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超
2010年8月13日，我驼著四箱书与大同电锅漂洋赴美时，带着一个心愿。心愿有点素朴，像是从清末詹天佑一干“出洋幼童”口中问出的留学理由：我想去美国学点什么新知识、新技术，回台报效家国，尤其是我心心念念的台湾同志社群。
我不知道这个心愿是否算落空了？总之，我短期内应该会暂留在异乡。因为，暑假后我即将在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简称VCU），担任社会系助理教授一职。该职位以同志兼种族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ies of LGBTQ and Race/Ethnicity）为核心，研究、教学、服务比是50%：40%：10%，且有申请终身职的资格（tenure-track position），不是约聘或专案。
因此，我在六月初已经从我待了八年，并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 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ck（从纽约曼哈顿火车往南一小时），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首府瑞奇蒙市（Richmond, VA，华盛顿特区往南开车95分钟）。
新生活已经展开，下周的美国社会学年会后就得正式上工！
这篇文章我放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一直无法下笔（打开Word）。给自己的借口是，从五月到毕业到现在八月，要忙毕业、接待家人、搬家、组装家俱、整理研究室、认识新朋友、建立新支持网络，还要为了两堂新授课程阅读海量文献与构思活动，外加赶两篇文章的修订后送审R&R……。
比忙碌更深层的理由是，我要如何重组与再畛域化（re-assemble and re-territorialize）出新的杂种认同（hybridized identity），来面对我的台湾女性主义母姊前辈，社会学启蒙师，以及性／别和同志运动中的战友？这篇文章是一个未完成的开头，今天让我先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棘手的问题：“你要回台湾吗？”
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系馆（Founders Hall, 2F）
你要回台湾吗？
从五月在脸书上宣布毕业和获奖开始，偶尔会有人问我：“你毕业要回台湾吗？”通常是我为了联系公事或研究时，在谈话尾声对方友善地表示关心。我猜更多的朋友和师长多半会选择默默关心，不敢打扰。毕竟，找工作是地雷话题。
现在无论台湾或美国，新科博士求职大不易，专任教师又比专案、约聘、访问学者难上加难，一个具有终身职资格的职位总有一、两百名申请者同时竞争，其中不乏已有多年教学经验、数篇期刊发表的现任助理教授或多年博士后研究。如果是热门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应征者更是两、三百名起跳。要不要回台湾？有没有找到工作？成了房间里的粉红大象。
不过，“你要回台湾吗？”这问题对我作为一位求职者来说，有点哭笑不得。因为它默认了我可以全权决定要不要回台湾，以及回台湾的时间。
但实际情况是颠倒过来的。我作为一个求职的行动主体，被美国、台湾乃至全球的教职市场惯习和阶层化的结构，某种程度制度性决定了我在全球学术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包括地理位置、认知位置和劳动位置）。让我说这个故事给你听。
上穷碧落下酒泉，动手动脚找工作
两年前（2016年）九月，我便跟指导教授说想准备毕业。未料十月，毕安生事件见报，婚权法案激发反同抗争倾巢而出，我的田野对象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我在美国一边教书、一边紧盯事件发展，每天起床脸书自动推播十个盟盟粉丝页的讯息，外加延伸网页与文献，一起床就“战力满满”（至今皆然）。为了把2016–2017年这一波文化战争收入样本中，我将资料分析推迟到2017年暑假进行。
