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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生回家》导演黄铭正：“其实我觉得，整个台湾都处于异乡人的状态”
文 / 曾芷筠
描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台湾的日本人“湾生”对台乡愁的《湾生回家》（Wansei
Back Home）挟著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气势，上映前包场已突破四百万票房，先前更
在群众募资平台“FlyingV”上募得超过350万的院线上映资金。
上映首周末，全台票房累积达五500万，场场爆满让许多观众买不到票，散场后的观众也
直说：“哭到脱水！”
此纪录片由田中实加（陈宣儒）制作、黄铭正执导，能入围最佳纪录片“非常开心，但这
是这几位湾生的功劳，他们早就该被看见了！”黄铭正说，二次大战结束七十年，一直没
有人说出湾生的故事，他们像是孤儿，由于战败的耻辱与中国紧张关系，日本政府不喜欢
提他们，台湾的主流政治氛围也不重视。
“戒严时期以来的教育一直说日本人是坏人，但你会隐隐感觉到日常生活不是这样，日本
味道一直在我的身边。”导演黄铭正说。
流浪像我的故乡台湾
1970年生的黄铭正出身嘉义，自幼听祖父母讲日语，小时候也曾住过日式房屋，那种舒适
与熟悉一直铭刻在他的身体里。
“我记得阿嬷带我上市场，吃一颗肉粽配一碗味噌汤，晚上母亲又煮味噌汤，那种甜甜咸
咸味觉会留在味蕾里，成为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到现在，最常喝的还是味噌汤。”因此，
在接触拍摄湾生的过程中，也唤起深刻的情感。
黄铭正的影像作品脱不开对台湾社会政治的关注。2000年获得获得台北电影节独立创作类
百万首奖的《城市飞行》，便描述不小心跌落山区、失去了记忆的台湾人，被一位来自中
国大陆的“偷渡客”继承了身分，以开出租车在城市中谋生。
然而，台北这个城市对“偷渡客”来说并不陌生，北平东路、南京西路、杭州南路全都是
他熟悉的地名。在城市中独自飞行的偷渡客“阿飞”，也宛如在空中掠过了台湾政治社会
的特殊景象：槟榔摊、原住民文化、都市边缘人，拼贴成一则幽默寓言，并以张四十三的
〈流浪的床〉作为片尾曲：“流浪像我的国家没有方向／流浪像我的故乡台湾。”
2010年于纪录片双年展展出的《时光收音机》，则以一位年逾八十、却还坚持用日语制作
广播节目的老广播人为拍摄对象，他对日本的眷恋促使他五十多岁时负笈日本留学。
“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也呼应到那些纠缠不清的隐微历史情结。记得有次他
请我们吃饭时，他自己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帮我们上菜，把我们当成贵宾。这种尊重
让我觉得很美，我因为这些美而拍他，但他跟日本的关联也一直在呼唤我。”黄铭正说。
接触湾生这个题材，黄铭正坦言，2013年初接到制片范建祐的电话时，根本不太知道湾生
是什么，只觉得与日本、历史有关。
“我一直很好奇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台日之间关系很幽微，有种特别感情。比如说，我们
对日本都很熟悉、喜欢，但若以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来看，台湾为什么这么喜欢日本？
”
他也提及，湾生题材、加上对白中有百分之70是日语，很容易被认为是“媚日”，因此黄
铭正既不想讲述太多历史事件，亦不希望过度浪漫化，加以想像、延伸，而是“把人与故
事放在前面，再把他们背后的历史带出来。湾生们都已经高龄八、九十岁，如果没有拍摄
，留下纪录，就灰飞烟灭。这部片也应该是属于大众、人民的，有融合的胸襟，而不是去
挑起族群之间的对立。”
寻找湾生与生活记忆的连结
