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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伊朗最重要的导演之一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1940-2016）于
2016 年 7 月 4 日，因癌症于法国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消息一出，全球热爱电影的人
们一阵譁然，纽约电影杂志《The Film Stage》立刻以一则推文“我们恐怕失去了最伟大
的电影导演。”来表示对阿巴斯逝世消息的哀悼。美国名导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亦这样回忆阿巴斯：“他是一个极度优雅、极有说服力，又相当沉静，并谨言
慎行的人。”
“电影始于大卫．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如此空前绝后的赞誉，是法国新浪潮大导高达对阿巴斯电影美学的评价。作为伊朗电影新
浪潮的巨擘，阿巴斯出生在德黑兰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一位湿壁画技法的画家，自小耳濡
目染也喜欢画画，阿巴斯大学读的并非电影，而是德黑兰大学艺术系，曾担任过平面设计
师，也从事摄影。在拍过上百部电视广告以后，阿巴斯展开他的电影导演人生，然而，他
在电影创作上的表现，则一直要到《何处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use，1988）后才获得国际注意。
1979 年，伊朗经历了伊斯兰革命，这是一场关于西方价值观与伊斯兰传统思想之间的矛
盾冲突，国家产生剧烈改变，电影业受到严重冲击，电影一度停产；更有激进伊斯兰教徒
到戏院纵火，认为电影腐蚀人们心灵。电影创作者以“败坏道德”之罪被送庭审判，千部
公映过的影片被重新审查。保守一方对文化的控管越趋严格，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中，
人民看什么、接触什么都受到限制，阿巴斯必需面对国家的审查制度，也因此让他学会将
相关的政治议题埋藏在影像表层下。虽然面临如此严苛的社会环境，阿巴斯依然留在家乡
伊朗拍片，他曾说自己就像棵树植根于此，树木无需为孕育自己的土地过于担忧，只要好
好地开花、结果就好。
2000 年以前，阿巴斯的作品都在伊朗拍摄，聚焦小人物说故事，关注边缘的人们，例如
小孩、单身妇女、村民、劳工等在伊朗社会往往没有话语权的人群，他偏好与素人演员合
作，时常到了拍摄地点才来寻觅角色人选。著名的“科克三部曲”（Koker trilogy）：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1992）、《橄榄树下的情人
》（Through the Olive Tree，1994）这三部以伊朗北部科克地区为拍摄地点的作品，以
和缓的影像节奏、诗意的凝视、镜头游走在伊朗独特的黄土荒丘地景、栉次鳞比循着阶梯
上下的民居之间，跟着影片里的主角——无论男女老幼，展开一场精彩的旅程。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心要归还同学作业簿的小男孩，不惜翻过一座山丘来到隔壁村庄
，而命运的阴错阳差，带领他展开了一趟寻觅之旅。而《生生长流》，则开始于 1990 年
伊朗大地震之后，科克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阿巴斯担忧两位在《何处是我朋友
的家》演出的小演员，因而开车前往灾区寻找，进而将在灾后观察到的一切发展成《生生
长流》这部杂揉真实与虚构的“公路电影”。片中的主角亦是一位导演，他带着儿子开着
车，沿着科克地区被地震破坏的道路，展开探寻海报上电影男主角的旅程。沿途的残垣断
壁，虽有部分是事后搭景而成，但许多无疑是地震发生不久后，阿巴斯亲自目睹的情况，
虚实交织中，阿巴斯牵引出的不单单是观众对大地震的关注或伤亡的哀痛——片中导演一
路寻觅虽障碍重重，但是他遇到的居民却大多仍精神抖擞，孩子们记得地震当晚正在观看
世界杯，大人们也关注哪队能夺冠；《生生长流》正如其片名所示，即使发生如此严重的
天灾，但影片中呈现出来的人性温暖，正如同春风一般，徐缓地吹拂著这黄土大地。
获得 1997 年坎城金棕榈奖的《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描述一位一心寻死
的男子，开着车沿路找寻愿意在他自杀后埋葬他的人，漫长缓慢的公路历程／人生，没有
戏剧化的目的与动机，阿巴斯也不诉诸观众的同情与悲悯，只是在路程中缓缓展开生命意
义的辩证。
阿巴斯的电影，虽不直接控诉伊朗严密的审查制度，但他电影中的场景选择，在在显见、
暗示其身处的政治环境。阿巴斯电影的“在路上”同时反映出的是伊朗政府对人身自由的
严密限制——伊朗妇女不能够在电影中轻易抛头露面不戴头巾，而家户空间这类的私领域
，更是不能轻易地展露在人面前，这使得阿巴斯的电影中少见家户内的场景，唯一可以自
由说话、自在展现的空间，只有在车内；车内的场景，车内的对话，叙事循着车子的行驶
而开展，是他长期在创作环境受限制的伊朗拍片而衍生出的风格（即使是在日本拍摄的《
像恋人一样》，也几乎有半个多小时的场景都在车内），一如蔡明亮电影缓慢风格的形塑
，有部分是因为他偏爱的演员李康生表演节奏缓慢而来。
沿着伊朗广阔地景而延绵展开的无尽旅程，是阿巴斯作品常见的设定，借由电影所开展的
“旅程”，延续到他晚期的创作。由茱丽叶毕诺许（Juliette Binoche）主演的《爱情对