2017年九月开学，我抱着破斧沉舟的心：这学年一定要毕业！不想再陷入低薪、穷忙的博士生循环了。一面继续教书，一面随着美国博士候选人（ABD）的职涯节奏，在准备毕业前一年就开始上job market（进入求职市场）。
美国社会学的求职时程是这样玩的：七月底、八月初（就是每年的现在），全国最好的社会系职缺就会开出来，透过ASA Job Bank以及各大高等教育网站网罗人才（猎人头），其他等级的系也会慢慢开缺出来。他们会努力将触角延伸到最大，去触及最理想、最适合的人才，并开始安排在八月中（第二或第三礼拜）的美国社会学年会进行研讨会面谈（conference interview），并动员系上教授在ASA会议期间，努力去接触适合的人才，鼓励他们来应征。有些系所会在ASA租摊位，增加曝光机会，并进行employment session。
这些的这些，我去年都～没～有～参与到。去年我在sexualities session – transnational sexualities panel拿到口头发表的机会，跟几位景仰或欣赏的学者同场发表，也借由mentorship program认识了同样做宗教与同志运动研究的年轻学者，学了很多他求职时的经验。That’s it。我没有印一堆CV放身上，看到大头学者就黏过去介绍自己。也没有在会议前就积极地写信联络大咖约见面喝咖啡。甚至没有先做job bank的功课，找哪些系所今年有开缺，积极参与面谈。
九月开学后，我花了两个礼拜跟指导教授来来回回修了CV两三回，博士论文摘要至少十次。于是以这两份文件为底，撰写cover letter和research statement，再加上之前就有些底稿的teaching portfolio，以及去年发表在 East Asian Men 上的书章 “Weapons of the Weak Soldiers: Military Masculinity and Embodied Resistance in Taiwanese Conscription” 当writing sample，就这么上了job market。
九月中开始认真搜寻，研拟申请计划。那时，上述第一波好学校的缺九月底就全截止了。我错过了那波，但申请了十月到十一月截止的第二波缺。
十月底，热线邀我回台为一场“东亚同志运动与反同势力”工作坊担任主题演讲者（keynote speaker），如此殊荣、时间刚好在同志游行之前，我当然答应飞回去四天。孰料，启程一周前，VCU“寻才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打电话给我，约下周一Skype conference，那正是我原订返美下飞机后的两个小时！跟Dan教授讨论过后，我决定将返美机票提前一班，让留在台湾的时间只剩三天，就急着飞回家准备Skype interview。
半小时的面谈，只讨论了六个问题，但还算相谈甚欢。两周后，便收到系主任通知，要我尽快跟秘书联系订机票，她们要我感恩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周日）飞去瑞奇曼，展开三夜两天的校园访问（campus visit）。
“校园访问”翻成中文这词听起来太悠闲了。实情是，从周日飞去到周二下午飞走，一共48小时内共见了18位教授，含院长、学程主任、本系外系的教授和系主任等。每天从早、中、晚餐都在跟不同的教授见面、互动，并给了一场演讲，原订45分钟演讲加30分钟Q&A，硬是激烈讨论到两小时足。此外，并与硕士班学生、系主任单独会面，还外加当地房地产仲介带我逛了一小时市区导览，加社区环境介绍。（PS. 感谢多位帮我练习十次 job talk 的脸友们，知名不具。）
校园访问中，整个学术社群都在观察你，适不适合加入他们。然而另一方面，她们也热情友善地展现出这是一个包容各种种族与性/别的环境，是个欢迎你留下来一起工作的学术社群，希望你将她们视为第一首选。简言之，在美国找工作看不到“给你工作是施舍你，你不要还有很多人要”的那种态度。求职访问是 INTER-view，inter是来回、“互相的”。他们在评估求职者，求职者也在评估工作单位。即使没有把工作给某些人，但他们仍然希望自己在全国学界拥有好名声，毕竟之后在会议、审查都会遇到。
