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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青少年的孤寂心扉 专访《共犯》导演张荣吉、制片陈鸿元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533
文 / 罗令杰、洪健伦
从拍摄纪录片和短片起家，张荣吉早于2006年就以《奇蹟的夏天》（与杨力州合导）拿下
金马奖最佳纪录长片奖，之后在2008年以短片《天黑》获得台北电影奖最佳创作短片，擅
长捕捉镜头下人物自然情感的他，在短片完成相隔四年后才交出以黄裕翔真实经历为题的
首部剧情长片《逆光飞翔》，不光在台北电影节的两项竞赛皆拿下观众票选奖，在金马奖
上也拿下最佳新导演和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等殊荣，更代表台湾角逐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作为一位新导演初试啼声，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出击。
时隔两年，张荣吉的第二部长片《共犯》带给观众的惊奇是，与关注青少年逐梦的《逆》
片相比，《共犯》的风格截然不同。除了以电子和后摇滚风格的配乐贯串全片，加上风格
强烈的摄影和剪辑之外，这个故事以悬疑推理片型来探讨青少年问题，更是台湾电影近年
来的难得尝试。电影从湖畔一具男尸作为开场，再以另一位女学生跳楼身亡的事件作为事
件引线，带领观众进入几位青少角色间复杂难解的内心世界。
除此之外，在台湾电影市场复苏，带动产业景气的当下，本片的推出在产业面上也别具意
义。它是台湾近年少见由制片主导的商业电影，《共犯》制片陈鸿元在2012年担任台北市
电影委员会“拍台北”电影剧本征选活动评审时，相中这个由乌奴奴、夏佩尔共同创作的
原创剧本并进行开发，在找来曾经合作过的张荣吉执导，也主导了题材开发与行销的布局
。在台湾盼望创立健全的商业电影产业环境时，这样的制片模式，不啻是对电影制作感兴
趣的人们一个重要的经验借镜。
本期“放映头条”变为各位读者分别访问了张荣吉导演与制片陈鸿元。在张荣吉导演的访
谈中，我们将带领读者将时间倒回到六月初夏，张荣吉导演当时接受《放映周报》的访问
，这场访谈也是他在《共犯》完成后，首次接受的媒体专访。制片陈鸿元则将和我们分享
，身为制片他如何在这次制作过程中扮演大方向的掌舵者，以及他和张荣吉导演之间，又
如何分工合作。
提交给张荣吉导演开门见山的第一个问题，也应该是许多人都有的疑问：
《共犯》和《逆光飞翔》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当初为何选这个题材拍摄呢？
张荣吉（以下简称张）：《逆光飞翔》之后，就一直在思考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样子。其
实当初也没想到《逆光飞翔》会是自己的第一部片（笑），当时我并不想被题材设限，就
是即便它是以“视障”和“弱势”为主题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放进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来和
观众对话，而“借由影像和观众对话”是我一直不变的想法。
过去学电影接触很多不一样的类型，加上自己很喜欢推理悬疑的题材，在《逆光飞翔》上
映后，应该是2012年底吧，电影公司给我看了几个剧本，其中一个就是《共犯》。这部片
里头的一些风格很强烈，很吸引我。或许因为《逆光飞翔》也是讲青少年的题材，下一部
片子就想要再尝试用不同的方向去说青少年的故事，这部片呈现的是一些比较没有出现的
声音。不管是在高中或是大学，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他不同的故事。而这次的故事是以高
中生为背景，所尝试的，就是如果我们从高中生族群去挑选一些对象，让这些对象成为主
角的时候，我们会在他们之间找到什么样的共通点？
看完《共犯》的剧本之后，我就在思考这部片的片名对我的意义。我觉得青少年有些时候
是寂寞的，我指的“寂寞”并非真的没有朋友。“寂寞”有很多层次，例如有的人就是字
面上的寂寞；但有的人则是表面上很多朋友，可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是需求或是
自我认同上的寂寞；或是不被其他人认同，所以感受到的寂寞。我从这些主角身上感受到
这些共通点，而这些共通点也许在无形间被串连起来，那时看到剧本的时候，感受最强的
就是推理悬疑的这一块，这种风格在以高中生作为主角的校园电影中是很少见的，在台湾
好像没有过这样的尝试，所以就决定拍摄这部电影。
既然决定要以青少年作为拍摄题材，事前应该有作了不少功课吧？
