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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qazsedcft (离开是) 看板: Gossiping
标题: [新闻] 女人能“自愿出借”子宫吗？在人性、利益
时间: Wed Jun 26 17:34:46 2024
1.媒体来源:《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文字/陈德伦；摄影/林彦廷、杨子磊
3.完整新闻标题:
女人能“自愿出借”子宫吗？在人性、利益与伦理间永恒激辩的代孕难题
4.完整新闻内文:
正反方跨国串联交锋，性别团体价值分歧
女人能“自愿出借”子宫吗？在人性、利益与伦理间永恒激辩的代孕难题
拥有子女的渴求加上少子化国安危机，人工生殖成为创造生命的最后寄托，但从“子宫出
租”到活生生的人的劳动和生活，代孕是多年来始终没有正解的伦理难题，各方论述也一
再试探人性尊严和身体商品化的底线。图为一家台湾生殖中心的装饰艺术品。（摄影／林
彦廷）

截至2024年，全球至少33个国家合法开放代孕生殖。但光从人权出发，代孕便有完全迥异
的评价，它是进步还是保守？是在医疗科技协助下，契约双方自主合意落实“生育权”的
解方，还是有钱阶级对弱势女性的身体买卖？代孕生殖的伦理考量势必牵涉儿童最佳利益
保护，但《报导者》在本文更聚焦多年争论的核心分歧──代孕者权益保障是否可能──
这是道德价值的终极选择，还是实务执行问题？
代孕议题攻防已非纸上谈兵，由于生殖产业全球化，支持或反对方近年都积极在国际法律
战场着力；回到台湾，各妇女／性别团体的运动策略和竞合，也可见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并
非铁板一块。从立法院、卫福部到民间都提出修法草案，如果终须寻求共识，我们如何透
过更好的讨论创造更完善的制度？
在哈佛大学的大讲堂里，知名的政治哲学教授麦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讲起一个
故事。
1985年，住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史坦（Stern）夫妇和玛丽・怀赫（Mary Beth Whitehead）
签了一纸契约，由于委托妻子伊莉莎白（Elizabeth）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担心怀孕会造
成严重的健康风险，于是透过生殖中心和律师寻求代孕协助。根据契约，玛丽使用委托丈
夫威廉（William）的精子人工授精，将孩子的亲权让予史坦夫妇，以换取10,000美元。
1986年，一名可爱的小女婴出生了。玛丽却反悔了，她舍不得将这个有血缘连结的生命交
出，带着孩子逃到佛罗里达州，最后仍被警方抓住，孩子的抚养权究竟如何判定，官司就
此进入法院审理──这便是美国代孕的指标性个案“Baby M”。
“法官必须决定这份代孕契约要不要强制执行，你们觉得在道德上这个契约应该被执行吗
？”桑德尔问著台下众多学生，怎么做才符合正义（justice）──若双方都能从中获益
，社会整体福祉提升变得更美好，在尊重契约自由下没理由不执行；但如果玛丽是迫于经
济压力，事前又无法评估对婴儿产生的依恋，这份契约是真正的“同意”吗？再者，有些
东西是否不应该用钱买卖？
时隔多年，代理孕母依然是辩论比赛的经典题目，但世界的真实情况却愈加复杂。
为了减少代理孕母对婴儿的情感依附或道德疑虑，目前大多数开放代孕生殖的国家都只接
受借腹型代孕，而非Baby M案中的基因型代孕──换句话说，代理孕母纯粹提供子宫，母
子不存在基因关联。随着全球化席卷，代孕不再限缩一国之内，生殖旅游（reproductive
tourism）风行，有需求的委托者们前往费用更低廉的贫穷国家，桑德尔也表示“怀孕外
包”（outsourcing pregnancy）涉及市场与伦理更深层的讨论，值得关注。
“我们反对人被当成工具”──抵挡开放呼声，国际废除代孕母职联盟的串联
国际废除代孕母职联盟（ICASM）在台湾虽没有会员组织，但联合主席德维尔（Marie-Jos