十二月初，我在帮一位人类学教授客座演讲（代课）时，手机大响。我转静音。它继续响，响了三次！我不得不满脸歉意地跟学生说，“Sorry, I have to answer this call.”走出教室，听到VCU系主任的声音：“颖超，我们要谈一谈。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
我快炸了，但只能礼貌性地跟系主任说我正在上课，两点可以回电给她。她说OK。
两点，学生下课。教室空了。
我拨了电话给系主任，她谈了开出来的工作条件、契约内容与大项福利与条件。稍后，正式电邮寄来，白纸黑字以展开下一波协商。
一个礼拜之中，我请教了十位不同背景教授的建议，有一位卸任院长、一位现任院长，几位资深教授，以及年轻教授们。
一个礼拜之后，跟系主任第二次协商。我们在某些条件上获得共识，某些关键条件她要上访院长。
于是，又经过一些来回，条件底定后，上签到校方。
2018年一月初，趁寒假飞回香港开一个为期一周的书系出版工作坊时，我抽空飞高雄听A-Lin演唱会。那个周末，我收到挂著VCU校徽开出来的电子契约。签名，去小7扫描，电邮寄回，完成签约。
因此，我今年一月初便已确定毕业之后有工作了，但压着一直不敢对外宣布，因为契约上有个但书：要在八月之前取得博士资格。
后来的故事，脸友们应该就知道了。我三月初把论文写完，三月底口试，五月中毕业，六月搬到瑞奇曼。
那，在这段过程中，我想回台湾吗？
很多在台湾和海外的朋友都知道，我心心念念著台湾的发展，也希望不断地贡献知识和运动。透过书写、组织、成立平台，尽著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和努力。
今年，台湾社会学的教职开了五、六个缺，加上性别类的可能更多，是金融海啸以来难得的荣景。不过，说实在的，在我今年一月跟VCU签约时，我其实连申请多数台湾教职的资格都没有。
很多台湾的教职需要附上整本博士论文一式╳份，外加博士学位毕业证书并附驻外国史馆的认证╳份，还有SSCI、TSSCI论文等。说来惭愧，今年二月底最后一个台湾职缺截止之前，我都不符合基本申请条件。
我三月口试，口试完努力修改博士论文到四月12日上传。Rutgers的毕业证书到毕业典礼后三个礼拜才印好，那已经是六月的事了。我六月10日早上八点拿到毕业证书纸本，立马冲回台北驻纽约办事处认证。准备了一堆信封、邮票，办事官员非常客气亲切，但按照法规，她们还要等我的成绩单一式三份寄来，才能在三、四天后将毕业证书认证寄还给我。
我实际得等到今年六月中，才蒐集完申请台湾教职的基本条件，准备年底的申请。换句话说，我从毕业到“可能开始工作”（也可能申请落空），至少无薪半年到一年以上时间。如果明年没有，后年再来。
我知道，台湾有些系所特别在申请条件上放宽，即使没有毕业证书，指导教授或系主任保证此人期限前能毕业的亲笔信也可以。我知道，台湾的制度有历史经验为基础。也许早年很多系所都有这种弹性，但“被骗太多次了啦！”（某脸友说），如果冒风险录取了某人，却无法在期限内凑齐文件，这个缺在台湾就会落空，白忙一场，明年重来。不如条件严格一点，是安全稳健的路线。而且，就算系所看重某人的潜力，想聘某人，但不符合这些台湾业界定义的基本条件，送到院、校，三级三审制也可能被打回来，白白浪费时间与人力。
这是我所看到的台美教职申请的结构与惯习。因为经验的侷限、也没做什么扎实的研究，势必带着个人观点的偏颇，欢迎批评、补充。而我作为一位在结构中的行动者，只是做了一个理性选择下的决定。
至于未来会在哪里？我想，会在我最适合建立知识生产基地，让我能进行学术生产与公共社会学介入的地方。学术工作者，也是逐水草而居的。
***
至于，“你要回台湾吗？”这是我的回答，我说了我的故事给你听。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回答？
***
后记：朋友们如果有经过瑞奇曼或大华盛顿地区，欢迎来找我玩喔！Amtrak直接在Richmond downtown有站，Virginia Beach就在开车两小时的不远处！
