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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辩护人》：守护人权与法治的价值
文／法操司想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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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席卷韩国票房，在台湾也开出票房佳绩，同时再度唤起观众对
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认识。饰演本片司机大叔的宋康昊曾多次获得韩国电影奖项，有韩
国“国民影帝”之称，这次《法操》想带读者分析的法律电影，是另一部他在2013年所主演
的《正义辩护人》。
本片以韩国已故前总统卢武铉为故事原型，并以发生在光州事件后一年的“釜林事件”为背
景，描述由宋康昊主演的一位税务律师宋佑硕，因为亲如家人的老板娘儿子朴镇宇，被依赤
色分子（共产主义分子）罪名被捕，而踏上人权辩护之路。
独裁政府下的釜山 对人权的严重侵害
贯穿本片的釜林事件，发生在1981年釜山，当时的全斗焕政府为整肃赤色分子，以阅读禁书
为理由，逮补在釜山组成读书会的大学生22名，并以违反《国家保安法》罪名起诉，被告各
别被判处1到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发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同
样是以肃清异己为由，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严重侵害我国宪法第11条所保障的：人民有言
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进一步以本片剧情来看，会发现不仅起诉的罪名有疑，程序上也完全不符合法治国该有的样
子。首先，警方在未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就将朴镇宇抓起来，若依我国刑事诉讼法来讲，
虽有规定无须令状就能直接逮补的情况，但此情况是在遇到现行犯、通缉犯、或是犯罪嫌疑
重大者身上。
宋佑硕律师在对逮补学生的车东英警官问话时，车东英以《国家保安法》的程序是“先逮补
，再补相关手续”作为理由，而《国家保安法》的制定背景，其实是1948年为对抗朝鲜（北
韩）政府所立，主要内容为处罚反国家、反政府行为，与我国在迈向民主化前曾经历的过去
颇为相似，显示在独裁政府下法律的空转，以及对人权的压迫。
除此之外，警方对学生以刑求、逼供的方式迫使他们认罪，也是现代法治国完全禁止的，更
不得以此逼供下的自白书做为证据；而程序上被告进入法庭，却仍被上手铐，是违反韩国刑
事诉讼法第280条、等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规定，一再显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政治
凌驾法律，更遑论正义能水落石出。
民主自由的价值 人民监督政府的重要
在观看本片时，读者或许会对司法的黑暗和不公平感到气愤，但除此之外，《法操》认为“
人民的无知与冷感”是同样可怕的事。在观察宋佑硕律师的心境转变，会发现与出租车司机
金四福相同，一开始在看到社会事件时，都曾说过类似“好好的大学生不读书跑去抗议”的
话（在台湾似乎也不陌生？），正因自己平时奉公守法，努力追求安稳的生活，于是滋事的
群众就变成无所事事、破坏社会安稳的毒瘤。
另一方面，釜林事件和光州事件都因消息遭政府控制，因此人民透过电视、报纸接收不到
真实的消息，甚至是遭到窜改、刻意丑化当事人的新闻，使人民“知的权利”受到严重限
制，宋佑硕律师也是因为朴镇宇被捕，才得以发现事情的真相。
这时，我们会发现宪法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有多重要，虽现今台湾社会对媒体乱象的批评没有
少过，媒体自有该检讨的地方，却也不能否认媒体具有监督政府，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
之外“第四权”的重要性，若当媒体成为政府控制的发声管道，人民失去真相，将使政府的
权力无限上纲。
当人民对政治无感，对社会事件冷漠，就可能放任政府权力的膨胀与为所欲为，而抗争行动
正是那个时代对独裁政府的不满，与对民主的渴望，套句朴镇宇说的台词：“如果参加示威
就要遭到天谴的话，那些逼得大家不得已进行示威的人们，该得到什么惩罚？”
我国与韩国，在转型成民主国家的道路上，有许多类似的历史轨迹，透过《辩护人》不仅是
对法律、政治和历史的认识，也是反思并珍惜现代得来不易的民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