张：当时我们的助导帮忙访问了各个高中学校的学生，大概做了2、3百人的抽样吧。每个
访谈都是面对面式的访问，大概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完成。我们想了很多问题去访问青少年
，目的是知道现在高中生的思考方式和逻辑的模样。不管是从生活、娱乐等等……，例如
他们喜欢的艺人、音乐，甚至是性行为这种比较隐私性的问题，如果他们愿意回答的话，
我们也都有问，这些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田野调查，可以帮我重新认识他们。
经过这次田野调查之后，应该在剧本上也作了不少修正吧。
张：是的。而且在田野调查、包括选角的过程中都不断地进行修正，因为里头的角色有包
含问题学生、资优生、还有个性孤僻的角色。因为从拍《逆光飞翔》的时候，我就想找素
人演员，希望这些演员身上必须要具备某种特质，可以跟故事的角色比较接近。
我们选角时也面试了许多来自单亲家庭的演员，在面谈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表达出对
家庭的想像和渴望，也会聊到对离开的父母亲的印象是什么。那些年轻人都有共同的寂寞
个性，那并不是在一开始访谈去了自己的喜好就能够发现到的。从这一连串过程中，让我
有很大的感触，那样的感触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习惯一开始面对人的时
候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不管是不是防备或武装，但真实上却是会有某种程度的落差
，甚至完全相反。
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想到这样的想法可以放到剧本当中，有些人表面上是好学生，大家
都会从刻板印象认为“好学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殊不知他实际上的想法是想要逃避，
那种想法可能是一种邪恶，但实际上那也只是外界的一种观感，实际上那也不真的算是一
种邪恶。
我觉得这些东西和《异乡人》其实有点像，因为它讲的是一种存在主义，某部份是很单纯
、直白的一种想法，当那种想法被套用在世俗观感或是社会规范的时候，就会被觉得是一
种异于常人而被贴上标签、归类，但其实那并没有那么复杂的。
《异乡人》是一开始就决定放进片中的元素吗？还是后来才加入的？
张：《异乡人》在最开始的版本就有了。《共犯》一开始其实是一本小说，后来才变成电
影剧本，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是电影剧本了，当我看到电影里面有提到这本书的时候，
就去翻了《异乡人》小说来看。因为这本书和女主角的连结比较多，所以我又把更多对于
自我认同和存在主义的东西放了更多在她身上。包括她和同学的相处，渴望母亲关爱的部
分都是。
《异乡人》就像是女主角她的内心投射吧，但坦白说我并没有想要让这部电影艰涩到难以
消化，很多艺术创作都会有他背后的意涵，只是有时候这背后的意涵被摆在眼前时，都不
一定要很直白的告诉观众说“如果你没看这本书”或是“如果你不懂这本书”你就不懂主
角的想法，只是如果你又知道《异乡人》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套用进去，让那个印
象更明显，但不知道其实也没关系，就只是把它当彩蛋（笑）。
你前面提过当初面试了很多素人，你们当时就锁定主要角色由非专业演员演出吗？
张：当初我们也找了很多年轻演员，只是像《逆光飞翔》的时候状况一样，都找不到适合
的，而在拍《逆》片时我就发现，台湾在这个年纪的演员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断层的，所以
知道要拍《共犯》的时候，就知道有这种情形。
我们当然也可以尝试找张孝全来演高中生，但那是另外一种设定的选角，不然其实也可以
找黄河或张书豪、林柏宏…好像差不多就这些人，没有年纪再更小的了，我们也不排斥这
样的可能。找演员的过程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找到了这几位演员。
在这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中，巫建和是比较有经验的演员，他已经得过两次金钟奖，他过
去的形象都是演坏学生居多，所以我一开始是想找他饰演叶一凯此角，本来以为这是很理
所当然的选择，只是后来又冒出来一个比他更帅的坏学生郑开元（笑），然后又找到了演
资优生黄立淮的邓育凯；我当时觉得，黄立淮这个角色很难演，因为他是比较孤僻、但内
心又想很多的角色，这种古怪又心机的角色，素人演员比较难去揣摩。选角的时候我的观
察重点是先看他有没有企图心，第二是看他有没有办法把个性渲染到角色的个性当中，我
