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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
年轻人租不起、老年人租不到──被夹杀的跨世代囚租族
Yahoo奇摩 X 报导者 2018年10月4日 上午10:50 文 ／ 陈贞桦 张子午
Yahoo奇摩取得非营利网络媒体《报导者》独家授权，同步刊登“囚租人生”专题。
台北巿独立小套房的租金，10年来就涨了近5成。
对80后世代而言，人生购屋大梦早就不敢想，现在连租屋小确幸都成了噩梦，
不但被低薪、高租金夹杀，更别提结了婚、生了小孩，人口愈来愈多，年纪愈来愈长，
房子愈来愈难找??。
租不起或租不到一间好房的人，是否注定人生会一直“向下沉沦”？
这是台湾现今社会最大的集体焦虑。
“在台北要住好一点的套房，要有点水准的起码1万以上。
我一个薪水才3万出头的人，怎么可能负担得了？”
在台北已租屋10年的Eric，从研究所时期就开始在位于新北市的学校附近租屋，
为了省钱，他接手学长退租的7坪顶楼加盖雅房，闷热的顶加一年有8个月都要开冷气，
台风天整个房间就好像要垮了一样。
但他觉得无所谓，因为这里的租金便宜且电费自缴，比起外面房东代缴差了近2倍。
“我两年都住那边，不太会换房子。好房子很难找，好房东更难找。
基本上水电不抽的都是厚道房东。”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过渡期，能省则省。
毕业后，Eric在台北市区找到工作，开始工作的他薪水34K，扣掉生活费与手机费用，
他希望租金可以压到4,000元左右，对租屋环境没有什么要求，
只希望水电自付、最好在市区，离捷运站近。
找了一个月，依旧无所获，从学生到上班族的身分转变也让租金的议价空间变小，
将预算提高至6,000元，还是找不到。
随着时间逼近，他将原本的租屋条件一条一条删掉，最后不得不放弃台北市区的房子，
落脚新北市江子翠捷运站附近的分租套房，坪数只有5坪，扣掉小得可怜的厕所，
整间房间的摆设仅塞得下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
囚租族求租，“面试”比找头路还难
比起Eric，珍娜找房子比较有“策略”，却仍是屡战屡败。
“我叫林珍娜，现在是平面设计师，现在在一间NGO工作。
我跟室友们都是上班族，收入稳定、不抽菸、没有宠物，我们真的很喜欢您的房子，
我们生活很单纯，都是在台北打拼只希望有个舒适的空间可以休息，请考虑看看。”
面对眼前可能的“未来房东”，
林珍娜不疾不徐地把这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讲出来，
希望跟室友们斟酌字句、排练过的“面试内容”可以博得房东欢心。
“我个人是已经放弃买房子，我没有抱这个梦，不想被房贷绑住。
我觉得如果没有考虑另一半，我应该会一直租下去，顶多老了回家住，
反正家里有房子。”
25岁的林珍娜道出了高房价时代下，自己早已放弃买房这个遥不可及梦想的真心话。
考量台北市的独立套房租金负担过重且居住限制多，林珍娜决定找3个朋友合租，
打造“家”的感觉。为了寻找可以一起居住的整层住家，
她在这一个月内已经看了超过15间房子，预算不断拉高，
从一人6,000块拉到8,000块，择屋条件却不断降低：
不用捷运站有Ubike就好、内装不用漂亮干净可以接受就好??。
好不容易找到一间位于内湖的三房家庭式住家，虽然租金3万2有点超出预算，
但室友们都很喜欢这间内装美丽的物件，决定咬牙租下去。
林珍娜迅速拨电话预约，成为了第一组看房的房客。
尽管排在后面的看房人潮众多，她在心里盘算这次“租屋面试”应该十拿九稳，
毕竟室友们都是上班族，收入稳定，应该不会出错。
结果公布，房东最后将房子给了排在他们后面的工程师新婚夫妻，
租屋市场的残酷让她心灰意冷，只能继续寻找那个自己期望在这城市能拥有的“家”。
最后幸亏朋友退租，她跟室友们才得以接手住进一间老公寓定居。
当“300万人租屋需求”遇上“地下经济市场”
台湾房价所得比十几年来居高不下，根据内政部营建署今（2018）年4月最新发布的
“房价负担能力指标统计成果”，今年全国的房价所得比（注1）来到9.08，
代表你需要9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一户中位数住宅总价（注2）。
超过全国平均的县市分别有：台北市（15倍）、新北市（12.75倍）、台中市（9.58倍）
，也显示在北部和中部都会区居住大不易。
注1：房价所得比＝中位数住宅总价÷家户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数。