白》（Certified Copy，2010）是阿巴斯担任导演多年，第一部在伊朗以外拍摄的剧情片
，借由片中男女主角对“赝品”、“真品”的价值论辩，延伸至爱情中、生活中种种似真
似假、虚实交错、假戏真作、诡谲多变，让人捉摸不定的本质。最终当然也没有任何答案
，但影片就像是带着观众一起走过了思辨的过程。而阿巴斯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像恋人
一样》（Like someone in love，2012），依然延续着他一贯对电影的思考，对于电影与
观看的关系、真实与虚构是否与看见与否全然对应？电影的开头与结尾就是个武断的选择
，一如现实生活。
《希林公主》（Shirin，2008）是一部相当特别的作品。影片拍摄场景不在车内，而是在
电影院里，阿巴斯以一个个特写镜头凝视著戏院内正观赏著古老波斯史诗为故事背景的电
影观众，114 位观众都是女性，涵括不同年龄层，她们都是专业演员，其中包含茱丽叶毕
诺许，以及一些被伊朗当权者封杀禁演的女演员，阿巴斯让这些被伊朗社会忽视、禁制的
女性面貌，有了足够被看见的可能性；他的镜头带领我们跟着影片里正在欣赏电影的观众
们一起经历一趟“电影的想像之旅”，我们只看见银幕上的光影／剧情，反映／反应在女
演员们脸庞上的样貌，只听闻些许声响，不知道播放的电影剧情演些什么，整个过程不发
一语，毫无叙事轴线，阿巴斯说“这是一部关于观众的凝视的电影”，影框内外的观众皆
实时性的经历一部电影。
对于电影本质和（电影）时间的探索，在阿巴斯更早期的作品中便展露其关怀。 1995 年
为了庆祝电影诞生一百年而联合四十位知名导演创作的短片集《卢米埃和他的伙伴们》（
Lumière et compagnie）——导演们各自使用卢米埃兄弟研发的古老摄影机拍摄一段
52 秒的短片，以阐述自己的电影概念；其中阿巴斯的 52 秒，拍摄了一段用平底锅煎鸡
蛋，由生到熟的过程，没有任何镜头运动，就只是凝视，凝视时间在胶卷上施加的魔法。
而阿巴斯向他最崇敬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的影片《五》（Five: Dedicated to
Yasujiro Ozu，2003），五段定镜的长镜头，展现了时间与电影最纯粹的本质。
阿巴斯电影的互文性，以及虚实之间的交织，让他的作品有了更丰富的美学层次。特别是
《特写》（Close-up，1990）这部杂揉了纪录片与剧情片特质的作品。故事来自一桩真实
发生的社会案件：一位贫穷的青年假冒自己是伊朗知名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Mohsen
Makhmalbaf），诱使人们掏钱出来帮助他拍电影、共织电影梦，最后事蹟败露登上了杂志
报导，阿巴斯看见以后，立刻决定要为这个故事拍一部电影。他跑去监狱找等待受审的青
年谈话，说服青年与法官让他在开庭的时候拍摄记录。阿巴斯深感这起案件其实是两位电
影迷（被告与原告）为了一圆电影梦，只可惜用了违法的方式而造成的错误，假冒的青年
并不是为了钱财恶意诈欺，因此阿巴斯请出了真正的马克马巴夫，在青年和受骗方之间协
调，促使假冒的青年能够获得原谅。并且在受骗方同意原谅青年，无罪释放后，阿巴斯更
说服整个事件中的关系人，一起参与他的拍片计画。
《特写》片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以自己真实的身份与名字出现，重演了事件的重要桥段，
整部片由纪录影像和重演的桥段交错而成。而青年在影片的最后，也和真正的马克马巴夫
相见，两人带着鲜花来到受骗者家中正式赔罪拜谢，双方在镜头前、电影中、真实世界里
，彼此和解。阿巴斯的这部影片，将伊朗电影，甚至是全人类的电影更加推进了一步，《
特写》不仅带有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中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同时也带有法国新浪潮电影的
个人美学特质，他让电影的形式手法与社会功能发挥得更加极致，怀抱电影梦的假冒青年
以无罪、和解作收，难说不是因为阿巴斯电影的影响。
阿巴斯终身都为了自由创作而努力。但阿巴斯的死，却因为医疗资讯的不自由流通而提早
来临。在伊朗，病人时常不被医生告知病情的严重与否，因为这样的资讯封锁，使得病人
无法及时接受合适的治疗。病情后期，阿巴斯转送法国就医，但最终依旧挽回不了他的生
命。遗体送回伊朗德黑兰，阿巴斯最念兹在兹的家乡，但儿子 Ahmad Kiarostami 却因为
政治立场与伊朗当局相左而无法回国参与。笼罩在伊朗上空的阴影，仍未散去。
相较于当代其他受国际瞩目的伊朗导演，阿巴斯的创作并不直白地针砭伊朗的社会、政治
情况，他相当清楚电影唯有被更多人看见，而不是被审查制度挡在门外，才能发挥更多力
量，因此他的作品总是在现实主义与诗意之间寻求平衡，试图为观众留下最多的解读空间
，让观者自行运用想像把故事连接起来。
阿巴斯曾说过：
“伊朗的情况对任何有心从事创作的人是相当困难的，但我们都各自寻求能够与这审查制
度共存的方式，有的人继续留在伊朗创作，想办法与审查制度周旋，有的人选择移民他国
生活，有的人像我一样，选择在国外拍片，但我习惯伊朗这地方，所以我继续居住在我的
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没有好坏对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自己能做的方式
，然后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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