这篇文章我本来还预计写两节，包括：我对台湾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的回看，以及想跟其他有梦想的同志说的两三事。夜深了，下次继续吧…
◎高颖超
2010年8月13日，我驼著四箱书与大同电锅漂洋赴美时，带着一个心愿。心愿有点素朴，像是从清末詹天佑一干“出洋幼童”口中问出的留学理由：我想去美国学点什么新知识、新技术，回台报效家国，尤其是我心心念念的台湾同志社群。
我不知道这个心愿是否算落空了？总之，我短期内应该会暂留在异乡。因为，暑假后我即将在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简称VCU），担任社会系助理教授一职。该职位以同志兼种族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ies of LGBTQ and Race/Ethnicity）为核心，研究、教学、服务比是50%：40%：10%，且有申请终身职的资格（tenure-track position），不是约聘或专案。
因此，我在六月初已经从我待了八年，并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 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ck（从纽约曼哈顿火车往南一小时），搬到维吉尼亚州的首府瑞奇蒙市（Richmond, VA，华盛顿特区往南开车95分钟）。
新生活已经展开，下周的美国社会学年会后就得正式上工！
这篇文章我放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很多，一直无法下笔（打开Word）。给自己的借口是，从五月到毕业到现在八月，要忙毕业、接待家人、搬家、组装家俱、整理研究室、认识新朋友、建立新支持网络，还要为了两堂新授课程阅读海量文献与构思活动，外加赶两篇文章的修订后送审R&R……。
比忙碌更深层的理由是，我要如何重组与再畛域化（re-assemble and re-territorialize）出新的杂种认同（hybridized identity），来面对我的台湾女性主义母姊前辈，社会学启蒙师，以及性／别和同志运动中的战友？这篇文章是一个未完成的开头，今天让我先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棘手的问题：“你要回台湾吗？”
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社会系馆（Founders Hall, 2F）
你要回台湾吗？
从五月在脸书上宣布毕业和获奖开始，偶尔会有人问我：“你毕业要回台湾吗？”通常是我为了联系公事或研究时，在谈话尾声对方友善地表示关心。我猜更多的朋友和师长多半会选择默默关心，不敢打扰。毕竟，找工作是地雷话题。
现在无论台湾或美国，新科博士求职大不易，专任教师又比专案、约聘、访问学者难上加难，一个具有终身职资格的职位总有一、两百名申请者同时竞争，其中不乏已有多年教学经验、数篇期刊发表的现任助理教授或多年博士后研究。如果是热门城市（如波士顿、纽约），应征者更是两、三百名起跳。要不要回台湾？有没有找到工作？成了房间里的粉红大象。
不过，“你要回台湾吗？”这问题对我作为一位求职者来说，有点哭笑不得。因为它默认了我可以全权决定要不要回台湾，以及回台湾的时间。
但实际情况是颠倒过来的。我作为一个求职的行动主体，被美国、台湾乃至全球的教职市场惯习和阶层化的结构，某种程度制度性决定了我在全球学术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包括地理位置、认知位置和劳动位置）。让我说这个故事给你听。
上穷碧落下酒泉，动手动脚找工作
两年前（2016年）九月，我便跟指导教授说想准备毕业。未料十月，毕安生事件见报，婚权法案激发反同抗争倾巢而出，我的田野对象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我在美国一边教书、一边紧盯事件发展，每天起床脸书自动推播十个盟盟粉丝页的讯息，外加延伸网页与文献，一起床就“战力满满”（至今皆然）。为了把2016–2017年这一波文化战争收入样本中，我将资料分析推迟到2017年暑假进行。
