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两个人对看，谁先笑出来，就输了。
关于恋爱，有时候也像是一场游戏，妳们面对面，面面相觑，
有时候谈话有时候不，有时候和睦有时候不，
有时候感觉相爱，有时候感觉困乏。
有时候妳们只是等著，看谁先离开。先离开的于是胜利吗？我不确定。
回想是一件吃力的事，像是快转，我努力捕捉残片。
也许可以从对话开始。
“妳不觉得她们愈来愈像吗？”小莫说。
“还好吧。”我回答。太趋近于反射动作，连我都觉得自己在说谎。
我跟学姊之间没发生任何事，我们只是，避免单独相处。
如果是四个人一起的时候，那没问题。
如果偶然之间剩下我们两个人，哪怕其他人只是去倒水，
去点餐，去接电话，我们之间，总会立刻竖起层层障蔽，
诸如重新摆放调味料罐子、想起要回一封短信、翻找包包里的钥匙。
有很多话想说，只是不适合。
“因为她们都是很好的人。”坐在七星潭边，这句话是我说的、还是她说的？
是在什么不经意的瞬间，人们作出重大的选择而不自知。
花莲回来之后几个月，大约在我生日之前一周。
我跟小旻大吵了一架，从很小的事起头，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接着是数日的冷战，我想好好谈，而她拒绝。
学校有很多事要忙，打工也忙，她常常晚归，或干脆借宿在别人的宿舍。
我们见面的时间很短，通电话也是礼貌上的报备。
“只要谈得深入一点，我知道妳就会提分手。”后来的小旻这样说。
跨越午夜的第一秒钟，我的手机响起，学姊来电。
“下楼。”学姊说。
学姊未曾来过我与小旻租住的套房，可能连门铃都没按过，
我走下楼梯，打开大门。学姊捧著一个小小的蛋糕，上面是数字21。
已经点好蜡烛，闪烁著光。
她小心地避开午夜的冷风，小声地唱歌，要我许愿。
我吹熄蜡烛，她将蛋糕递给我。
“给妳们吃。”学姊说。
“她还没回来。”我说。
我们沉默地对望，一个蛋糕的距离，谁跨过去，就会灭顶。
“谢谢。”我说。
“生日快乐。”她说。
到底是谁先伸出手，小心翼翼维持蛋糕的平衡，我们握手，我们并不拥抱。
隔天中午，小旻回到家，
我以为那是一场耗时过长的期末讨论，让她滞留在学校。
她不发一语，进浴室冲澡。吹干每一根头发，
挑选一套回想起来实在过度正式的衣服。
她坐在餐桌，正在打报告的我的对面。
不顾我的手指仍敲击键盘，她将我的笔电合上。
“我跟小莫上床了。”小旻说。“总要有一个人，让这件事做出了结。”
有什么被抽干了，有人拔起世界底端的软木塞，有人关上了所有的灯。
对面的人还是在发出声音，之后的所有说话，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感觉像是，我们都得到了复制品。”后来的小旻说，“不是更好，
也不是更坏。很相似，但没办法比较。我不确定是为了成全，还是一种报复。”
那是我跟小旻的最后一次见面了，距离餐桌上的摊牌半年之后。
我终于恢复了与她见面的能力。
然后又要是夏天，我迈入大学的最后一年。
学姊与小莫毕业了，我没去典礼。
她们的道路早已被铺好，只等踏出大步，
毕业之后，她们一起前往美国攻读研究所。
在越洋电话里，小莫对我坦诚，整个大学时期，她们从没有交往过，
是到了美国之后一年，她们才真正的开始。
关于等待，关于挽回，关于任何事，小莫总是可以做出最精确的示范。
21岁之后，是22岁，大三之后是大四，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
辞去了打工与家教，我开始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信义区的广告工作室。
常常加班到凌晨，但经济独立带来的快乐，完全可以盖过疲惫感。
如同某种复健的演练，我练习与自己好好地相处，过一个人的安静日子。
某个加班的夜晚，同事走来敲敲我的Partition，
她说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如果我也要走，她可以等我。
我站起来望向四周，其他同事在不知不觉间都走光了。
我收拾东西，检查门窗，熟练地关灯锁门。
要分道扬镳的时刻，她转头跟我说：“新年快乐！”赶场一般地离开。
我往捷运站的方向走，转进信义路就撞上满满的人群，
他们那么快乐，眼中充满无限的希望和喜悦。
倒数开始了，不远处的101大楼绽放烟火，
我卡在人群里动弹不得，于是抬头望着。
人群此起彼落地迸出尖叫和笑闹，新的一年已经来了。
“新年快乐。”
我对自己说，对周围的陌生人说。说出口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快乐。
即使希望全灭，在满室黑暗中，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光亮，就足以继续前进。
我是这样慎重地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