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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极致的邪恶，竟由最平凡的人所为。”
写下数本政治理论经典著作，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1963年《平凡的
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等书的尤太裔作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堪称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政治理论家。在汉娜‧鄂兰过世将近四十年的今
天，她的著作、传记、相关评论仍是不断出版，以她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报章专
栏更是数不胜数，未曾减低热度。
《汉娜鄂兰：真理无惧》由德国导演Margarethe von Trotta执导，将汉娜
以思想撼动众生的的精采历史化为剧情片，重新演绎汉娜记述审判艾希曼的经典
之作诞生过程。演员Barbara Sukowa优雅而沉着的气质，细致诠释了这位思想界
的一代熠熠之星。
1960年，前纳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绑回耶路撒
冷受审。如此一位千夫所指的刽子手在血腥的战争后，终于落入受害者手中，这
则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尚未从伤痛中脱离阴影的尤太民族，所有人都
等著这场堪比纽伦堡大审的世纪判决可以实行正义。
曾在集中营里体验过炼狱生活的汉娜，也决心前往耶路撒冷聆听审判，过程
中，不时出现情绪失控的证人或观众，痛陈当年惨痛遭遇。反观站在被告席的艾
希曼，面色波纹不兴，甚至偶尔露出不耐的表情，无数次地强调：“我宣示过要
效忠元首，我只是执行命令，不管命令是不是去杀人，我都会执行。”
众人无不恨极艾希曼卸责的说法，似乎一切非他所愿，他并不特别反尤，也
不出自个人情绪而屠杀尤太人。听了几番审理的汉娜，却渐渐在艾希曼不时往旁
倾斜的嘴角，与淡薄的语气中，读出了一种众人都难以理解的状态。而这石破天
惊的论点，却引发了超乎汉娜预期的剧烈反弹。
“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当年汉娜提出这个前所未见的词汇，大
多数人并无法完全理解其内涵，在偏颇的解读下指谪汉娜是尤太的叛徒、为纳粹
脱罪。
她认为，这名被视为杀人魔的纳粹亲卫队高官，其实在本质上与一般人无异
，他并不特别邪恶或残忍，反而像个小丑，毫无意识的完成一场残酷演出。这一
切归因于艾希曼放弃了“思考”，舍弃身为人判断的能力，因而面不改色执行违
背人性的命令。汉娜将艾希曼的举止形容为平凡的邪恶，更说道，任何人都可能
成为艾希曼，不需要超乎常人的歹毒甚至精神异常。
另一段被众人更加愤慨抨击的言论，则是汉娜指出，“某些尤太领导人的角
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阴暗的一章”，没有这些人物的配合，整个大屠杀不
会进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她不仅重新检视了艾希曼，甚至也审判了这些尤太领
袖的行为，认为他们对这场历史悲剧也有责任。
这些观点引起大量尤太人铺天盖地的批评，汉娜也承受巨大压力，亲戚、挚
友纷纷因不谅解而离去，而她扔继续坚持阐述“平庸之恶”，至死方休。
一个平凡、善良，符合我们对道德想像的人，如何能成为极端的凶残杀手？
艾希曼被处以绞刑后，1961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米尔格伦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在报纸上招募实验协助者，让他们拿着电击控制器，若隔壁房间的学生答错问
题，就按下电击开关，并且电压会逐渐升高。骇人的是，尽管痛苦的尖叫声不断
传来，甚至到了丧失意识的程度，仍有高达百分65的人会持续按下开关到最高伏
特数，因他们被告知“实验要继续进行，这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
1971年的史丹佛监狱实验更进一步我们演释了这残忍的过程：一群心智正常
，健康并友善的大学生，在实验空间中扮演监狱内的两派人马。在短短六天内，
角色扮演的游戏让他们从“学生”成为货真价实的“看守”与“罪犯”，进行充
满暴力与压迫的管制行为，直到局面过于失控而结束。
人的良知能否抵御体制的胁迫？也许众多心理学家的实验都给了我们沮丧的
答案，但在受到无数批判后，汉娜终于露面公开演说，除提出：“理解真相不等
于原谅”，澄清众人认为她为艾希曼脱罪的意图，更严辞强调：“思考能帮助我
们判断是非善恶，在紧要关头避免惨剧发生”。
1938年，尤太人被迫害的情况日益严重，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32国皆拒
绝接受尤太移民。然而，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的外交官何凤山，却无视高层
反对，执意发放数以千计的签证给尤太人，被称作“生命签证”。而在他生前的
官方记载，却只留下他违反命令的污点，直到2001年以色列尤太大屠杀纪念馆颁
予他国际义人的称号，故事才较为人所知。
“依法行政”终究不能成为庸常者的借口，“平庸之恶”的理论也不能将恶
行除罪化。反观现今台湾强调依法办理的官员，声称执行公务而殴打抗议民众的
员警，旺中案时大呼无奈的记者，甚至是如大埔征收案中，原为自救会成员，却
和利益妥协而助长恶法执行的获利者。这些人们，莫不都是一个个的艾希曼与尤
太领袖？而我们如何与这种共犯结构抗衡？
影片中，法官问艾希曼：“若你当初能更有勇气，一切是否会有所不同？”
艾希曼如是回答：“如果一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这样，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