代表需花多少年的可支配所得才买到一户中位数住宅总价，
数值越高表示房价负担能力越低。
注2：不动产实价登录建物成交总价中位数查询系统，
2018年Q1的不含车位的房屋中位数总价为675.5万元
房价高涨的年代，租屋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居住型态，尤以都市人口居多。
内政部统计，2017年租赁市场规模约98.5万户，相较2010年的80.8万户，成长21%。
乘上每户平均人口2.69，等于每年265万人在外租屋生活，
加上2017年教育部统计的外宿学生人数30万，现今有租屋需求的人口数约300万人，
占全台人口约八分之一。
但300万人的需求，可能仅是租赁市场中的冰山一角。
长久以来，租赁产业在台湾从来不是“正式”的市场，
这一个政府与民间都心知肚明的公开祕密背后，
是高达9成房东都没有缴税的“地下经济”。
没有人知道这个地下经济规模究竟多大，
目前官方对于租赁行情的唯一指标仅可从“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系统”得知，
仅规定由不动产仲介业者成交者才须登录，自租并不列入。
房价高导致取得成本高＋“以租代买”需求提高＝租金上涨
为一探台湾租屋市场租金涨幅，《报导者》爬梳全台最大租屋网站591房屋交易网10年来
（2008年～2018年）双北的租金变化，以房屋类型区分，发现呈现普遍上涨的趋势，
尤其以“整层住家”涨幅最高，每坪租金中位数较10年前涨幅高达63％，
2018年租金中位数21,000元；“独立套房”次之，涨幅为43％，租金中位数11,000元；
“分租套房”及“雅房”则较平稳，前者涨幅4％，租金中位数8,500元，
后者平涨幅11％，租金中位数6,000元。
专长研究台湾贫富差距问题的中研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林宗弘认为，
目前台湾贫富差距所得分配，是延著两条界线分化，一条是劳资双方，
另一条则是战后婴儿潮与千禧时代成年人两个世代，租金问题与后者较相关。
战后婴儿潮世代是现今社会经济资本较高的一群人，手握许多大坪数的整层住家房产。
当这些物件被房价炒高，价格反映出的是买方的房贷利息升高，
而非一般家庭收入增加幅度。
“战后婴儿潮世代的房屋没办法出脱，如果他不肯认赔杀出，房子就套在那边，
提供很高的租金来掠夺那些年轻的世代和家庭，住进去就开始付成长63％的租金，
就算是双薪家庭的薪资也不可能成长到63％，
只有一些非常高收入的家庭才有办法承担大坪数的房子，”
林宗弘说，现在的房市状况等于买卖双方僵持不下，房地产无法获利的状况下，
屋主就可能将租金提高转嫁租客。
从事租屋代管业务已逾20年的永胜租屋经理执行长徐铭达则认为，
591租屋成交价还会有议价空间，需要再打个9折。
但他关于租金上涨趋势的看法则与林宗弘相同，后来盖的房子造价高，取得成本也变高，
屋主不租高则投报率太低，维持行情将来也可以卖个好价钱。
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房价高，让买不起的人选择租房观望，租的需求变多了，
租金也会上涨。只是，居住品质是否有跟着提高呢？
薪水涨幅追不上租金，房子愈租愈小、生活愈来愈糟
房租往往是租屋族选择房子最大的考量。但多年来薪资成长的幅度牛步，
行政院在今年5月针对我国薪资现况的一份报告中统计，
2000～2017年本国籍名目薪资累积成长率约22%，
对照个人租屋的热门物件“独立套房”的租金涨幅高达43％，
薪资涨幅远远落后租金成长速度。
“年轻人只住得起雅房或分租套房，因为他只承担得起这样的价格涨幅啊。
全家房型的家庭式公寓，或是大坪数的物件根本不用想，”
林宗宏分析，目前社会所面临薪资不上涨与低生育率的问题，都会反映应在房市结构上。
根据591的成交资料显示，尽管租金一路上涨，不同房型的坪数中位数大多持平甚至减少。亦即缴的钱变多，空间却没变大，让租客们的处境更雪上加霜。
终于找到一个月6千元便宜的分租套房的Eric，入住后却噩梦连连。
“我后来发现花天板会漏水，房东说要找人来修，后来我发现根本就修不好。”
某天Eric下班后发现赖以为生的笔电被整个浸溼，水不停从天花板流出，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隔壁栋水塔坏掉，漏水问题多年一直无法解决。
“房东真的很鸟，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修不好，但在带看的时候都没讲，”他气愤地说。
尽管跟房东反应，但换来的是治标不治本的补救方式，
每隔一段时间房东就会叫人来替换天花板，让水不至于浸湿整个板面滴下来。
