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午后到光点华山听了《日常对话》的导演黄惠侦和周美玲导演、性别人权协会暨资深
同运前辈(?)王苹的对谈。（本来陈俊志也在名单上但他迟迟没有出现）三位与会的讲者
约是50、60、70年代出生，王苹长期关注同志运动，而周美玲建立电影风格的纪录片《私
角落》大约在2000年左右完成。黄惠侦从小跟着妈妈做阵头、牵亡魂，开始拿起摄影机拍
摄妈妈的时候是20岁。2000年的台湾，经历了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第一次政党轮替、
全球下浪潮下的WTO谈判……，2000年前后正是整个社会、文化与认同解构与重构的阶段
。2000年，全球化的焦虑迫使地方、个人、社群与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的认同、身分
与文化。2000年，周美玲走进Corners拍摄同志酒吧里同志真实的情欲，黄惠侦开始拿摄
影机观看自身所处的底层次文化，2000年，台北市政府首度主动举办“同志公民运动……
。2000年，像侥幸逃过一场震灾，历劫归来的个人、社群甚至国家都在问自己“我是谁”
?
2017年呢？“我是谁”、“我们是谁？”这些发问将每个人带到了哪里？被看见的欲望，
使得各种组合的性别标签符咒般暂时贴在身上，我们像一列列的僵尸队伍，以整齐的动作
跳出柜子。标签确实有效，使得群体易于辨识与被辨识，但难以避免个体因之面目模糊。《日常对话》里所拍摄的T
妈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个体，妈妈与T，认同对 T妈妈来说是什么？标签能够帮助我们理
解个体到什么程度？撕掉标签，或许不会更模糊。差异，才是生命最正常的状态。撕下标
签，才能看见我与她，我们，究竟是谁？
纪录片《私角落》几分钟的片头，周以法语独白，她说有时候人必须要用另一种陌生的语
言，才能说那些原本说不出口的话。黄也说，拿起摄影机她才有办法和妈妈真正对话。王
苹说，她总是说的比听得多，母亲近期身体不适，病痛之中，她才终于听见妈妈所说的是
什么。人与人，最亲密的人与我们拥有彼此最日常的部分，日常之间，“说话”很容易，
但“对话”如此艰难。一个听众可以与导演、在场的陌生人说出极为私密的故事，回到家
，却无法与父母，甚至是伴侣真正对话。黄在一篇访谈里说，家人常常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样理所当然的关系，理所当然害了所有人，以为不用花力气理解一个人。当“家”被
视为先于“人”而存在的“理”，如果不去看到家中每个“人”的差异，那家可能成为一
个生产专制与霸权的空间。“家”同时是一个“社会”单位，若不看见、反省社会赋予家
的价值、家人的角色，那么家只是复制了社会的结构。那么人，如何与他人亲密呢？如果
无法与他人对话，没有镜像与回声，人如何感知与理解更多的自己？
亲爱的H，我又想起我们。多年前，我们如何开启对话，如何从陌生到亲密。还没正式见
过彼此，我们曾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而我在何时失去了与妳对话的能力？当我们面对面用
餐、背对背睡着时，那些刀叉碰撞的声音、无法连续的恶梦，我的爱在这些日常之中流失
了吗？当我们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们自己，另一种语言是另一种可能吗？如果我还能和
妳再说说话。悲伤的是，妳无法对我诉说妳的悲伤。我在妳真正离开以后，才找回与妳说
话的能力。语言不能翻译悲伤，而回忆已经预备好成为回忆。
而我们是谁，妳是谁？亲爱的H，妳永远是妳。而属于我们的那些时光，不会遗失了我们
，我是谁，我是那个因为我们而成为我的人。
如何听见他人的声音，如何与最亲密的人对话，也就是如何反身自我。在“家”这样无可
选择之处，在无法不重复的琐碎日常。非常期待《日常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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