们当时入选了20几位演员，在进行表演训练的时候，就从旁边观察他适不适合这个角色，
所以我是在训练两个月之后，才正式确定由谁演出哪个角色。
女生的部分，要先讲到姚爱甯（饰演夏薇乔）。这个角色是很后来才找到演员的，因为这
个女生很难找，她和黄立淮一样都是很多祕密的人，必须第一眼就要让人感觉到她的不一
样，就有点像之前有演《下妻物语》的土屋安娜那样；当初和她讲话的时候，你会感受到
一种“娇气”，我们本来就希望这个女生是一种被宠坏，被惯坏，可是说话不敢大声，外
型亮眼却不善和人相处的类型。当时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适合的演员，所以我们在试镜对
戏的时候，就使出了杀手锏来把她的演技逼出来（笑）。
可以问是什么样的杀手锏吗？
张：我们那时候就是不断地凶她，让她在演戏时用很直觉的方式来表现出来，那时候就发
现她的演技潜能，然后就ＯＫ了。另外两个角色，一个是嫌疑犯朱静怡，这个角色其实也
是很难演的，因为她必须同时展现出可疑的一面，和她扭转成另一个关键角色的部分，交
给演戏经验丰富的温贞菱来演其实相当合适，至于饰演黄立淮妹妹角色的演员洪于晴，她
是所有演员里面年纪最小的，当时她才只有国三而已。对我来说，对这六个人最大的挑战
，应该是要诠释面对死亡这部份。
刚好导演提到这部份，可否请你分享一下导戏时，您是如何指导这些演员的。
张：其实这还满难的。比如说妹妹的角色，她在电影里面有很多哭戏，洪于晴是一个必须
要不断用激将法去激的人，因为她很好强，就会表现出来；另外邓育凯也是第一次演戏，
他在电影中有很多情绪溃堤的戏。其实他的表现让我很意外，因为他在开拍的前几天曾经
跑来说：他不想演了，因为要诠释那个角色的压力很大，那时候我们真的很怕他真的放弃
不来了。
那时候你应该也要跟着情绪溃堤了（笑）。
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超级紧张，想尽办法慰留他。要开拍时我就一直帮他作心理建设，
跟他分享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例如“曾经有好几次我想要放弃……”之类的（笑），我
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打动他，但他后来的演出让我觉得他变得不一样了，让我很惊喜。至
于和郑开元导戏的过程，就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因为他实在饰演得太好了（笑）。他的
演出基本上百分之百几乎就是他的个性，和林永群那个角色比起来所以相对之下就比较轻
松一些，因为林永群那个角色是表面好学生，后来却表现出他缺陷的部分，这部份是需要
花一些力气的。
邓育凯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知道自己演的角色会有这样的转变，他会害怕吗？
张：他的害怕是在于，他曾经跟我说他以前就是那样子的人，并不是说他有过类似的经历
或是他曾经那么坏，而是他是个比较多负面情绪、会逃避事情的人。其实很多新人去上表
演课的时候，有时候会抗拒去诠释某些个性的角色，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喜欢那样子的个
性，那也是因为他们对演员或演戏这件事可能没什么自觉，二来是他们并不喜欢在大家面
前展现出这样子的自己，因为自己的某部份就和电影中的角色重叠。
谈完演员之后来聊一下电影里面的元素好了，在《共犯》当中有不少使用社群网站或是通
讯软件的桥段，是台湾校园电影中比较少看到的元素，这是在田野调查之后才决定加入的
吗，还是一开始就决定要放入这些东西了？
张：我们是后来才决定加入比较多网络相关的元素进去，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包括就
连父母都习惯用LINE和自己的子女联络，我们家自己都有设一个群组（笑），所以就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放进电影当中。现代人很习惯透过网络平台或群组沟通，我们看到一些放话
、或是一些事不关己的冷言冷语常常出现在网络上，而容易受到这些言论影响的，往往都
是一些年纪较轻或是社会历练没那么丰富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这么旁观的看待事情，会觉
得这些话都是在针对自己。
就你的观察，现在的年轻人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和你这个世代有什么差别？因为导演你大
概比现在的高中生年纪再大出一轮左右，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吗？是用B.B.CALL吗（全场大
笑，包括工作人员都开始热烈讨论起来……）
张：我大学的时候有用B.B. CALL耶！至于有什么不一样…以前都要等电话，现在很简单
