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帮病人削皮处理伤口的时候跟他聊到上礼拜的抗议
结果聊一聊就聊到乐生的鬼故事了。
先来个前提概要一下,
1930年,台湾总督府癞病疗养乐生院立,院址位于台北州新庄郡新庄街大字埤角及新竹州桃园郡龟山庄大字塔寮坑(也就是现今的回龙地区,行政区属于新北市新庄区及龟山区)。
日治时期,乐生院作为台湾第一间痲疯病院,强制收容痲疯病患,并设为痲疯病(又称癞病、汉生病等)防治的专门机构。
当时对于痲疯病的医疗知识尚不充足,最初采纳国际上的建议采取“强制收容,绝对隔离”政策,四处搜捕痲疯病患,对其施行强制劳动、强制堕胎、绝育等处置,导致社会上一般民众对于汉生病的既有印象十分负面,歧视甚至畏惧汉生病友。
汉生病友在疗养院中受到不平等、不人道的对待,又加上病情恶化的折磨,企图逃跑或轻生的案例比比皆是。
痲疯病其实有种歧视的味道,不过他们病人都自称这个疾病是胎哥病(台语)。
因为,他们身上的伤口会很持久,皮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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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因为这个病而萎缩退化,
持久不愈合的伤口,还有痛起来像蚂蚁咬的神经痛。
已经日本人 国民政府的不人道对待
让这间医院宛如人间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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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昭和四年滨町出生的。
小学唸的是台南市末尾的末尾公学校,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名字改为末尾国民学校,老师也在此时为台湾人的我们取日文名字,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名字──政子。
昭和十八年就来到乐生院,今年已经满70年,到现在大家还是政子政子的称呼我。
我的父亲从事木工工作,客人相当多,又加上从祖母那里继承的财产,我们一直都过着衣食无缺的生活。
而母亲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
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六人,我排行第三,下面还有妹妹结子和弟弟彦吉。
全家人就这样在用奶奶财产所建的两层砖房里快乐的生活着。
我非常喜欢读书,在学校也结交了不少的朋友
学校的学生数目相当多,光我的班上就有七十名同学,大家都是台湾人女性。
如果一切可以就这样顺着这条路发展的话,我希望小学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当时的台南第二高女,并努力完成我想成为学校老师的心愿。
当时,正值要前往日本毕业旅行的时候。
因为必须坐船去,家里经济状况不够好的话就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班上就有十几个人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去。由于奶奶为我准备了这次的经费,我也就有这个机会去日本旅行。
实在是好令人期待阿。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病的,
祖母注意到我脸上开始出现了一些斑点,于是就把我带去接受医生诊断。
我记得这是六年级的秋天吧,当时医生也不太能确定是不是就是汉生病,我们也就这样回去了。
当他告诉我说可能是汉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完全被吓坏了。
台湾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实行强制收容政策,警察带着手被绑住的人们离开的画面也时有所见,而村里的大家也都赶快在这些地方进行消毒的工作,深怕被感染。
汉生病是非常可怕的病,一旦发现患者就要赶快通报才行,绝对不可以收容他们,这些话在每个人之间流传着。
我好担心如果真的得病的话,一定也必须被通报给警察吧。
好可怕,真的好可怕,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往痛苦的深渊走去了。
我连去朋友家都开始被禁止,更别说是之前那么样期待着的日本毕业旅行。
连进台南第二高女的念头我都放弃了。
就在这样的低气压中,我终于从国民学校毕业‧。
毕业之后我不被允许和任何人见面,更别说是去朋友家拜访这样的事当然更是不可能。
那年的五月,我再度接受医生的诊疗,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宣告确定是得了汉生病。
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而偏偏是我,这种命运为什么单单降临在我身上呢,这件事真的太过残酷不是吗?
从此之后我就这样一直待在家里,和比我早发病的彦吉及几乎同时发病的结子,三人就这样
一旦有警察来家里查访的时候,我们每每慌慌张张地跑到床下不敢吭声,深怕被他们所察觉
祖母也抱持着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我们留在家里的念头,不断地购买相当昂贵的中药材给我
然而,经过了两年,这些药还是没有发生作用,但祖母的积蓄已经几乎被花完了,我们家也
最后终于还是保不住我们的家。
也就这样,祖母和爸爸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守护我们了
‘这大概就是你们的命运了,还是去乐生院吧。’祖母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三人在昭和十八年七月七日来到乐生院.
晚上我们坐着人力车来到台南车站,搭乘十一点的火车,祖母也一起到这里来送行。
由于之前听说过乐生院会毒杀全部患者的传言,于是,此时我心中早已有了必死无疑的认知。
一直到隔天早上才会抵达台北,这样漫长的旅程中,我们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心中全被不安的情绪所填满。
到了乐生院我领了两个碗.筷子和毛巾之后,就住进名为高雄寮的六人房里。
那天,一如往常的回寝室准备休息
我坐在窗户旁边,看着窗外的大树,有着飘动的物体在树边随着风晃来晃去。
‘结子,谁在晾衣服这么晚还没收阿?’
‘应该明天早上就会有人去收了吧。姐,赶快休息吧。’
‘结子,的罔腰怎么还没回来?’
罔腰是一个比我们更早来院的院民,他常常望着窗户旁的大树,一边细数着他又住了多久。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姐,我们找人去找找吧。’
于是我披着单薄的外套,走出房门,一边罔腰罔腰的喊。
一边小心的穿过草丛,寻找著罔腰。
我走进医院的走廊里,有个东西吊在柱子上头,晃呀晃的。
我想走过去看,但是却被结子的声音吓个正著
‘姐,姐!罔腰他上吊在我们房间旁边的大树上了!’
‘结子,那他是谁?’
我指著吊挂在梁柱的人,心中满是不安。
乐生的每一个柱子都有人曾经在上面上吊。
因为神经痛加上思乡之愁,也有人服用大量的DDST加酒,相继口吐白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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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看起来一样,我的后遗症是比较轻微的,大概十年前左右就已经没有菌出现了。
刚入院的时候,我看起来相当健康,一点都没有生病的迹象。
直到战后因为物资贫乏,营养不足的缘故,在十九岁才出现了比较大的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都过着相当痛苦的日子。
也在十九岁的时候,我和同是院民的丈夫结了婚,不过他还是必须接受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实行的结扎手术。
而先生是在1987年平安夜过世的,从此我就一个人继续生活着。
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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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皆为化名,目前他们姐弟仍住在乐生疗养院。
希望大家在捷运争议之外,在说希望拆光乐
生盖Costco 、盖捷运机厂的时候,想一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