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没有经过SARS风波，今日看到这篇报导
想请教各位前辈，全责照护是打算将一般病房ICU化，增加人力的意思吗？@@
还是一样是网内互打稀释点值而已啊？
https://reurl.cc/nz5A38
以下转载自报导者。
2018年11月，《报导者》推出《病床边的照护危机》专题，统整健保数据库并进行全台19家医学中心大调查，披露全台民众负担的医院看护费每年高达660亿元之多；医院却将这些病床照护工作外包给仲介业者，只抽成、不把关，不仅病家负担沉重、看护也缺乏保障，形成医院照护与院内感染的黑洞。2003年，2名看护工及4名家属正是因此漏洞不幸感染SARS。
报导中，呼吁卫福部须重视医院陪病问题、将全责照护纳入医院体系，以免殷鉴重演。不料，1年后，当时的警示一一验证。COVID-19（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爆发迄今，一名印尼籍看护确诊引发社会惊慌；北部医院更爆出院内感染，致2名病患、3名陪病家属、3名护理师、1名清洁人员染病，上百名医护人员被隔离14天。
《报导者》近日访查发现，随着疫情急速升温，医院照护风暴持续卷动，不属于医院内部人员的照服员和看护，因防疫物资保障有限，许多看护自顾不暇、不敢接案；而卖命接案者的价码水涨船高，从24小时2,100元、一路涨到2,600元，仍有病患等到出院都等不到看护，家属只得自己轮班顾，尽管医院目前皆施行一天一名陪病者限令，但轮班者愈多、进出医院的人数反而更多，徒增院内感控风险。
吴小姐的家人今年2月底住进台北市立万芳医院，向医院登记申请看护和照服员，却发现因为COVID-19疫情，许多看护不愿意到医院工作。隔壁床病人好心给了一张看护仲介的名片，吴小姐透过仲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名中文流利的外籍看护工。没想到，2月26日爆出印尼看护确诊，吴小姐请的那名外籍看护当天就不见人影，还偷走了她家人的健保卡，要求吴小姐得付清看护费才肯归还。
疫情下的照服困境：保命的拒接案、卖命的急涨价
“我们也曾怀疑她是行踪不明的移工，但是没办法，我们真的找不到看护，”吴小姐无奈地说，联络不到看护的当下非常傻眼，不过疫情期间花钱也排不到看护，这名外籍看护要价并不便宜，24小时是2,200元，已经和本国籍差不多了，在急需的情况下实在没办法顾虑太多。
但事实上，吴小姐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
看护费涨1成，家属掏钱也排不到
COVID-19疫情至截稿前已累积252起案例，部分看护为了自身健康暂时休息。和台大、马偕等多家医院合作的“侒侒看护中心”表示，平常就很缺人，现在更缺，看护的家人叫他们现在不要去医院顾病人，有病患等了1、2周，“甚至出院了都还没等到。”侒侒看护和各大医院签有合约，不能任意调涨价格，维持在24小时2,200元，但接待的工作人员私下表示，“外面个别接案的看护，已涨到2,600元了。”
台大医院是台湾医疗龙头，疫情期间就医人潮仍络绎不绝，小艾（化名）的公公已经在此住院3天，家人在工作之余轮3班照顾，她询问之前曾配合过的仲介公司，一般科病人原本24小时照顾费用是2,100元，现在已经涨到2,400元，复健科、骨科等特殊病人或居家24小时照顾，也从2,400元涨到2,600元，仲介公司回应，“现在都找不到看护了！”她也向医院配合的业者登记申请照服员，迟迟没有下文，后来才发现前面还有好几个人在排队，根本排不到。
一名看护仲介业者张先生表示，现在台北24小时看护至少2,500、2,600元，还不一定找得到人，如果遇到肺炎个案，即便是只是一般肺炎，看护仍吓得避之唯恐不及，“群组里上百个看护没人要接。”只能跟家属说抱歉，请他们自己想办法。