不仅天花板，连电视第四台、浴室瓦斯都常出问题，他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
居住环境的考量因素，还包含邻居。
“房东也有租给外劳朋友，他们常常会开趴很吵，我还要去敲门。
曾经有人举报这里住非法外劳，警察过来临检皱着眉头问我，
这里环境这么差为什么要住，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Eric回想。
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住了两年。
问起为什么不搬走，他只是淡淡地回答：
“跟行业也有关系，我每天早出晚归，这里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他补充：“而且真的很便宜。”
工作多年的Eric在今年选择与女友一起合租独立套房，两人一起分摊多出来的房租。
尽管如此，他的房租支出仍增加了4,000元。
“现在的房租大概就占我薪水四分之一吧。幸好最近有加薪，
虽然没有加很多至少有补贴到。
但也不是每年都会加薪，也不知道房东会不会加房租??”Eric无奈地说。
Eric的租屋经验是许多年轻租客的缩影：
“忍耐”与“妥协”似乎成了租屋生活的关键字，不透明的租屋行情，
让他无法把握同一个价格考量下，是否能找到更好的租屋选项；
在所得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小心翼翼的安排“租金”这个必要固定支出。
少子化社会里，家庭想租屋却关关难过
华人普遍崇尚“住者有其屋”的居住价值，“买房”更似乎是组成家庭的必要元素。
但在房价高涨的今日，许多小家庭买不起房，
“以租代买”成为长期、而非过渡的居住选项。
根据2016年内政部的住宅调查报告针对未来3年内居住需求调查，
准备租屋的人数比10年前多了2.1倍，主因以“买不起房”最高，高达58.59%。
家庭成员的增加使得居住坪数需求往上提升，孩子的成长与教育环境又与区位息息相关，
多重的变项与考量，加上租金的成长，都再再使得租房子这件事，对年轻家庭愈形困难。
40岁的谢铮谊育有3个孩子，她与先生决定搬出家中自立门户时，两人带着两小，
加上肚中的孩子，一路寻寻觅觅想找到适合全家的租屋处，
但发现要找到容纳一家五口又便宜的房子，真的很难。
他们无法负担太贵的房租，因为光是生活费就压得夫妻两人喘不过气。
“那时候是靠人家给第一个小孩的红包撑了4个月，才能撑到后来找到工作。
因为带小孩很难找到好工作，那时候我领25K，我先生22K，加起来4万多，
生活才比较充裕一点，”谢铮谊回想当时状况，苦笑着说。
为了省钱，他们选择了当时最符合经济能力的选项，
一间位于新北市板桥区5楼的顶楼加盖雅房，两房一厅附厨房，
加上水电仅需负担13,000元租金，空间对当时的家庭状况来讲足够了。
但没想到因为顶加闷热，需要长期开冷气降温，电费两期就冲到7,000块。
怀孕的谢铮谊也因为长期抱孩子上下楼梯身体不堪负荷，
有一好没两好，租金与住宿品质无法兼顾，也包含社区的环境。
“以前的板桥住处，不只家里和储藏室没两样，老旧社区互相干扰的情形也很严重，
3个小孩一起哭时引来邻居关切，外头则时常传来邻居的吵架、赌博声，
甚至长达半年不明原因的被邻居跟踪，回到家就赶快紧闭窗户、拉上窗帘。”
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两房的空间越来越不够，家庭杂物和孩子们的玩具塞满房间，
搬家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当时谢铮谊的大女儿被评估有发展迟缓的症状，
需要频繁利用台北市的早疗资源，母女不堪来回骑机车的疲累，
最后决定在女儿上学的地方——台北市南区找新房子。
这时，谢铮谊发现她又怀孕了，她只能辞职当全职妈妈待产，
而这次需要找能容纳一家6口的租屋处，条件更多，租金也被拉高。
虽然当业务的先生薪水有成长，仍只有4万多块。
对比591房屋交易网上，台北市今年“整层租家”的成交租金行情中位数21,000元，
足足占了5成。
“依我们人数，在租屋市场不好找，基本需求要3房、30坪，
在这边至少都要25,000～28,000元。
租屋族最大的困境还是在于可以支配的所得，跟可以租到的环境。
希望让小朋友在台北市，有比较好的教育资源，
但是能够租的地方较偏僻，居住环境就没很好。”
当时谢铮谊只能每天抓着手机，闲暇时就看租屋网，深怕错过符合条件的物件。
“薪资影响家庭真的很大，租屋的价格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会比较有安全感，