èphe Devillers）相当关注台湾修法进度，也表示各国要求开放代孕的呼声愈来愈大，
若要抵抗需要彼此结盟。（摄影／林彦廷）

当求子心切的家长们为圆梦跨越国境，反对代孕的倡议者们也设法串联。台湾女人连线的
办公室一早就有场视讯会议，镜头另一端是远在法国的玛丽・约瑟夫・德维尔（Marie-
Josèphe Devillers），隔着时差，凌晨天未亮，顶着一头花白短发的她仍非常有活力，
想了解台湾开放代理孕母的法案进度和社会态度。
德维尔从1970年代便参与法国风起云涌的左翼政治运动，1990年代起更专注在女性和女同
志权益的争取。2018年，国际废除代孕母职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Surrogate Motherhood, ICASM）正式成立，德维尔是创始成员兼联合主席
，如今联盟底下有超过50个会员组织，分布在15个国家。
为何将目光转向代孕？德维尔在接受《报导者》越洋专访时，回忆起两个关键变化──早
期许多欧洲国家立法禁止代孕，但自2000年代中后，男同志社群积极要求开放代孕以保障
他们的个人权利。2015年，有91个成员国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也启动专案小组要
拟定国际公约，处理跨国代孕生殖子女的亲权认定，假如顺利通过，等同实质肯认代孕制
度的运行。为此，ICASM募集超过8千份的连署书，更召集会员到HCCH的会议现场抗议，但
并没有获得实质成果。
德维尔认为代孕是多重暴力的组合，同时展现在医疗、法律和经济层面。代孕者必须面对
比一般孕产妇更高的健康风险，她们所签下的契约并不平等，是对身体自主权和亲权的侵
害，且代孕是社经地位高的委托者对弱势妇女的压迫和剥削。她更认为在讨论代孕时，常
常只看见委托者的需求，代孕者的声音和儿童权益则消失缺席。
“我们想要作为人类（human）来参与这个世界，而不是次等人类（sub-human）。反对代
孕跟我参与女同志或其他社会运动是相同初衷，我们不希望社会中一部分的女性被他人利
用、当成工具，这是不公平的。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一切都可以买卖，你可以买到一个婴
儿、一个女人，所有的东西都在市场上，我们强烈反对这一点，人类不是用来买卖的。”
德维尔强调，即便过去禁止代孕的德国或法国，这些年都面临庞大的开放压力，遍布全球
的生殖产业让想要孩子的人站上第一线，争取大众同情，以同志为名包装成“进步”，商
业利益则隐身在后。在运动策略上，ICASM向欧洲议会请愿，希望他们将代孕纳为人口贩
运和剥削的一种形式，但回应不如预期。她承认反代孕的仗打得相当辛苦，过去价值相近
、愿意合作的政治人物，如今担心丢失民意和选票，也不敢站出来发声反对。
为了提出更多证据，ICASM透过和各国会员及学者的协力，监测并公开代孕生殖的黑暗面
。他们发现在代孕合法的希腊，仍有妇女和婴儿成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而被称为“欧洲
子宫”的乌克兰，被送进孤儿院的孩子有一半都是透过代孕生下的，却被委托者抛弃。场
景换到亚洲，学者长期追踪研究也发现，印度底层妇女并没有因从事代孕而脱贫。
争议案件不断，但德维尔更担忧跨国统计数据严重不足：“我们设法将这些议题放入政治
议程，但我们需要数据来说明，例如在法国2023年有大约140起家庭暴力致死案件，在印
度每16分钟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但是关于代孕，我们没有数据，没有人能够展示代孕的
影响。你可以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家暴数据，但你必须要有全球视角才能了解代孕。”
保守或进步？从子宫点燃女性主义者的永恒论战
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今年3月赴立院反对《人工生殖法》修法，并抗议卫福部举办
公听会程序不公，未充分纳入公民意见。（摄影／杨子磊）

反对代孕的国际串联不只ICASM。在2023年，有横跨75国、超过100位专家签署发表〈卡萨