一度落在防疫网外，口罩得自筹自备
涨价其实并非只因看护和照服员坐地起价，而是现在到医院工作的风险实在太高。
在嘉义地区担任照服员的何春美，SARS期间曾在卫生署嘉义医院的护理之家担任照服员，当年碰到住民疑似感染SARS，导致工作人员都要隔离，“那种心情非常非常沉重。”17年后，她的小孩已成年，卸下经济重担，这次疫情更严重，儿女特别传LINE、Facebook讯息叮咛她这段期间不要接到医院陪诊、照顾的案子。因此即便老交情的看护业者急call，但何春美仍只接老客户和到家照护的案子。她也透露，“不少同业这段时间也不太愿意去医院照顾，通常都是有经济压力的才比较没得选。”
让看护和照服员却步的原因，除了家人劝阻，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看护接触的多半是高龄、患有慢性病者，都是这波COVID-19高风险病人，但他们都不是医院体制内的人，不仅工作缺乏保障，也落在防疫网之外，口罩防护等物资，第一时间都要自筹自备。
如今面对世纪大疫来袭，疫情初期，许多照服员连最基本的口罩都要想办法自己张罗。
卢湘羚从事照服员工作20多年，2009年和朋友创办嘉义市照服员职业工会，常用“体制内、编制外”，形容他们在医院的角色。她举例，台湾在1月21日出现武汉肺炎第一例，当时卫福部特别保留口罩给各大医疗院所，但是嘉义基督教医院平时每班向照服员抽成100元，此时却认为照服员不算是医疗人员，不发给他们口罩，而和医院签约的仲介公司，也认为没义务提供他们口罩。
卢湘羚表示，许多会员因为买不到口罩，只好重复使用，甚至有人不敢到医院工作，影响收入。幸好在工会寻求立委协助向院方反映，嘉基很快在2月4日、5日就发放每人每天1片口罩。
卢湘羚说，当然很感谢嘉基释出善意，但希望政府思考防疫策略时“将眼光看向弱势”，许多看护和照服员是二度就业、经济条件不佳，才从事这么辛苦的工作；且24小时接触病人的照护工作，风险不比医疗人员低，希望防疫政策都能一并考量这群看护工和照服员。
漏洞关键：不在非法看护 ，而在医院管理
卫福部直到2月26日才发布“医疗机构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外包人员管理指引”，要求医院针对外包人员强化感染控制措施，包含常见的照顾服务员（含病人聘请看护）、清洁工、保全等等，须造册管理外包人员TOCC，量测体温、要求配戴口罩等等，并且办理感染管制教育训练。不过直到3月3日，卫福部才拍板定案，发放住院患者“陪病者”每天2片口罩。
2月26日遭确诊的印尼看护，第一时间疫调查找不到她的踨迹、在另家医院寻获她、将她送检，引发各界聚焦讨论“非法看护”的管理政策讨论。不过，医院的院内感控和疫病传播，真正核心的问题其实在“医院陪病”的本身风险，医院把病房照护工作外包出去，责任落在病家身上，无论家属、合法照服员或非法看护工，实质上都造成医院人流变多、甚至接案照服员跨院服务，而增加疫病感染与扩散风险。
印尼看护确诊后的2天，北部另一家医院即因一名50多岁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妇人（案34），确诊前曾因低血糖住院，后来牵动3名护理师、1名清洁人员，以及期间曾到医院照顾她的女儿、儿子都陆续确诊，甚至连同病房不同病室的病患和陪病家属也遭感染。这起院内感染至今已9人，是台湾这波疫情最大的群聚感染事件，也导致此医院上百名医护人员被隔离14天。
这证明，病毒不会检查身分证和工作证，医院管理才是关键。
防护政策、法律，都没站在看护这一边
卫福部长陈时中虽然在印尼看护确诊后强调，现阶段抓非法看护对防疫没有好处、照护缺口无法补上，却并没有正面回应医院长期将照护责任外包的问题，仅说“看护视同陪病者”，要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教育他们不要到处“趴趴走”。
