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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pt.cc/QEGr 《Money钱》第89期 2015年2月号 作者撰文：唐滋莲
去年底的金马奖，大奖几乎都由中国电影夺得，让人惊呼台湾电影衰败了吗？
“台湾不只得奖少，连入围的都少，我觉得这是台湾电影必经的一段阵痛期。”身为台湾
电影重要推手的亿万票房监制李烈认为，10多年前台湾电影陷入谷底，是这几年才慢慢爬
起来，而处在谷底的那几年，台湾电影人才流失严重，不管是技术、创意或是演员，都出
现了严重的断层。
“坦白说，台湾电影市场现在才重新起步，大家心里想的是：如何生存下去？但是从现实
面来看，唯有‘获利’才能生存。这也是为何台湾电影市场近年多是向商业靠拢的商业片
，而不是影展比较钟爱的艺术片。”李烈进一步解释，“而入围的中国电影是从600~700
部中脱颖而出的精选，且每一部片子都不是商业片，全都是在中国无法取得好票房的电影
。”
李烈举例，去年夺下6项大奖的《推拿》，去年11月底才在中国上映，12月初便因票房不
理想而下片，“台湾也可以一直拍艺术片，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一夜风光，但是2年以后
呢？还能有多少电影人生存下来。”
台湾演员 环境和专业不足
幸好，这几年培养了一些男艺人走上国际舞台，女艺人则相对少了一些，但纵使如此，如
果把这些人与中国演员排开做比较，就会发现仍然差人一截。像《军民乐园》中的2位得
奖者都来自中国：陈建斌（最佳男配角）和万茜（最佳女配角）。之前很多人抱怨：“为
何这两个角色不找台湾人演？”
“我坦白说，台湾找不到适当的演员。”李烈瞪大眼睛直言。李烈指出，中国演员几乎都
是戏剧科班出身，受过多年严格的专业教育，不像台湾的演员很多都是半路出家，而且没
有足够的戏剧演出能好好磨练。
“像万茜，她自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演舞台剧，尝试过无数个角色，所以她的
表演和口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陈建斌也是，默默无名演了10多年，现在才出头。如果
换成台湾演员，10多年都无法出名，很多人就不干了。台湾演员真的是输在没有‘环境’
，而且口齿不清，有时候不打字幕，真的没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李烈感叹的说。
去年金马奖后，名导王小隶和多位知名导演一起开设了“Q Place”，挖掘和训练明日之
星，提供台湾演员一个专业的学习环境，李烈也非常乐见。其实，演员要拍李烈的电影，
向来也都必须针对角色需求而上课。
例如《翻滚吧！阿信》中的彭于晏和《艋舺》中的阮经天、赵又廷，他们都有上动作课和
台语课；《青田街一号》中的张孝全也在上动作课，杨雁雁则上了正音课（因为有浓厚的
马来西亚腔）；《行动代号孙中山》启用的主要演员全是素人，更是由易智言导演亲自授
课。
“我们愿意花钱让演员上课，也需要演员愿意花时间学习，如果来拍我戏的演员无法配合
上课时间，那我也不会用他了。”李烈认为，这表示这位演员对于自己要呈现在萤幕前的
表现，并没有认真的放在心上。
李烈忍不住说，以前的女明星，每一位都美，站出来气场强大、风华绝代，不管是林凤娇
、林青霞、胡茵梦，还是恬妞、周丹薇，每一位都极具个人特色。放眼望去，现在的女明
星，谁能比得上？
“像舒淇，她也许不是超级大美女，但就是有属于她的韵味。我有时不得不纳闷：为什么
现在的女生都要把自己搞得跟别人一模一样？完全没有特色，让人‘过目即忘’。”
选剧跟着感觉走 才能面对烦与累
18岁开始演戏，有《小城故事》、《早安台北》等作品，离开演艺圈10年另行创业，后来
转做幕后工作，李烈笑说：“说穿了就是年纪大了，没戏可演。”但，她的精湛演技让人
称服，2006年因演出公视《网络情书》，获颁金钟奖迷你剧集最佳女主角；而她对电影的
热情则让人折服，2010年荣获第47届金马奖年度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奖。其实寻找好的剧