布兰卡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Casablanca），他们是一群律师、医生、心理学家
，要求各国政府承诺废除代孕。德维尔表示，〈卡萨布兰卡宣言〉确实发挥了影响力，但
他们带有天主教色彩，ICASM作为以女性主义出发的组织，必须声明不同的反对理由，做
出立场区隔。
“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他们认为子宫是神圣的，不属于女性而属于神，你不能对它做任何
事（例如堕胎），它是用来孕育婴儿的。有些人则认为子宫对女性的生存不是必需品，是
一个可以转让给任何人的部位，如果不用它是种浪费，所以欢迎代孕，女性的生殖能力可
以被出售和出租，”德维尔说，宗教人士和支持完全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者，看法在这里
竟讽刺地不谋而合──子宫都与女性分离了。
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特聘教授、人权与法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昭如，研究女性主义与法学，
并长期关注代理孕母议题，也协助翻译ICASM提出的国际公约。陈昭如强调，无论是支持
或反对代孕，各自都混杂进步和保守的理由，有时就像“与敌人共枕”，而即便是女性主
义者也分为不同派别，对代孕有不同态度。
回望人工生殖和代理孕母在台湾舆论中初登板的1990年代，妇女团体间就有截然不同的论
述和主张，时任妇女新知基金会祕书长、现任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陈美华就曾以“物
化或解放”为题，分析妇运或性别运动内部的路线区别，常被相提并论的是性工作。
也许读者们会想起，今年在奥斯卡拿下最佳女主角的艾玛・史东（Emma Stone），在电影
《可怜的东西》中曾因身无分文到巴黎妓院工作，她的台词正巧对这个问题提出一种回答
：“我们是自己的生产工具。（We are our own means of production.）”
反对者常将代孕形容为“生殖卖淫”（reproductive prostitution）；支持者则认为性
工作和代孕都可以是运用身体的自主选择，更有机会把性和生育从私领域解放出来（注）
。在台湾推动代理孕母解禁的代表人物、现任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多次表示，很多人以剥削
、物化、工具化等理由反对代孕，她要反问，“代理孕母、妻子、媳妇这三种角色，谁的
自主性最高？”她认为，代理孕母比起传统婚姻家庭中的女性更能自主决定，更确保自愿
。
直捣辩论火药库：知情同意、黑市台面化、利他代孕的理想与现实
台大法律学系教授陈昭如长期研究女性主义法学，曾担任代孕公民审议会议的授课专家。
她否认“生育权”论述的正当性，表示个人需求无法推导使用他人身体的权利。（摄影／
林彦廷）

何以同是女性主义者却得出不同结论？陈昭如直指关键是对“同意”（consent）的理解
：自由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最大程度尊重女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包括身体、性、生育是
否要用来交换，以同意或被迫作为区分；激进女性主义者却不认为这是有效标准。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期待当事人获得充分资讯、做出自主选择，但陈昭如
认为这在实务上不可行，“有人觉得挑生过小孩的（来做代孕），比较能了解怀孕是什么
状况，而且也想清楚小孩子是要交出去的。但是换个情境我们也可以质疑，一个人就算有
很多性经验，难道就能预判这次跟这个人发生的关系，都不想要改变吗？每次怀孕都是不
同状况，跟胚胎的关系也可能不同，不会每次都一样。”
她更进一步强调“同意”不是正当化（justify）一切的理由，“我们可以自愿为奴吗？
很抱歉，就是不能自愿当别人的奴隶，我们不允许一个人让自己成为‘非人’。”且在真
实世界，每个人握有不一样的资本和筹码，同意经常是在不平等的状况下给出。