就可以问候个几句，好像那种关心就变得很“轻”了，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以前都会花好
多时间去等一通电话，等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超级珍惜，现在很常就是随意就丢个
几句，让人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嘛。
尤其是已读不回。
张：真的！会让人有很多不一样的解读，让人觉得方式好像变容易了，距离却变得很远。
最后想请导演谈一谈，你觉得在这部片里面，什么样的人是“共犯”？
张：在电影里，除了这三个男生之外，我觉得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也都是共犯，包括夏薇
乔的妈妈或是学校老师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是无形的…应该说是无心的，很多时候
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这样的结果，然后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开始检讨说“如果当初多留意
一些”、“如果当时多关心几句话”什么的。对我来说“共犯”有很多层次，有时候一起
做坏事的是共犯，可是有时候旁观者也许才是最大的共犯，我们之前常说“漠视才是最大
的共犯。”很多人面对事情发生却置之不理，任由它继续扩大，这也是一种共犯。
很荣幸能访问本片的制片陈鸿元先生，本片剧本来自于2012年9月影委会“拍台北”
电影剧本征选活动的银奖得主，当时您也是该届征件评审，此剧本吸引您的地方为何？
陈鸿元（以下简称陈）： 我担任很多剧本奖项的评审，我认为《共犯》是少数从“类型
”概念出发的台湾电影。特别吸引我的是，其剧本结构上属于典型的三幕剧，但它要讲的
并非单纯的解密，可以说是寂寞、也可以说是友情。台湾电影至今还缺乏这类的东西，除
此之外，类型、悬疑惊悚片都有一定的市场，且台湾的校园青春以及在地化的特质，不是
好莱坞电影可以拍出来的。即使先前已经有《蓝色大门》、《九降风》等电影，但悬疑类
型、校园青春二者的交会前所未见，市场上也有机会，我就认为它是值得拍摄的题材。
诚如你所言，校园、青春、本土这类的题材已经被大量开发，为何悬疑这类片型还是相对
少见呢？
陈：其实在书市当中，悬疑惊悚也占翻译小说、畅销书的大宗。但是台湾在写推理小说的
少，在此类型项目上并不擅长；此外，深究其原因，这和台湾教育体系不鼓励讲故事，多
还是鼓励议论与抒情，但未被鼓励去说故事。所以除了悬疑推理小说，像是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的恐怖类型或者科幻小说也都相对稀少。我们还是惯于看那些文以载道的
文章，专写针对大众市场的类型则少见。有鉴于我们想要开发各类题材，当我们看到《共
犯》剧本的悬疑类型，很希望看见它的特殊性，在市场上激起不同的效应或注意力。像是
《泰囧》，它是小成本的作品，夹在许多古装大片中，却创造了当时最高的票房纪录，12
亿。换言之，就像蓝海策略一样，出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思考的策略
。
为何选择和张荣吉导演合作呢？
陈：我一直认为《共犯》这个题材需要找年轻一些的导演，另外他必须是对商业电影是有
企图心的，所以我们在寻求这样的导演。我之前其实就有跟张荣吉合作过《五月天追梦
3DNA》，虽然当时他的工作内容只是拍摄演唱会的画面，但在合作过程中，发现他虽然稍
微比较沉默，却不会固执己见，是可以沟通的对象。后来，我看到他为SONY的平板电脑拍
的微电影，由陈柏霖主演、只有10分钟的短片，最后接到机票赠送的画面，让我想到大卫
芬奇拍摄的电影《致命游戏》，只是那部片的惊悚概念，被他转化为喜剧片。是一个仰慕
陈柏霖的女生寄了机票给他、跟他玩了一个游戏，就为了认识他、让他印象深刻。我认为
那部短片的起承转合、三幕剧架构掌握得很好，我觉得他是会把好剧本的故事拍得很好的
导演，当时他的《逆光飞翔》上片，正想尝试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谈定了。
《共犯》的剧本在谈定合作到正式开拍之前，还是有做很多修改吗？
陈：还是有非常多的修改。每个剧本都有他的缺点，这本剧本主要的问题是每个人犯案的
动机，还有逻辑推理上的漏洞，我们尽量就要去补洞、以及增强犯案动机。其中，有些角
色（例如黄立淮）并非计画周密的罪犯，而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因此要设定他们并非那
么聪明，像是王他曾是被霸凌的对象，他好不容易找到两个朋友希望他们永远陪在身边，
才一步一步见机行事地做下去。另外两位，其实他们也是孤独的，他们没有去思索黄立淮