2017年九月开学，我抱着破斧沉舟的心：这学年一定要毕业！不想再陷入低薪、穷忙的博士生循环了。一面继续教书，一面随着美国博士候选人（ABD）的职涯节奏，在准备毕业前一年就开始上job market（进入求职市场）。
美国社会学的求职时程是这样玩的：七月底、八月初（就是每年的现在），全国最好的社会系职缺就会开出来，透过ASA Job Bank以及各大高等教育网站网罗人才（猎人头），其他等级的系也会慢慢开缺出来。他们会努力将触角延伸到最大，去触及最理想、最适合的人才，并开始安排在八月中（第二或第三礼拜）的美国社会学年会进行研讨会面谈（conference interview），并动员系上教授在ASA会议期间，努力去接触适合的人才，鼓励他们来应征。有些系所会在ASA租摊位，增加曝光机会，并进行employment session。
这些的这些，我去年都～没～有～参与到。去年我在sexualities session – transnational sexualities panel拿到口头发表的机会，跟几位景仰或欣赏的学者同场发表，也借由mentorship program认识了同样做宗教与同志运动研究的年轻学者，学了很多他求职时的经验。That’s it。我没有印一堆CV放身上，看到大头学者就黏过去介绍自己。也没有在会议前就积极地写信联络大咖约见面喝咖啡。甚至没有先做job bank的功课，找哪些系所今年有开缺，积极参与面谈。
九月开学后，我花了两个礼拜跟指导教授来来回回修了CV两三回，博士论文摘要至少十次。于是以这两份文件为底，撰写cover letter和research statement，再加上之前就有些底稿的teaching portfolio，以及去年发表在 East Asian Men 上的书章 “Weapons of the Weak Soldiers: Military Masculinity and Embodied Resistance in Taiwanese Conscription” 当writing sample，就这么上了job market。
九月中开始认真搜寻，研拟申请计划。那时，上述第一波好学校的缺九月底就全截止了。我错过了那波，但申请了十月到十一月截止的第二波缺。
十月底，热线邀我回台为一场“东亚同志运动与反同势力”工作坊担任主题演讲者（keynote speaker），如此殊荣、时间刚好在同志游行之前，我当然答应飞回去四天。孰料，启程一周前，VCU“寻才委员会”（search committee）的主席打电话给我，约下周一Skype conference，那正是我原订返美下飞机后的两个小时！跟Dan教授讨论过后，我决定将返美机票提前一班，让留在台湾的时间只剩三天，就急着飞回家准备Skype interview。
半小时的面谈，只讨论了六个问题，但还算相谈甚欢。两周后，便收到系主任通知，要我尽快跟秘书联系订机票，她们要我感恩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周日）飞去瑞奇曼，展开三夜两天的校园访问（campus visit）。
“校园访问”翻成中文这词听起来太悠闲了。实情是，从周日飞去到周二下午飞走，一共48小时内共见了18位教授，含院长、学程主任、本系外系的教授和系主任等。每天从早、中、晚餐都在跟不同的教授见面、互动，并给了一场演讲，原订45分钟演讲加30分钟Q&A，硬是激烈讨论到两小时足。此外，并与硕士班学生、系主任单独会面，还外加当地房地产仲介带我逛了一小时市区导览，加社区环境介绍。（PS. 感谢多位帮我练习十次 job talk 的脸友们，知名不具。）
校园访问中，整个学术社群都在观察你，适不适合加入他们。然而另一方面，她们也热情友善地展现出这是一个包容各种种族与性/别的环境，是个欢迎你留下来一起工作的学术社群，希望你将她们视为第一首选。简言之，在美国找工作看不到“给你工作是施舍你，你不要还有很多人要”的那种态度。求职访问是 INTER-view，inter是来回、“互相的”。他们在评估求职者，求职者也在评估工作单位。即使没有把工作给某些人，但他们仍然希望自己在全国学界拥有好名声，毕竟之后在会议、审查都会遇到。