另一说认为求子是人性，既然台面下交易无法禁绝，不如制度化更能保障当事人权益。陈
昭如将之称为“黑市论证”，她表示市场确实有供需双方，但道德上并非有需求就要被满
足，即便是近年盛行的“生育权”论述，也不见得能推导出代孕合法。最常类比的是器官
买卖，“我们不会认为，为了保障一个人的生命权，就应该有供给，就算生命权至高无上
，也不能正当化买别人的肝。”
除了道德疑虑，陈昭如更指出合法化无法彻底解决黑市问题。以性工作来说，如果我们希
望保障合法工作者的权益，要求消费者必须做健康检查、强制戴保险套，“但一个愈保障
卖方的性，人家愈不想买，他的需求不是你合法管制下能给的供给，就是要透过不合法的
买卖才能够得到，黑市还是存在。”
代孕契约也有这种根本的吊诡──“对委托人来说，这就像我要去订制一个东西，我竟然
对那个东西没有决定权。你对孕母的最佳化保障，必然违反这个契约原本的目的，所以大
家为什么要去遵守这个契约？”陈昭如坦言，一旦契约被毁弃，最无法承担后果的仍是代
孕者。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落入剥削女性、贩卖婴儿的常见指控，许多国家将代孕区分为“利他
”和“商业”代孕，陈昭如则质疑这条线难以划分，“利他”更接近一种包装论述。她表
示，利他与否是“动机问题”，利他行为不代表不能获利，并不因只是补偿工作损失、还
是送一栋房子改变其本质；且支持者若认为生育要被当成有价劳动看待，为什么不能有偿
？
德维尔更同意“利他”只是一种修辞，今天利他代孕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伦理型（
ethical）、团结型（solidarity）或人道型（humanitarian）代孕，代孕者拿比较少的
钱，承担的风险却完全没有改变；相对地，仲介机构、律师、生殖诊所却不会被要求“利
他”，德维尔认为这展现了产业背后的利益逻辑，对代孕者完全不公平。
与社会变迁俱进，学者指修法细节未完备、盼全面检讨孕产制度
近30个民间团体在2月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人工生殖法》修法应与代孕脱钩处理。台湾
女人连线理事长黄淑英（中排右2）在记者会上也坦言，对于代孕生殖，各个团体有不同
看法、尚未达成共识。（摄影／林彦廷）

今年2月20日，近30个民间团体共同连署召开记者会，要求将单身女性、女同志配偶纳入
人工生殖适用对象，在修法时应与代理孕母脱钩处理。连署的老牌妇女团体和相对年轻的
同志团体过去曾并肩奋斗，但在这个关口显得气氛微妙──虽然大家都支持女性身体自主
、使用自己卵子和子宫的权利，但显然针对代孕还未取得共识，只能暂时搁置。
在各方烽火中，卫福部仍在5月公告《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将代孕生殖列入条文：开
放借腹型代孕，强调代孕属利他行为而非商业交易，可合理补偿工作损失和营养金，不得
另外给予金钱报酬；为避免重蹈有些国家因“成本低廉”沦为生殖工厂的覆辙，对委托者
设下国籍和居住时间限制，且必须符合子宫病变或不宜孕产等条件。
事实上，草案基本方向都来自官方过去委托民间筹备的公民审议会议的结论建议。台湾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吴嘉苓长期投入医疗与科技研究，是公民审议会议计画主持人之一，她回
想当年台湾几乎没什么团体对代孕有深入了解，主办单位想邀请也不晓得能找谁，但近年
如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出现，有陪伴同志伴侣到国外人工生殖或代孕的经验，就有机会
带出实务运作的观点。
吴嘉苓观察台湾在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情况下，政府将少子化视为“国安危机”，
人工生殖成了某种程度被寄望的“解方”；加上同性婚姻通过，在修法议程上也倾向将同
志族群纳入，“可是却缺少很多细节，变成只是在讨论（适用）资格而已。如果真的要顺
利运行，很多流程要很仔细，但现在都不可思议的没有讨论。”
举例来说，现在草案里从评估方法、代孕契约、专业咨询、费用、服务机构等细节，完全