说词的真假，基于好玩或无聊，才做了这样的事情；才因为一个恶作剧引发了另外一件事
，然后他们才去追查黄立淮之所以做某件事的目的，知道真正的原因时，他们反而放下，
知道其实大家都是需要关怀。
应该说，一方面推理的过程我们不能设计得太精密，因为黄立淮不是一个心机深重、聪明
绝顶的罪犯，他只是且暂且走。所以，他不能像一般的悬疑小说那样精密，他要有一点松
散，但也不能太过松散。
不过多数人可能认为悬疑片逻辑应该要很缜密，而您的团队在决定剧本走向的时候，是否
也曾推敲过这曾考量？
陈：的确会经过一翻挣扎，但我们始终知道这部电影在讲的是成人的漠视，在讲一段人生
最无聊苦闷的阶段，也就是高中阶段，大人给你许多标准、有很多考试压力，而在这段时
间之中，他们怎么去寻找友谊，我们想呈现这部分，而推理只是一个包装，因此在悬疑上
就不觉得需要做到那么缜密，重要的是希望彰显背后人性的那一面。如果《共犯》是推理
悬疑片的Soft core，我和张荣吉合作的下部片《私家侦探》就算其中的Hard core了，它
讲的是一个退休戏剧教授自己转成私家侦探、遭牵扯到连续杀人案件中，被误以为是嫌犯
的一系列故事，其实我们也修改了几个版本，希望编剧推理的过程更扎实。
在你、张荣吉、与编剧乌奴奴、夏佩尔等人在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会让编剧主导吗？
陈：我们是以团队合作的方式进行。当然，最后执笔的一定是编剧，但我跟导演会提供想
法，像是《私家侦探》就是我跟张荣吉，以及纪蔚然三人共同主导。剧本开发阶段一直都
是极为漫长的，像是《共犯》这样的剧本已经有 80％ 上下的完成度了，是比较接近可以
拍摄的程度，但还是有些疏漏之处，我们还是改了一年多才开拍。还好编剧也很乐于修改
，希望让它的可拍性更强。我们公司很重视剧本开发的阶段，因为剧本阶段出的错误越少
，就可以省下更多的经费与时间。而在整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开发剧本是花最少钱的时
候，但花的时间是最多的，如果在这阶段能将可能的漏洞不足了，就能在拍摄的过程省下
大量的资金。
那么《共犯》这部片计画要卖到大陆市场吗？
陈：当初就没有，因为大陆那方对电影内容有种种要求和顾虑，不是说我们放弃大陆市场
，而是我们希望用完成后的电影本身去说服大陆那边。所以我们希望这部片子在台湾引起
注意，再进入大陆市场，就华语电影而言，台湾面临的问题就是本土市场过小，一定都要
想办法进入大陆市场，才会博得更多奥援，拍出更多元的电影。
你是否会认为《共犯》是一部透过制片制所完成的电影，您又怎么看制片制在台湾的发展
？
陈：这部片子和台湾常见的电影拍摄过程不太一样，以往多是导演有了拍摄题材和剧本，
来找制片公司协助电影拍摄。我们是倒过来，先开发完剧本后，找到有合作意愿的导演，
在寻求制作公司的合作，在沟通的过程中去修改电影的样貌。大部分的台湾导演在拍摄自
己的题材时，只一心想完成自己的电影，他没想到市场面、资金的开发、或是后续发行的
策略。我们做这样的片子，比一般导演主导的模式多的地方在于，我们在拍摄时就已经跟
发行商谈好影片发行的档期、海外参展、海外版权的销售，台湾的发行宣传也是我们主导
。导演的工作就真的是专心地完成电影的拍摄。
很多人把电影当成艺术，在我看来他就是一门产业，如果是一个产业，他就必须有复制性
，可以大量生产。艺术品注重独特性，它只有某个天才能够做出来，没有明显的复制性，
就难以产业化。制片制度是产业化的模式之一，我们希望从这个方式着手，在商业上引起
票房与成功，引起外界投资者对这个产业的信心，而不是都只能倚靠例如魏德圣、钮承泽
等导演作为投资号召。
您觉得在这次制片过程中您的掌握程度有多少？
陈：不能说是100%，有很多地方还是要和导演沟通的。我们深信导演是负责影片视觉化和
艺术性的工作，制片负责比较理性、商业面的筹备，所以在艺术创作方面，这次就是由张
荣吉导演找摄影师合作。当然在行销方面，导演也会对预告片、海报提出一些想法。但是
这次的海报则是由我提出构想，直接将其中一幅剧照作为海报主视觉，因为这幅照片就说
了故事，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所不常见的事情，三个高中生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跳楼丧
命的女孩，这张照片背后传达了血腥、悬疑、推理的元素。我们也知道本片演员还不是真
正的明星，所以我们在海报上也不以他们的脸孔为重点，而是先使用他们的背影。这张照
片就像是《生活》（Life）杂志里的新闻照片，所以我们希望海报就像新闻杂志中的一页
照片一般，上下加入大量留白。第一支预告片也是我们的概念，我们在其中放入了佳佳配
唱的主题曲，希望在惊悚的画面搭配甜美、浪漫的歌曲，制造高度反差的效果，更凸显这
部电影，张荣吉本来不喜欢放这首歌，但是结果做出来后，他也觉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