十二月初，我在帮一位人类学教授客座演讲（代课）时，手机大响。我转静音。它继续响，响了三次！我不得不满脸歉意地跟学生说，“Sorry, I have to answer this call.”走出教室，听到VCU系主任的声音：“颖超，我们要谈一谈。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
我快炸了，但只能礼貌性地跟系主任说我正在上课，两点可以回电给她。她说OK。
两点，学生下课。教室空了。
我拨了电话给系主任，她谈了开出来的工作条件、契约内容与大项福利与条件。稍后，正式电邮寄来，白纸黑字以展开下一波协商。
一个礼拜之中，我请教了十位不同背景教授的建议，有一位卸任院长、一位现任院长，几位资深教授，以及年轻教授们。
一个礼拜之后，跟系主任第二次协商。我们在某些条件上获得共识，某些关键条件她要上访院长。
于是，又经过一些来回，条件底定后，上签到校方。
2018年一月初，趁寒假飞回香港开一个为期一周的书系出版工作坊时，我抽空飞高雄听A-Lin演唱会。那个周末，我收到挂著VCU校徽开出来的电子契约。签名，去小7扫描，电邮寄回，完成签约。
因此，我今年一月初便已确定毕业之后有工作了，但压着一直不敢对外宣布，因为契约上有个但书：要在八月之前取得博士资格。
后来的故事，脸友们应该就知道了。我三月初把论文写完，三月底口试，五月中毕业，六月搬到瑞奇曼。
那，在这段过程中，我想回台湾吗？
很多在台湾和海外的朋友都知道，我心心念念著台湾的发展，也希望不断地贡献知识和运动。透过书写、组织、成立平台，尽著公共知识分子的本分和努力。
今年，台湾社会学的教职开了五、六个缺，加上性别类的可能更多，是金融海啸以来难得的荣景。不过，说实在的，在我今年一月跟VCU签约时，我其实连申请多数台湾教职的资格都没有。
很多台湾的教职需要附上整本博士论文一式╳份，外加博士学位毕业证书并附驻外国史馆的认证╳份，还有SSCI、TSSCI论文等。说来惭愧，今年二月底最后一个台湾职缺截止之前，我都不符合基本申请条件。
我三月口试，口试完努力修改博士论文到四月12日上传。Rutgers的毕业证书到毕业典礼后三个礼拜才印好，那已经是六月的事了。我六月10日早上八点拿到毕业证书纸本，立马冲回台北驻纽约办事处认证。准备了一堆信封、邮票，办事官员非常客气亲切，但按照法规，她们还要等我的成绩单一式三份寄来，才能在三、四天后将毕业证书认证寄还给我。
我实际得等到今年六月中，才蒐集完申请台湾教职的基本条件，准备年底的申请。换句话说，我从毕业到“可能开始工作”（也可能申请落空），至少无薪半年到一年以上时间。如果明年没有，后年再来。
我知道，台湾有些系所特别在申请条件上放宽，即使没有毕业证书，指导教授或系主任保证此人期限前能毕业的亲笔信也可以。我知道，台湾的制度有历史经验为基础。也许早年很多系所都有这种弹性，但“被骗太多次了啦！”（某脸友说），如果冒风险录取了某人，却无法在期限内凑齐文件，这个缺在台湾就会落空，白忙一场，明年重来。不如条件严格一点，是安全稳健的路线。而且，就算系所看重某人的潜力，想聘某人，但不符合这些台湾业界定义的基本条件，送到院、校，三级三审制也可能被打回来，白白浪费时间与人力。
这是我所看到的台美教职申请的结构与惯习。因为经验的侷限、也没做什么扎实的研究，势必带着个人观点的偏颇，欢迎批评、补充。而我作为一位在结构中的行动者，只是做了一个理性选择下的决定。
至于未来会在哪里？我想，会在我最适合建立知识生产基地，让我能进行学术生产与公共社会学介入的地方。学术工作者，也是逐水草而居的。
***
至于，“你要回台湾吗？”这是我的回答，我说了我的故事给你听。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回答？
***
后记：朋友们如果有经过瑞奇曼或大华盛顿地区，欢迎来找我玩喔！Amtrak直接在Richmond downtown有站，Virginia Beach就在开车两小时的不远处！
这篇文章我本来还预计写两节，包括：我对台湾社会学与性／别研究的回看，以及想跟其他有梦想的同志说的两三事。夜深了，下次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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