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出柜的时候是大二，记得是寒假。
我盯着电脑萤幕，面无表情。前一天因为跟单恋三年的对象坦白，惨哭了几个小时，还
没有从那样的情绪里走出来。释放了深埋三年的心事后，觉得好累，需要跟某个人倾诉
。
“我啊，其实是同性恋。”我说著，视线没有离开电脑萤幕。
‘是喔。’站在我身后的他回，语气平淡。
“你有怀疑过吗？”我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问：“或是觉得恶心？”
‘没有怀疑过，’他回：‘我觉得还好。’
“我昨天跟喜欢了三年的女生告白，很伤心。”我说。
‘嗯。’他没有多说什么。
一会儿后，他问：“那你是偏男生，还是女生？”
“没有分耶，我就是我啊。”我回，嘴角微微勾起，觉得有点好笑。想到曾经读过的网
路文章，真的有人会问女同志是男角还是女角。
后来，我们没再多聊，话题就结束了。
几天后，他来找我，站在我身后没多说话。我们偶尔会这样相处，他来我的房里，看看
我在做什么，而我知道他来了，但也没主动说话。
‘我啊，好像喜欢的是男生。’许久后，他说。
“是喔。”本来敲著鼠标的手停了下来，我没转头。
‘嗯。’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可是，”我说，转过头看他：“你国中的时候喜欢过女生。”
‘也可能是双性恋，偏向喜欢男生。’他补充。
“嗯…”我思考了几秒，开口：“我觉得你可以再思考几年，三年吧，再三年。这三年
可以探索自己、慢慢思考自己的性向，因为我也是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认同自己。”
‘嗯。’他说完，在我这又待了一会儿才离开。
他离开后，我的思绪非常非常杂乱，内心激动，但表面上还是非常平静。
我们之后没再讨论过这个话题。
又过了几年，一次，在烦恼是否与家人出柜的问题时，我去找他。简单陈设的房间里，
他背对着我打着报告。
我告诉他，知情我性向的一位家人，很喜欢在与我起争执时，以“说出我的秘密”为要
胁，要我在争执里闭嘴或服输，即使有多不愿意示弱，我都得低头。这让我觉得很受伤
。
‘妳明明知道对方个性是这样，妳还要跟她说。’他说。
“因为当时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讲啊！我只能跟亲近的家人说。”我坐在床沿，语气无奈
：“我当时也只是个国中生。”
‘那也没办法啊，只能这样。’他说，眼睛一直盯着电脑，我们的对话一度中断。
良久，我问：“那你呢，你会跟家人出柜吗？”
“我这辈子都不会讲。”他耸耸肩。
又有一次，我跟他聊过去的事。
我说我在国中的时候遭受性别霸凌，我喜欢上班上一位同学，后来喜欢的人带头言语霸
凌我，例如，上体育课的时候，一开始的暖身都要跑操场，我会刻意地跑得特别慢，因
为当我加快步伐，穿过同班女同学的人群，便会听见“死T”、“恶心”等等言词从我
的后方传来；在走廊上，与霸凌者交错时，看见对方一脸嘲笑、不屑的表情，我会不自
觉得低头，害怕与之对视；午休的时候，她们会聚在一起，用低低地声音讨论，偶尔转
过头看我，刻意迎上我的目光，然后再转过头去跟伙伴们窸窸窣窣地讲话，故意让我知
道“就是在讨论妳”；当因为课程安排而需要分组的时候，我永远是落单的。
这样的情况持续数月，直到师长介入才落幕。
我告诉他，即使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的感受。因为在我后来的人生
里，有需要面对因性向而迎来的恶意时，都会一再地提醒我过去的经历是如何，伤痛像
是覆叠一样，反复更新，难以忘记。怎知，他听我说完，没有如我期待的安慰我，而是
告诉我，不过是霸凌，他也有过。只是，霸凌他的人不是来自同侪，而是老师。
他说，在那个过程里，他是非常愤怒的，甚至被师长逼迫去做了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但最后他还是照做了。
当时他没有告诉家人，独自承担一切，我当然也不知道。
‘妳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不是被霸凌，而是无法对喜欢的人表露心意。’他说。
“每个人能够承受的心里压力不一样。”我回。
后来，我们极少再有相关议题的对谈，我们几乎不讨论彼此的事情。
大学后，我一直在努力去了解同志相关议题，我就读的大学科系是对同志相对友善的科
系，在求学的那四年里，几乎感受不到所谓的歧视。我以为社会变友善了，其实不然，
出社会后，我立刻遇到第一次的职场出柜恐惧，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因为接触了同志运动，我开始懂得去捍卫权力、抵抗歧视，主动获取资讯，想办法改变
现况。不过，在我努力的与身边的人解释性别平权时，每次，我都会想到他。
他是谁呢？
他是与我有类似经验的人。
他是第一个认真听完我解说什么是 LGBTQ 的人。
我们彼此出柜的时候，我22岁，他17岁。
他是我弟。
他是我弟弟。
前几天我在脸书看到薛舜文的一段话：‘请写出我们的故事，请持续支持友善的委员，
并游说尚未表态的委员。无论你在哪里，用什么方式都请站出来，老套的话一句：为了
我们的下一代，不要让小同志们走我们的路，请让他们理直气壮的活出自己。’
我很努力地在参与，因为我希望可以改变现况，为了自己能够抬头挺胸地站在社会、在
家庭，也希望有一天，我、我弟可以不再需要隐藏，可以很自由的，做自己，我这么希
望，也期待。
因为这不会只是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