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志版：
http://chemistrysucksguy.blogspot.tw/2014/07/blog-post_14.html
与其说本片是青春影片，
我觉得它其实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
透过各式符号的交织，
隐晦的（或者为了市场考量的），
透过年轻人的视角、趣味的“行动”过程和目标，
来掩盖导演真正的企图，
甚至我觉得连贫穷的世代复制也不算是真正的核心，
而是更纯粹的，对于人性的一种试探性解读，
才是导演尝试在本片所呈现的。
没有钱缴班费、没有钱缴毕业旅行费，
少年想到突破现状的方法是偷，
但他们偷的不是别的，
而是储藏室里的国父铜像。
先不论戏外的受过良好解读训练的观众见猎心喜立马把国父视为某种符码，
戏内的少年们，动机却是单纯的，
因为“反正放在那边也没人要”，
本着废物利用的心态，收了垃圾，还挣上一笔，
“我没有想偷。我没有想偷。我没有想偷。”不断重复著，
这算是偷吗？拿没人要的东西也算偷吗？
这种纯粹与天真看的让我脸上笑着，心里揪著，
为什么他们不在大卖场试吃之余直接顺手牵走几包食物，
为什么他们不用打扫阿姨的钥匙直接进办公室拿钱就走，
甚至更简单的，直接凭著血气去抢，
去用更强硬的方式到达目标。
或许是他们不敢，
但我觉得是他们根本无意伤人，
他们对于周遭的世界，
还没有成熟到去恨、去对抗，
而是停留在害怕，
害怕催缴班费的同学，
害怕路边的空姐、拄拐杖的老人、清洁队、慢跑的人，
城市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敌意的，让人恐惧的，
台北的繁华如此彻底的包围他们，
“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真的是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可是，就是没有希望。”
村上龙的《 希望之国》这么写。
台北市的炫目倒映在雨后的街道上，
沦为某种歪斜、暧昧的存在。
这些小孩看起来不穷，真的不穷，
他们的制服白的发亮、穿ADIDAS、长的干净俐落，
怎么说都不符合中产阶级对于“贫穷”的想像，
他们没有呈现那种上新闻的，全家挤在破烂屋簷下共食一份食物的脏乱不堪形象，
也不像饥饿三十募款箱上面印制的那种，连抬手拨苍蝇都没力气的皮包骨，
他们的悲剧就是看起来不够穷，
他们还是靠社会的福利机制维持着可以过活的生存姿态，
还是能去上学、能去毕业旅行，
这是他们的幸，也是不幸，
当套上相同的白色制服之后，
每个人看起来总是差不多，要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看，
才看得出来他们穷的，是对于现状的改变希望、是对于未来的想像，
“我们儿子的儿子，都注定穷毙了。”
回归“孙中山”本身，
蛮佩服导演能把这样的意象融合进片子中，
从年轻人作为引子，
场景放在校园，
伟人铜像成为偷窃标的，三者串连起来自圆其说，
至少不会是为了隐喻而隐喻。
推翻帝制的国父，在少年眼里只是“没人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倒不是时代的割裂而产生对于文化的无知，
而是对于“理念”的嘲讽。
他们从头到尾，都只用“铜像”来称呼“孙中山”，
民族、民权、民生，
成人世界中宛如铜铁般的教条，
对他们而言只是资源回收的来源而已，
在生存的燃眉之急底下，
形而上的价值被抽离了，物品回归物品。
如果导演只着眼于世代间贫穷的复制、来自成人的压抑等等，
那种观点固然可以激发青年的被迫害感，
去控诉世界对他们如此不仁云云，
但是本片精彩之处是在于，它点出了，
就算没有旁人干扰，
“ 人民”自己也是一盘散沙，
以行动那场戏来看，
从小天偷了工具之后的绝望，
到体育馆内合力搬出铜像，
那转折，导演狡猾的先让观众看到了人民的团结，
试图合力去搬运、对抗某种沈重而压迫的存在，
那一瞬间，会让人在灰暗中看到人民的团结，
仿佛世界的不仁、社会的不公都可以透过携手来解决，
他们全都在相同的面具底下，
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
很梦幻，
梦幻的宛如竞选口号，
一夜激情之后就被随意弃置在地。
那个合力的假象在“成功”之后，
都不需要别人碰，自己就立刻散了，
当铜像上了车，
资源已经就分配位置，
Lasswell的政治观点随即出现，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原本一起流汗的同袍，
瞬间个个成了秃鹰，
原本荒谬的“面具”形象瞬间变得难堪而讽刺，
从抢车的那幕开始，直到阿左与小天在西门町扭打的那个长镜头，
再也笑不出来，而是让人感到心越来越寒，
寒到骨髓里头去，
完全没有任何“行动成功”的喜悦，一点也没有。
导演反应了他对于“人民”的不信任，
就算同样是在面具底下，
他也不认为人民会在1812序曲下炸毁西敏宫之后，
戴上相同面具，为了相同信念走向一起，
而是在面具脱下后，林惠萍的《往昔》播送，
“一朵盛开的花，如诗如画”，
讽刺的与画面上血淋淋的争夺成对比。
最后小天与阿左的扭打，
打的其实已经不是彼此了，
而是一种巨大无力感的释放，
阿左恨小天怎么就是不能体会团结的力量，
可是对小天而言，
阿左也只是另一个资源掠夺者而已，
他不有钱，但绝对不是最穷的，
凭什么来和他瓜分这个资源，
于是他更恨阿左，
阶级不是绝对性的概念，而是相对的，
“下层阶级中的阶级斗争”听来荒谬，
却又似乎精准的命中人性。
到了最后，少年们终究是去打了工，
回归社会期待的“常轨”，
训导主任说，“他们知道了”，知道什么呢？
他们天真的对话，
若无其事的叙述整个行动留给他们的，
那些片段的、零碎的记忆，
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下。
孙中山捧著三民主义，摇摇晃晃穿过台北街头，
天桥上，
他们举起手。
“他们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