本，一直都是制片最大的挑战。
李烈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但剧本里是否有“新意”很重要，老梗也要有新故事。
在选择剧本方面，她坚守的唯一条件就是得“有感觉”。“制作电影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整个制作过程至少要1年半，如果我对这部戏没有感觉，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痛苦的工
作；相反的，对剧本有感觉，再累再烦，我都能开心面对。”
至于制片的另一个工作挑战，就是“关心”导演。李烈笑称，她常常与年轻导演合作，如
何在不干涉或影响导演的创作下，又能把自己多年的丰富经验融入作品中，“这样的过程
必须小心翼翼，许多年轻的台湾导演都相当敏感，非常有想法，我给予建议时必须很谨慎
，以免伤到他们的创作力，这种分寸拿捏有时候让我很痛苦。”
李烈说，电影产业最重要的就是“人”，而人之所以珍贵，是因为Talent（天赋），既然
自己找对方当导演，就是对方有某种她非常器重的才华，因此，沟通过程必须互相尊敬，
而不是因为年纪较大、经验丰富，就能要求别人把意见照单全收。“世界在改变，有时候
我们真的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想法，不然就会被这个世界淘汰！”李烈坦承，她的想法也不
见得每次都对。像是叫好不叫座，票房1000万元不到的《明天记得爱上我》，就给李烈当
头棒喝。
当年决定要拍《明天记得爱上我》，除了喜欢剧本，李烈认为台湾有一定的同志族群，可
以吸引同志与同志友好的观众，可是这部电影传达的又不纯粹是同志爱情，而是同志走入
正常婚姻生活的故事，这让许多同志朋友不以为然，因而排斥，“我这才发现，我对同志
友善，但这整个社会对于同志婚姻，其实还是趋于保守。”
最不喜欢找钱 但资金却是电影的命脉
有时候电影是否卖座，真的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犹如一种赌博的心情。
李烈回忆，筹拍《艋舺》时，剧本还在修，演员只确定了阮经天一人，经费一毛钱都没筹
到，刚好遇上了坎城影展，当时台湾没有知名影星参展，影委会很担心“台湾之夜”星光
黯淡，便询问李烈能否前往宣传《艋舺》。权衡之下，李烈硬著头皮刷卡支付旅费，就这
样带着一票人到法国坎城宣传。
隔天，《艋舺》占满所有影剧版版面，李烈坦诚，此举虽然对筹措拍摄费用没起太大作用
，但大大助长了《艋舺》的宣传气势。
这样的运作模式，是否能套用在后来的电影上？ “没办法，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命，就
跟人一样。”李烈举例，《总铺师》卖得很好，但鲜少人知道，《总铺师》上映第1周票
房其实不怎么样。
哪一部电影的命运最让李烈惋惜？ “让我赔钱的电影都很惋惜。”李烈说完大笑，但她
还是忍不住为《军民乐园》抱屈，“《军民乐园》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很多人都因
为‘军舰事件’不肯进戏院看，而且，我也认为它是豆导（钮承泽）目前为止拍得最好的
一部电影。我相信，历史会还给《军民乐园》一个公道的。”
当监制时，李烈最不喜欢的工作就是“找钱”，她曾经为了拍摄《冏男孩》，把妈妈的房
子拿去抵押贷款1000万元。拿自己的钱拍戏，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用别人的钱拍戏，担
心赔钱的心理压力很大。虽然目前为止，李烈遇到的天使投资者都是热爱电影的人，但别
人没有给她压力，她给自己的压力却没少过。
影一制作所登录兴柜，问李烈，拿陌生人的钱拍戏，压力不就更沉重？
“没错，所以我挣扎好久好久，但我后来发现，这是台湾电影必须走的一条路，唯有
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做更多的事情，不然就会一直陷入同样的局面，每次要拍戏，
就得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