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法制下的孤儿——被忽略的跨国同性伴侣
2020-11-26
图/公库报导
文/周芸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2019年5月24日，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重大且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从这天开始，台
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法案的国家，同性伴侣终于可以在台湾登记结婚，享有婚
姻所赋予的多数权利与义务，为台湾人权的进程画下历史性的一笔。
然而，在众人欢欣鼓舞之时，却有一群人仍被排除在同婚法案之外，只能在一旁流泪。这
群人与其他同志的差异，只在于伴侣一方非台湾人。即使台湾已经通过了同婚专法，这些
跨国同性伴侣们却仍因其中一方不具有台湾国籍、母国同婚没有法制化，而无法在台湾顺
利登记结婚。
这些跨国同性伴侣所面临的阻碍，不只是由阶级、国族或制度单方面所构成，而是各种因
素彼此交织而形成的结构性困境。本篇希望借由三对伴侣的故事，呈现出在劳工阶级中，
身处劳动体制内、外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
劳动者的结构悲歌——劳动制度与身分限制
移工体制的囹圄
小莫与菲律宾籍女友安娜因工作而结识、成为伴侣，两人皆为科学园区的工厂作业员。由
于跨国移工的身分，安娜领着比本籍劳工更低的薪资，工时却远远超过本籍劳工：公司规
定本籍劳工的工作天数为“做二休二”，而外籍移工则是“做三休一”，且几乎每日工作
超过十小时。
为了照顾家中经济、支付高额的仲介费、宿舍费用，安娜总是难以从工作中抽身；加上移
工宿舍的门禁管制、禁止外宿等规定，种种限制使得小莫与安娜能够相处的时间与空间大
为限缩。若是违反宿舍管制，不免担心会影响后续的工作合约。小莫说，这样的生活简直
是“像是被当成‘犯人’一般”。
去（2019）年安娜因合约到期，没有受到续聘而被迫离开台湾；回到菲律宾后，安娜积极
地寻找再来台湾工作的机会，希望能够早日和小莫团聚。然而今年已三十四岁的安娜，已
非仲介首选聘雇移工的年龄层，迟迟找不到来台工作的机会，只能留在菲律宾找工作。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更令小莫与安娜的处境雪上加霜。
菲律宾多数地区因疫情而封城，安娜无法再继续找工作。当地的经济停摆，更导致许多企
业的员工面临无薪停班的窘境，安娜家人的也不例外。安娜全家失去经济来源，小莫承担
起这份经济责任，每隔一段时间就跨国汇款给安娜，以帮助他们一家的生活所需。小莫因
而必须瓜分薪水，两人的存款计画也无以为继。小莫与安娜两人分隔两地、远距生活，至
今已逾一年半。
除了小莫与安娜遇到的困境以外，移工制度的规范还存在着许多因素，可能使跨国同性伴
侣的路途更加崎岖。以三年为限的工作签证为例，一旦三年合约到期，跨国移工便必须回
到母国，重新申请来台工作。每次签订新的合约都存在无法控制的变量，即使再度成功来
到台湾工作，也不一定能够回到原本的公司。如果被分派到其他城市，两人就得维持分隔
两地的远距离亲密关系。
除此之外，依照台湾《就业服务法》第52条[1]，即便每次都能顺利地拿到工作签证，以
“蓝领移工”身分来台的外籍人士，最多只能在台湾工作不超过十二年，家庭看护工作则
是以十四年为上限。因此，当工作年限一到，移工就必须回国，且无法再以蓝领移工身分
来台，只能透过旅游签证，在台湾与母国之间短暂往返。
移工的劳动体制与结构，迫使跨国同性伴侣无法拥有安定的亲密关系与生活。在这样的体
制底下，他们最终能够做出的选择十分有限，必须花费大量金钱来往两国之间，或是只能
忍耐长期的分离。原本同婚法案的通过能成为他们的一线生机，但这个希望对目前的他们
来说，依旧是遥遥无期。
法制以外的灰色地带
为了能够顺利在澳洲取得工作签证，来自香港的小J在澳洲一边打工、一边攻读学士学位
。尽管在上课外的时间尽力工作，她仍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时常得向老板预借
工资度日。因此，与大C在网络上相识不久，小Ｊ就毅然决然放弃在澳洲的学业，以观光
签证来到台湾，与大C共同展开崭新的生活，然而一切却不如想像的那么美好。
从当保全、工地、拆装潢到送货、杀鸡，再怎样粗重的劳动工作、再怎么不合理的待遇，
即使只有微薄的薪水，高职肄业的大C也只得透过这些不稳定的收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
，以观光签证来台的小J，无法受到合法的雇用，只能冒险“打黑工”，勉强贴补两人的
生活费。但这也意味着，小J必须自行承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和风险。在庞大的
经济压力下，大C和小J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常常因为“没有钱”而起争执。雪上加霜的是