都是“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究竟要如何执行并不清楚。
此外，她也指出媒体曝光的常是少数立委和意见领袖，声音过于单一，公听会上也多是同
样面孔，让议题讨论范围被限缩。更令人困惑的是，国健署明明多次委托学者针对代孕生
殖进行实务和法规研究，却没有公开报告内容。
身为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简称生动盟）的常务理事，吴嘉苓批评台湾当前的孕产制度
“设计不良”，比如大量使用侵入性筛检、高剖腹产率、高会阴切开率，从产前教育到产
后照顾皆不足，这些问题也都可能出现在代孕生殖上。在英国有生产计画书，若是代孕生
殖，代孕者跟委托者必须共同商量内容，以提升孕产照护品质，但根据生动盟调查发现，
台湾只有28%产妇有拟定生产计画书。
“不管怎样，要把孕产过程的保障设计得非常仔细，因为它的确是有风险的，不是说别人
生有风险，自己生就没风险，都是有风险！”吴嘉苓提醒，从打造友善环境和增进孕产妇
权益出发，这次修法也将是通盘检讨的机会。
技术不难，难在社会关系和道德压力：借镜国外作法，台湾准备好了吗？
曾任人工生殖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代孕公民审议会议计画主持人之一，阳明交大公卫所
副教授雷文玫见证多年来台湾代孕修法争论的历程。她强调无论通过与否，这段时间的讨
论和借镜都不会白费，能让大众有更多思辨。（摄影／林彦廷）

曾担任卫福部人工生殖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阳明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副教授雷文玫
长期参与法案讨论，她观察修法进度之所以能大幅推进，除了国内呼声，也受到近年国际
趋势影响：美国纽约州在2021年终于立法开放代孕；英国也松绑“出生后收养”的作法，
在利他代孕框架下，只要经过民间非营利代孕组织的把关和审核，就能松绑加速亲权认定
。
但她强调，纽约和英国都有“双轨制度”，一旦代孕过程有任何地方违法、不遵守契约、
侵害代孕者权益，甚或是任何一方想反悔，亲权仍要上法院判决。反观台湾的设计，代孕
子女在出生时直接视为委托者的婚生子女，这也是她对目前草案最担忧之处。
“英国从1985年走到2024年将近40年，NGO很有经验，政府就让他们把关、开放松绑。纽
约州虽然是现在才开放，可是附近很多州都开放了，要找到有经验的律师也不难。但我们
是主管机关没经验、NGO也还没成立，代孕者跟委托者各自会是什么样貌都不清楚，就要
采取全球最friendly的（规定），也没有去想像说，不符合的话有另外一个轨可以换轨。
”
雷文玫也担心条文虽有列出罚则，但主管机关是否有机制和量能去执行，且罚钱对愿意投
入大笔费用来求子的准家长来说，恐怕效果有限。基于上述未完善之处，她建议另外制定
专法讨论代孕，更能提升立法品质；即便最后真要开放，也可以仿效英国成立专业的委员
会，公开透明回应大众意见，且针对初期个案进行追踪研究，定期检讨。
毕竟代孕者是以一己之力承担胎儿的生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更脆弱，平常吃什么、做什
么，在怀孕期间都有另一层担心──是否需要向委托者报备，孩子出生后不如预期，委托
者能否要求赔偿？雷文玫坦言，以上种种都增添关系的复杂度，社会大众却低估代理怀孕
可能加诸的道德压力。
她感叹，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关系，涉及代孕者、委托者、未来子女三方的权益，相较
于捐卵、冻卵，长达10个月的孕产过程如何保障人性尊严，不让代孕者成为“孵卵器”，
并不简单，“这是国健署或是卫福部从来没有处理过的，他们擅长处理的是医疗机构、医
疗技术。”雷文玫直指：
“但是代孕不只是医疗技术，甚至医疗不是其中最关键的，因为操作已经太纯熟了，关键
是在子宫的背后，一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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