2018年，《报导者》与立法委员吴玉琴进行“全台医学中心看护大调查”披露，19家医学中心机构里有13家把看护工作外包，平均抽佣3～5%。报导刊出后，卫福部曾回应，修改“医院照顾服务员管理要点”，医院“得”设专户或基金，提供看护在职训练，并把关劳动环境、推动医院全责照护、直聘照服员等等。
一年过去了，到底医院有没有用基金培训看护？《报导者》再度询问卫福部常务次长薛瑞元，他同样没有正面回答，仅说未来会将看护纳入整个体系，“只要医院能管理好就好。”
除了防护政策不足，法律也没有站在看护这边。看护常需出入医院，染疫风险自然也高，不过桃园家庭看护工工会理事黄姿华表示，《职灾劳工保护法》的补偿仅限因职灾死亡及因工作造成失能，如果只是罹患传染病确诊，“没死没残的话，看护工还是一毛都拿不到。”
重蹈SARS覆辙：全责照护迟未落实，人流进出造成感控风险
由医院施行“全责照护（Total Care）”，让病房照护由医疗单位进行专业训练、分级及管控，是减少医院感染最适宜的方向。推动“全责照护”30年的台湾大学护理学系副教授周照芳指出，护理人员都有防护措施，而且知道何时可以接触病人、感控怎么做，但家属和看护不一定知道，“家属带来的院内感染很多，”而且频繁的人员进出对感控不好，若看护有问题，因为不是医院里的人，医院也不好管理。
印尼看护确诊当天，卫福部也同步公告新政，限制每名病患一天只能有1名陪病人（含看护）、2名探亲者。虽然陪病人员减少了，但许多家属有工作，得轮流请假照顾，两三天就换一次面孔。一名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会员、在北区医院服务的护理师就表示，会劝家属要固定人力，但家属要上班很难限制，只能一次一次教家属怎么照顾病人。“没办法，要从头开始教，也不能不教，不教最后还是护理人员要承担，”她希望照护人员要有系统性和连贯性，对医院感控也比较好。
17年过去，共聘照服员医院不到2成
2003年SARS爆发时，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院区发生院内感染，2名看护和4名家属因此过世，当时医院推行全责照护的声浪和共识很高，这项计画也由当年受创最惨痛的和平医院带头开始，并宣称要落实到其他家医院，然而17年过去了，却雷声大雨点小。
2017年卫福部和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简称家总）合作试办“住院友善”计画，鼓励医院共聘照服员，加入医院仅34家，多半只开10床、20床，病人想住也住不到；今年则新增到93家，约5,500床，但也仅占全台500家医院不到2成。
担任照服员20多年的卢湘羚，曾亲眼目睹许多不及格的防护措施：没有受过感控训练的家属，将病人沾血的棉棒、用过的手套直接往厕所垃圾桶丢，“但我们受过医院训练的就会知道，有感染风险的废弃物要丢在黄色垃圾桶，沾到血液或体液要丢红色垃圾桶，一般垃圾则丢在白色桶。”不过她也感叹，这种结果不能全怪家属，许多人是因请不起受过训练的照服员只好自己顾，若未来有全责照护制度，可减低陪病家属数量，医院整体感控也能做更好。
照护责任外部化，反榨干护理人员
照护责任外部化不仅成为医院感控漏洞，也反过来影响医疗环境。3月4日台北巿立联合医院被爆出，疑有50名护理人员集体请辞，许多护理师听到这消息都感到不意外，甚至纷纷表示身边也有许多朋友想离职，“但压垮医护人员的不是疫情，而是长期被压榨的劳动环境。”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企业工会理事连若馨表示，联合医院每年有预算聘护佐，已经是相较能单纯从事护理业务的医院，“不用帮病人换尿布，”但劳动负担仍非常重，护病比可达到1比15，也就是一个护理人员要顾15个病人；加上医院去年开始砍中秋、绩效奖金，长期不被尊重，才是护理人员离职主因。
