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镜到底】牵亡的人 导演黄惠侦专访之二
来源：镜周刊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414pol010/
文｜李桐豪 摄影｜杨子磊
女孩诉说自己的故事，换来一个身分。她说母亲这辈子只带她去一次儿童乐园，看过一次
电影，因为生命里仅只一次，她很清楚那出电影叫做《林投姐》。母女没有合照，没有拥
抱，唯一肢体接触是小时候挨揍之后，母亲会搂着她搽药。“什么理由会被打？”“没有
理由，我妈是很容易生气的人，生气就会打小孩，可我无法怪她，原因是她打完我们会哭
。”
暴力会传染，爸爸打妈妈，后来，妈妈打女儿；父亲不工作，母亲只好跳牵亡餬口，母亲
逃家后，跟这个女人出游，帮那个女人洗内裤，和女朋友攒了钱付了芦洲房子头期款，渐
渐地，也不大工作，换女儿打工拿钱回家。因为耳濡目染，她第一次拿起三弦就能弹完一
首〈小蜜蜂〉，在牵亡歌阵唱文武场，“手拿清香请金童，接引亡魂往西方，子孙孝顺来
奉送，金童玉女渡过关”，阴府路上千百关，她用歌声引领亡魂渡过36关、72路，抵达极
乐世界，“牵亡是生者对亡者做最后的告别，透过这个过程，亡者做过什么不好的事，他
可以得到赦免。”
心里有怨，但不敢讲，也不知道跟谁讲，心事被看见是危险的。“我试着要写日记，但没
安全感，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妈妈爱我，但我以为是自己不够好，得不到爱
，所以只能更懂事，拚命把事情做好。”“是不是发生‘那件事’，觉得自己不够好，妈
妈才不想理妳？”“可能吧。”她小小声地说道，小声到我们几乎听不见。
懂死亡。从小失眠
我们打电话给妹妹黄惠娟，电话那头多半是沉默，偶尔淅淅簌簌声音像是收讯不好，又像
啜泣，“我不知道怎么讲，成长过程，姊姊一直很护着我，姊姊这几年辛苦了，妈妈也没
有不爱我们，只是她不知道怎么讲。”不吵架，是因为不沟通，母女都不知道怎么讲，变
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死亡变成少女成长一部分，黄惠侦说：“我很早就知道人都会死，我总觉得我这样撑著，
忍耐著，总有一天，一切苦难都会结束。”丧葬场合讨生活，不免会想人为什么要活在这
世上？想到睡不着，“我从小失眠，我都会梦见奇怪的东西，我说我长大要当尼姑。”“
失眠跟‘那件事’会有关系吗？”“潜意识也许有，但也可能是长辈说的，我业障重吧！
”她干笑了两声。
她的世界不是跳牵亡，就是在家看漫画看电视，生命在20岁遇见纪录片导演杨力州那一年
转弯。那一年，杨力州去芦洲拍她们跳牵亡歌阵，“本来以为拍片都得用电视台的大摄影
机，没想到小小的机器可以拍东西，这件事情的认识对我很重要，我身上很多标签，中辍
生，跳牵亡的，妈妈又是同志，但你永远只能被诠释，看到这个小摄影机，我想我也许有
诠释权来讲我是怎样的人。当然，那个年纪不懂得什么是诠释权，只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点
不一样的事。存了好几个月的私房钱，终于花9万块买了一台小摄影机。”
杨力州说当年2人互留电话，黄惠侦打电话来问很多事情，问他要怎么拍片，要去哪里学
？拍完要怎么样才能在电视上播放，对她旺盛的求知欲印象深刻。拍片的冲动和对知识渴
求是配套的，她去芦荻社大学拍纪录片，渴望知识，看大量大量的书。荒野保护协会在新
竹开了一个工作室，需要一个工作人员，她离开家，以为可以开始独立的生活了，一年后
，她又搬回家帮母亲还债。
“我妈欠赌债，跟地下钱庄借钱，本金没有很多，2、300万，但我妈一直拖着，没还到本
金，又拿我舅舅的房子去抵押。我没法不去理她，只好卖掉我们芦洲的房子。”回台北从
TIWA到纪录片工会，十几年来，她的薪水从2万多到3万多，但每个月赚的钱，一半还舅舅
的房贷，一半钱付房租跟支付母女的生活费，没有多余的钱去想像多余的人生，或者这正
是她选择在各式各样的非营利政府组织工作、参与三莺部落抗争的原因，“我跟很多做运
动的人很不一样，我没有悲天悯人的使命感，我和我服务的劳工们都来自底层，我们不是
上对下的关系，他们就是我，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