，小J每半年必须往返一次香港换取新的旅游签，以保有在台湾生活的合法性；每次机票
的费用，都会直接花光两人半年来的积蓄。
此外，由于小J只能以旅游签来台湾，她无法享有台湾的健保、申请银行帐户，连申办手
机门号都有困难，无论想做什么都窒碍难行，更遑论要找到改善生活的方式。虽然在谈及
未来时，小J表示会“顺其自然”，但在发现同婚专法并不能赋予两人结婚的权利后，大C
与小J仍然感到愤怒而挫败。
“……我好像也不能怎么样，我就觉得很无力，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也就很不舒服。”
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大C花了好些力气，才勉强能将那股庞大的无力感描述出来。
事实上，小J抱持着的“顺其自然”，也只是无力改变现况之下的“不得不”。因为未来
的一切都是未知，顺其自然只能是妥协后的自我安慰，任何的规划对他们来说都言之过早
。至今，小J来到台湾已过了四个年头，往返台港至少七次。在这样打打闹闹的日子里，
他们始终在等待着能够光明正大、无后顾之忧地陪伴在对方身旁的那天。
燃烧生命换来的短暂安稳
阿德曾经开过健身房、美容坊，也卖过五金用品，目前则是在市场经营熟食贩售。每天清
晨三、四点便要起床备料，接着移动到各个市场，从日出前开始摆摊，一路忙到下午。从
市场回来后还必须盘点存货、叫货、准备隔日要贩售的食物，时常只睡四、五个小时；小
甯则是位印尼籍的“逃逸移工”，因为无法忍受雇主家中的阿公时常对她动手动脚，在求
助无援的情况下逃了出来，透过地下仲介，到阿德的摊位打黑工，两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
缘。
两人在一起半年时，阿德期待着同婚专法通过，两人可以如愿在法律的保障下共同生活：
“我满怀希望，因为我想说透过跟她结婚，她可以待着……她就不用走。”然而事与愿违
，专法最终将跨国同性伴侣排除在外。更糟的是，不久后小甯就被移民署发现非法滞留，
必须将她遣返回印尼。
阿德回忆：“……我完全没办法再拥抱她一下，完全没办法。我还要装作是不认识的人，
然后拿钱到警局叫警察局给她钱。”由于小甯有逃逸、非法打工的纪录，两年内不得再入
境，阿德又无法抛下工作远赴他乡，两人硬是被分隔两地。在小甯回到印尼后，为了让她
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阿德花费了数十万元，在印尼替小甯建造房子，并提供她足以支撑生
活开销的金钱。
即便阿德看似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但实际上都是来自每日的早起贪黑。只要有任何伤病
意外，或只是想放个假到印尼去找小甯，阿德便会直接失去收入来源。这样的工作不仅没
有退休金或是劳动保险，也因其高强度的劳动特性，具有极高的体力限制。
阿德先前就曾因工作太疲惫而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人虽无大碍，却必须支付一笔钜额
赔偿。这样高压的体力工作所蕴藏的风险，使其难以保证生活的长期稳定。如此燃烧自我
的工作，虽能为阿德与小甯换来一时的平稳，却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相隔一个昂贵的海峡——劳工阶级的跨国困境
分隔两国所需要面对的考验，不只是远距离所产生的不安全感，还包含当两人 想见面时
必须要花费的大量金钱与精神。小莫就提到，在分开的这一年多来，安娜曾 以免签的方
式来过台湾四、五次，每一次的花费包含机票、交通、食宿等费用都是一笔沉重的支出，
再加上安娜多次往返两国，也曾遭到菲律宾海关刁难。
为了避开这样的困扰，小莫多会让安娜提早离开台湾，即使免签的时限是14 天，但两人
实际相处的时间可能只有8、9天。如今又因为疫情的阻挡，双方即便有心也无法再往返于
两国之间，只能每天以视讯联络。大C与小J也遇到相似的问题，在他们能够以婚姻关系一
起定居之前，只能不断重复著努力攒钱、又一次将之耗尽的困境中。
上述提到的困境，对于拥有较多经济与文化、社会资源的跨国同性伴侣而言，是可以透过
其他方式解决的。例如薪资高于新台币47,971元的跨国劳动者，便能以专业性／技术性工
作人员的白领劳工身分，申请五年外侨居留证[2]，期满可延长申请居留，每次延长最多
五年但无次数限制[3]。不过这仅止于具有高度专业的技术人员[4]，许多外籍人士难以在
台湾找到薪资这么高的工作。
拥有受台湾承认的高中或大学学历的外籍伴侣，可以选择申请留学签证，来台湾读书；或
是具有足够经济资本的人，能够直接以投资移民的方式在一方的国家申请居留。如台湾法
规规定[5]外籍人士需在台投资至少一千五百万，并至少雇用五名本籍人士才可申请台湾
永久居留。
但在各方面都较缺乏资源的劳工阶级，通常不具备这样雄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因
此无法拥有合法且长期相伴的方式。对他们而言，最简单、也是唯一的方案，就是透过结
婚，办理依亲居留签证——这个唯一可行的长久方案，却由于同性婚姻专法对这群跨国同
性伴侣的排除，而受到阻断。