其他没有全责照护的医院更惨。北部某医学中心护理师表示，有些看护或家属训练不足，护理师得要帮忙翻身、扶去厕所，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病患没有家属能顾，又请不起看护，护理师不可能丢著不管，只好把屎把尿，兼顾看护业务，忙到一整天没时间吃饭已是日常。“这种现象还满普遍的，坦白说这样病人照顾品质一定会下降，毕竟时间就这么多。”
建置照服员派案系统
“人力和派遣公司的外派看护没有系统化管理，形成医院里面相关问题，”日前面对吴玉琴在立法院院会质询时，陈时中也坦言，医院管理有问题。
陈时中表示，2019年底已和行政院长苏昌贞提过，苏也指示要积极规划相关事宜，卫福部除了试办计画，未来会思考运用类似长照的支付标准表，根据支付项目，建立多对多的共照派案系统，引进评分机制，由医院掌握看护人力，现在正积极建立电脑系统、计算费用，“希望下半年这些计画可以开始试办。”
薛瑞元则表示，目前看护和照服员不足，难以在医院全面推动全责照护，不过卫福部将会利用这波疫情医院登记的陪病人员和探病者资料，分析家属可能有多少比例自己顾、自聘看护，评估未来的人力需求等等，“之前的确没掌握需求和供给量。”
除了院内感控、照护品质问题外，病人自聘看护的负担极大，且许多看护收费没有规范、随时都可以调价，就像目前疫情严峻下的涨价现况。
台湾全年估计约660亿元的照护费用，如何才能更有效益支出、减轻病家负担？对此，不仅民代、照护团体，甚至连医疗监督团体，都罕见地已有共识──应把全责照护的费用，纳由健保给付，再由精算合理反映在保费上，病人实际使用后，以差额负担或共照费用支付，减少负担、也能让照服员收费稳定。
卫福部松口“全责照护拟纳健保”
吴玉琴多次和卫福部沟通用健保给付全责照护，卫福部原本一再表示，照服员非属医事人员，且执行的服务属于生活照顾，依法不属于全民健保给付范围；但吴玉琴认为，医院内所有人都是照顾病人的一员，健保费给付全责照护，并不是将这些钱给看护个人，而是“病床服务”的一环。卫福部终于松口说会沟通，吴玉琴期盼，“卫福部不要疫情过了就忘了痛，全责照护是国家医疗政策，不是病患自家的事。”
家总祕书长陈景宁也呼吁适当调整健保费，将照服员纳入医院体系。她分析，目前全国约有7万多张急性病床，以平均满床率7成计算，大约是5万张病床；若以一名照服员负责4位病患、采3班制、年薪50万元推估，每年全民健保保费约需调高188亿元，占全度7,500亿元的全民健保年度经费不到3%，民众可能每天增加2、3元的保费而已。
民间监督健保联盟发言人滕西华也支持将全责照护纳入健保。但她认为，以医院病床数计算成本不精确，应以病人实际使用状况为依据。她试算，全台平均一年有195万人住院，平均住9.55天，再以过去周照芳曾试办的病房成本计算，一天每床成本约1,100到1,200元，民众若自付差额500元，一年健保约支出315亿元，增加的健保支出全由民众埋单，每月保费约多114元；若与政府、雇主按比例分摊，民众每月约多付42.2元保费；若一名看护照顾多位病患，整体费用可再往下降。
虽然民间团队计算出的健保费用不尽相同，但全责照护纳保已是共识。如何更精确计算出经费，端赖卫福部更积极规划，让照护不再成为病患、家属与医疗人员沉重的负担。
今年10月，卫福部预计检讨健保费，是否用全民健保支付全责看护？陈时中首度松口表示：“我会来沟通！”希望透过试办计画，让系统跟支付项目完善后，再考虑放到全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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