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甫／台北市医学中心医师
假设今天有一样民生必需品，其制造涉及高技术水准，国内仅有少数厂商生产，并且由不
同的通路商铺货。这些通路商各自有不同的售价，因为种种原因，不同地区所买到的产品
价格没有即时上网揭露，或假设其使用者多为不常使用网络族群，且因为地域阻隔因素，
消费者无法“货比三家”再做采购，因而造成该项民生必需品在不同店家有好几倍的价格
差异，这时民众向政府表达不满，政府该怎么处理？
“极端值”认定标准不明
虽然有很多前提假设不尽相同，但台湾的“差额自费”医材先前便面临这样的处境，部分
民众感觉自己“买贵”，进而迁怒医疗机构，认为付出了额外的成本。实际上面对这样的
问题有很多的处理方式，政府可以更努力让价格透明、回归市场机制、减少资讯藩篱和要
求供应商善尽解释义务，以此真正达到市场经济，让开价过高的店家知难而退，服膺行情
。
比较简单速效、显示政府能耐的作法，则是直接参考市场行情、产品的生产成本，订出价
格上限，今后所有商家都不得卖超过这样的价钱。在今年6月我国卫福部健保署便采用此
一策略，殊不知引起极大反弹，担忧影响病人就医权益。官员回头检讨，搁置两个月，寻
求专科医学学会意见，提出新的方案：旧制在不明标准之下订定价格上限，新制则比较同
侪间的价格差异，剔除过分昂贵的“极端值”。一言以蔽之，健保署的策略，从“禁止你
卖贵”演变为“禁止你卖最贵”，希望解决上述因为市场不透明产生的价差问题。
新的政策若经深思熟虑，参酌相关利害团体意见，则官方理当勇于替政策辩护，厘清争议
，并同偕同医事团体背书说明。殊不知由8月24日公告，至9月1日实行，卫福部既未提出
哪些公、学会参与意见讨论、彼此共识内容，对于不同科别“极端值”认定标准更是三缄
其口，官员的作法显得被动，或许担心“多讲多错”，却造成了舆论压力渐渐累积的恶果
。
回到政策本身，“极端值管理”的作法还是有多项疑虑，可能无法缓解医界心中不满：
一、极端值设定以后，例如价格排名前10%的医疗机构必须降价，那么多久以后还会重新
检讨？因为调整价格以后会出现新的价格分布，若每年都采“前10%降价”的管理措施，
医界所担心的“压榨价格过头”依然可能成真。
二、医材价格设定上限，对于新医材、技术的引进是否造成阻碍？目前健保署规定，同样
类型的医材必须齐一收费上限，倘若相同类型医材研发出新的产品，厂商是否必须配合已
经设定的同类型医材价格，或是可以另设分类、另外订定价格上限？
开价过高医院约束不易
三、各专科医学会是否确实同意健保署所提出的“极端值管理”方案？又有什么能力可以
约束开价过高的医院？如果专科医学会同意现有极端值，则例如部分科别要求排名前40%
的医疗院所都必须将医材降价，背后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经济或科学考量？
目前执政党政府上台以后，卫政核心官员表现不俗，在面对疫情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缘
此确实提高医界对于相关决策人员的信任感，但这些辛苦累积的信任也可能因为沟通的怠
惰、闪躲核心问题而积累，日后爆发引发更大社会动荡。呼吁陈时中部长，莫让历历心血
前功尽弃。
心得：
医材上限强渡关山、美猪议题带头吃，我们的GQ潮男时中部长是否因此掉下神坛呢？既有
的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之外，据说今年基进吴想推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未来对这些议题发
声也会更有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