回溯影片最原始的构想，监制田中实加原本想专注拍摄花莲吉野村。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鼓励日人来台垦殖，在花莲建设了多处移民村，香蕉的甜美、南岛原住民部落
风情，吸引了日本人来台，胼手胝足来到蓊郁热带树林，打造新兴村落。
其中，吉野村便是一个移民模范村。相对于讲述开拓北海道的纪录片《北的零年》，原先
的想像是“南的零年”。黄铭正说，“但我不想这样拍，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沟通，也把家
仓、富永、片山一家拉进来，湾生们都已经垂垂老矣，如果没有别的角色会很可惜。他们
在日本过得很苦闷，这部纪录片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些现状？”
从2013年初开始做田野调查，因为线索很少，几乎是从零开始。“田调过程中，我找到一
本书，是竹中信子写的《日治台湾生活史》。她很特别，是个女性主义者，丈夫死后又改
回原本的姓氏。也是因为看了这套书，知道她是湾生，特地去日本找她。”
在镜头前活泼调皮的冨永胜先生，则是经由日本德岛大学的老师介绍。后续，拍摄了“花
莲港会”的湾生聚会，再从中寻找愿意建立信任关系的被拍摄对象，也因此遇到了家仓多
惠子。“她六年间来了27次，平均一年四季都来，她在埔里长居，时间比在日本还久。”
家仓多惠子来埔里办书画展期间，写了明信片给导演，“但我不懂日文，只好硬著头皮做
田调。一聊完，我就觉得可以拍，但也是谈了很久，从战争记忆、异乡人的状态、人生故
事，讲到够深入了，才有办法拍摄。”
除了建立信任关系，性格与人生故事也是关键因素，“比如冨永胜先生不害怕镜头，可以
在镜头前真情流露，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当然是先选择不害怕面对镜头的。”
实际接触湾生们的生命经验，黄铭正感叹，“他们回到日本后备受嘲讽，日本社会战后已
经很凄惨，还要处理这些外地回来的难民，从朝鲜、满州逃难回来的更惨。松本先生的太
太就是朝鲜生，他的女儿说，小时候很困惑，因为妈妈从来不提朝鲜、泡菜，但爸爸每个
礼拜会做一次炒米粉，他女儿甚至以为他是台湾人。松本先生的孙子今年准备考大学，他
就做过朝鲜生、满州生、湾生的研究。”
另一片段：松本的女儿到了台湾后，意外发现台湾人很喜欢日本人。她片中说道：“我很
讶异日本周遭的国家竟然还有不讨厌日本的。”这个片段引起了许多观众“会心一笑”。
拍摄期间，团队经历过许多歧见与沟通磨合，也遇过不少技术、语言的阻碍，但一以贯之
的是，把凋零中的湾生们故事记录下来的动力，推动每个人完成了这部纪录片。
同时，拍摄环境也充满重重挑战。“因为没有预算请摄影助理，我们换了好几个摄影师，
我和太太自己也下去拍，但最难的部分还是取得被拍摄对象的信任。”
2014年五月拍摄完毕，剪辑则历时超过五个月，因为所有的拍摄母带都必须经过翻译、上
字幕、转换档案格式，才有办法统整，不难想像背后必须投入的资金人力多么庞大。
“拍摄过程中甚至连手机都用上了，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最后剪出来的结果让我松了一口
气。尽管一些聚会唱歌、湾生们谈论台湾的场景最后没有剪进去。从他们唱歌的样子，你
可以想像，他们过去在台湾的那种大而化之，与日本的谨慎有礼差异很大。”
叙事结构上，黄铭正以追寻拉出故事主轴：“一开始，每个人都在寻找，就是戏剧性的出
发点，例如冨永在寻找朋友，家仓在寻找记忆的味道，松本在寻找影响他性格一辈子的农
村田园，片山一家则在寻找母亲。接着，观众会发现，他们都上了年纪，这些追寻也都是
因为湾生身分与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他们从何而来？在哪里出生长大？童年记忆是什
么？为什么战败之后不想回去却被迫遣返？”
对照回到日本后的生活，有些人为了矫正腔调而念读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有人跑
去当黑道，趣味横生的故事使观众发笑。“我想知道的是，这些湾生的生活如何与台湾产