今日未济，明日可期——现实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在与受访者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于未来都已有许多美好的规划 ，以及两人一同稳
定生活的想像：如小莫打算继续留在科学园区上班，安娜则因为有烹饪的好手艺，想租一
间小店面，经营菲律宾的美食小吃；在不远的未来，也许两人可以一同存钱，买一栋不大
但住得温馨的房子。
阿德则想像与小甯一起继续做生意，并以人工生殖方式拥有一个女儿，两人共同抚养。为
了这些美好的想望，他们各自努力积攒储蓄，也时时关心法案的进展。但就像小莫说的，
他们“没有办法去规划以后的路怎么走”，因为无法预料意外何时会发生，这样的感情“
不可能一直靠着（移工）工作签在维持”、“再怎么维持，十二年到了，我们什么保障都
没有”——即便这些可爱的伴侣们，都对将来有着令人憧憬的计画，却也不得不止步于法
案的限制。
其实他们对于未来的规划很单纯，不过是期望得以安稳的一起生活。对我们来说如此平凡
无奇的日常，对他们而言却是难以实现的想望。现在的他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在经济
压力底下辛苦奔走着，即使是最简单的相处，也显得弥足珍贵，更遥遥期待着能一同经营
一个完整的“家”。
在上述受访者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法律的规范下，因为国籍而受到限制；他
们在高压而低薪的工作环境下，奋力地腾出精神与时间维系关系 ——身处于移工、劳动
者的劳动结构中，制度、阶级与国族所交织出的困境，使这些跨国同性伴侣们，在日常生
活中衍生出各种难以突破的侷限，并承受着寻常伴侣无须面对的痛苦。
在许多人的想像中，希望能进入婚姻的同志，常会被贴上中产阶级、都会地区、经济资源
丰沛等标签。然而在这些跨国同性伴侣的故事中，资源的匮乏以及法律的限制，却带来了
重重的负担。
许多同志在大众的目光焦点之外奋力挣扎，试图在艰困的经济处境中，维系一段还没有保
障的亲密关系。这些环绕着国族、性别与制度所造成的困境，是不该被忽视的。我们必须
正视劳动阶级建立跨国亲密关系的需求，真正落实大法官释字第748号的精神：婚姻作为
人民的基本权利，应是平等而必须受到保障。
注：
本文的资料是作者参与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进行中的“亚洲跨国同性伴侣口述史──跨
越国族、种族、性倾向、性别、与阶级的亲密关系实践”访谈计划所取得的资料。访谈者
除了本人之外，还包括由伴侣盟组训的一组工作团队，但访谈过程都依相同的访谈大纲进
行，并缮打逐字稿后进行资料分析的工作。
[1]《就业服务法》第52条：“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款规定工作之外国人
，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十二年。从事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家
庭看护工作之外国人，且经专业训练或自力学习，而有特殊表现，符合中央主管机关所定
之资格、条件者，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累计不得逾十四年。”
[2]劳动部106年8月14日劳动发管字第10605154981号公告，请见连结。
[3]《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第7条：“雇主聘雇从事专业工作之外国特定专业人才
，其聘雇许可期间最长为五年，期满有继续聘雇之需要者，得申请延期，每次最长为五年
，不受就业服务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前项外国特定专业人才经内政部移民署许可居留者，其外侨居留证之有效期间，自许可之
翌日起算，最长为五年；期满有继续居留之必要者，得于居留期限届满前，向内政部移民
署申请延期，每次最长为五年，不受入出国及移民法第二十二条第三项及第三十一条第二
项规定之限制。”
[4]详细相关案例请见〈结婚不只是结婚，是政治〉。
[5]《外国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办法》第12条：“外国人申请在我国投资移民，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入出国及移民署得准予永久居留：
一、投资金额新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以上之营利事业，并创造五人以上之本国人就业机会满
三年。
二、投资中央政府公债面额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上满三年。”
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98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