经典，也是台湾历史血淋淋的反讽表现。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片中角色繁多，在政治、历史方面来看都有其反面的象征意义。全片引起杀人案的关键人物小明一角，代表的即是历经殖民遭受暴虐的台湾，换过一任又一任的恋人，却找不到除了Honey以外能够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如同台湾在历史上的种种难看处境，即便遇到能够理解自己的Honey，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小四代表的即是身居台湾的人民，在时代变迁的矛盾情感下寻找光亮，到最后引发杀人案件，杀掉的不仅是人，也是当时台湾人身处徬徨不安与无所适从的情绪释放，杀掉人的不仅是小四，也是纷乱时代下所生存的每一个台湾人。
小猫王是至始至终没有改变过的人，小猫王如其名就是代表洋人思想向台湾地区的文化灌输。在小猫王历经青春期变声之前所唱演的动人歌声，如同美国在国际间引导金钱与武备支援的管控，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永远存在的，万物都有消逝的时候到来，小猫王的高音声律终有转变低沉的时刻，所以小猫王欲使用唱盘机把自己的歌声留存，而最后送给入狱小四的录音带，被狱警丢进了垃圾桶，暗示美国对于台湾实质支援的炼断。
收音机与唱盘机的连带关系也充满政治的暗喻，收音机代表的是当时台湾政府对于人民自由的任意控管，唱盘机是外来洋人文化思想的传播，在片中有一幕小猫王将收音机与唱盘机拆解组合在一起，却发出怪异的声音，如同台湾与外来思想的相互冲突。另外，收音机因为被小猫王拆解过所以开始有时能用有时无法发声，就好像美国价值观正改变着久受政府控制的台湾人民，但在片尾收音机却又好了，又暗示台湾政府再度回归继续控制台湾人民。
杀人，不过是事件发生的表面，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时代下人与人情感的乱成一片，以及阶级意识的权力斗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原建中情杀案件作为主体，顺势挟带出六零年代的台湾过往，对于时代流变感到无所适从，对于无法替改现实感到悲愤，所以杀人，是主角小四反抗社会体制变迁的最后唯一方法，这股矛盾而无法容忍的情感流动，成为台湾过去曾经不可抗拒的历史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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