生连结？在结构这部电影时，我也带着很多疑问，那些敏感的东西应该揭露多少？”
属地主义式乡愁，超越族群与特殊个人的历史
所谓敏感，一方面与两地政治氛围有关，一方面则是那种直截浓厚的乡愁。黄铭正说，在
考量剪辑的过程中，“我会修掉一些比较尖锐的东西，比如家仓多惠子比较认同台湾人，
认为日本人是‘心灵上的贫穷’。家仓出生在台大医院，父亲在总统府工作，她自己念过
北一女，都在同一个区块。她十五岁离开台湾，七十多岁又回来时，身体已经不好了。她
会说，感受到台湾太阳的温暖，心情变好，身体也会变好。”
而台湾东西部开发状况不同，相较于成长于北部的家仓，不难嗅出冨永爷爷对花莲土地、
人群的眷恋，以及热情慷慨的性格。
二战结束七十年，这些人也已经走到八、九十岁，回看生命中的许多缺憾，包括人际关系
、战争记忆，依然会想从出生成长的地方寻找答案。“家仓发现自己处于异乡人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整个台湾都处于异乡人的状态。”
由此，《湾生回家》不应只是讲述台日关系与湾生乡愁，而更应该是历史中的一块拼图。
若与近期同样讲述二战经验的其他几部纪录片，包括李念修《河北台北》（Hepei
Taipei, 2015）、张钊维《冲天》（The Rocking Sky, 2015）、吴秀菁《芦苇之歌》（
Song of the Reed, 2014）并置阅读，不同族群（日本、中国、台湾）、军队部属（空军
、台籍日本兵、慰安妇）、性别角色（父亲、妻子），这些关于战争的历史经验才能被更
好地理解，而非仅止于消费“爱台湾”的属地主义式乡愁与“感动”。
影片后段，片山一家透过找到祖母在日本的户籍登记誊本、墓碑（正好是一个由生到死的
完整过程），而证明了自己并没有被遗弃，而欣喜若狂，而泪流满面。
近日来台的冨永爷爷，也透过拿到台南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而激动落泪。那种切肤到肉的
情感，既没有对帝国战争的批判，也没有对现代治理制度的反思，便如此轻易地，让台湾
观众甘心买单。
历史往往攀附政治来被诠释，而人的记忆与事实真相间纵然有界线模糊暧昧之时，然而情
感的具体感受，爱与痛都如此真实。
访谈过程中，黄铭正提到许多动人片段，并数度红了眼眶。“拍摄时，我们去冨永爷爷家
住，那对日本人来说真的是兹事体大。我们很感谢，也因此拍摄到很多珍贵的生活细节，
例如他读报纸上的讣闻，会发现湾生凋零的速度很快；他学会使用google map时，第一个
查找的地点就是故乡花莲北埔。”
黄铭正坦言，“也有人提醒，不能因为少数人的经验，让人以为所有湾生都是这样，我觉
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台湾因为一直无法凝聚共识而呈现内耗状态，其实台湾有很多很
美好的地方。这段历史因为湾生的参与而丰富了起来。”
记者会上，湾生们对着媒体唱起“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乃因为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遣返陆续经过了三年，较晚离开的湾生因而随着国民党接收、行
政首长陈仪来台，而对“国歌”耳熟能详。
虽然只是唱了几句，并未唱完全曲，然那种产生于某个特殊历史情境的坚定乡愁（一种在
想像中被放大扭曲的美丽故乡？），却相当有撼动人心力道。
然而台湾原本就是一个移民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个难民社会。日本人为了战争需求与经
济问题来台，“外省人”因战败逃难来台，“新移民”为更好的出路可能来台。
历史无情冲刷，族群面孔来去涂抹，而湾生们唱着国歌、欣喜被看见的热情脸孔，则像是
错置的时间板块缝隙中，转角遇见的盛情难却。
全文获作者授权刊登，文章来源：放映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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