超过二分之一压 力就会来。如果临时出状况，就会没办法负荷。”
她举例，像孩子的早疗费用就是一个固定支出，
其他诸如生活费、孩子学费、看病费用等等都是负担。
谢铮谊一家人最后透过崔妈妈基金会的媒合，
住进台北市南区一间位于一楼、40坪又有院子的房子，
甚至还有一间地下室让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不用担心吵到邻居，
经过补助后，仅要付13,000元的租金，大大减轻这个六口之家的压力。
“原本要卖房的屋主，由于开价太高，一直卖不出去，就拿出来给政府‘包租代管’，
所以屋子整理得不错。先签约一年，之后看愿不愿意让我们继续住，如果不行就再找。
租屋租久都有这种压力，虽然可以在生活取得一些空间，
但是哪天房东想卖掉也没办法。一直搬家很可怕，会觉得自己没有根。”
谢铮谊道出长期租屋族不确定的心情。
她表示，夫妻俩不是没想过买房，但现阶段财务状况无法负担。
“我们家从先生薪水22K到现在46K，一路撑过来，根本没有办法做太多选择！
租屋是目前最佳选项。”
包租代管是什么？
政府借由补助业者、给予减税优惠等诱因，鼓励房东将房屋释出给专业公司招租，
再以折扣的价格转租给符合资格的民众，并代为管理。分为以下两种方案：
1.包租：政府奖励及补助租屋服务事业（以下简称业者）承租住宅，
由业者与房东签订3年包租约后，于包租约期间内业者每月支付房租给该房东，
再由业者以二房东的角色，将住宅转租给房客（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势者），
并管理该住宅。
2.代管：业者协助房东出租住宅给房客（一定所得以下或弱势者），
由房东与房客签订租约，业者负责管理该出租的住宅。
资料来源：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
老无所终：高龄者所面临的租屋歧视
日本近年来时常出现关于“下流老人”的讨论，
指的是那些“过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护基准生活的高龄者”。
这群人尽管年轻时收入达平均水准存了一笔钱或退休金，
但因为寿命延长所负担的生活、医疗费用也随之增长，
一旦家庭发生变故（例如：个人或家人面临重大伤病、孩子无法负担自己生活费用等）
，就容易坠入贫穷的生活中。
其中探讨到日本公宅数量不足，许多老人无法忍受民间租赁住宅的租金负担，
因而用尽存款、失去住所。这样临老失所的低端老人，
在台湾进入高龄社会后，也愈来愈多。
只是，租屋巿场是一个残酷舞台，不仅没钱找不到好房，
高龄、单亲、身心障碍更是常被拒门外。
“租屋歧视就是创造台湾高房价的元凶之一，你白头发去租房子看看？
年轻人拼死拼活都要买房，不然老了有钱都租不到房子！”
永胜租屋经理执行长徐铭达不讳言，公司就曾接手过一位75岁老人的个案，
有钱想租房但是被拒绝不下百次，只能被迫住在有如废墟般的地下室或顶加雅房。
徐铭达将现有租屋选项分为4种：个体户房东、代租代管物件、包租代管物件、社会住宅
，他指出，其中以一般个体户房东的歧视最强。
在台湾9成租屋由个体户小房东自租的状况下，以年龄为变相的租屋歧视层出不穷。
这些老人最后只能放弃居住品质，转而到租金较低的旧城区寻找安身之处。
（更多高龄租客所面临的问题，请参考：危宅里的蜗居晚年，地下独老何时能“上岸”）
中年租客也焦虑：不敢想像未来老后要住哪？
对老年居住的焦虑，也反应在已迈入中年的租屋者身上。
50岁的阿齐就是一个例子。
阿齐目前与先生、女儿一起在台北市东区租房，虽然母亲曾买下一个20坪的小套房给她，
希望女儿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但由于30年的老公寓套房修缮费用太高，
加上母亲生病需要一笔资金，于是阿齐决定脱手。
“那时候要照顾我妈妈 ，要忙着修房子又要带小孩 ，就选择要放掉一个东西。
家里有人生病的话，手上有一笔钱会比较好。
当然知道房子你以后都买不回来，但没办法??宁可趁著行情好卖掉 。
我心里当然还是舍不得，但觉得卖掉一个家，其实是要成就另一个家。”阿齐说。
身为心理师的阿齐目前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目前三房的整层住家月租3万元，
虽然低于行情，但也占了她的收入的7成，生活费则是用卖房子的存款来补贴。
“前年跟去年， 我其实有很强烈的念头， 想要搬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 ，
这样才有一点未来可以看。”
但相似条件的物件看来看去几乎都要2万5以上，而且生活机能没那么方便，
多方权衡下夫妻选择继续租下去。
卖房后，想起母亲说过无论如何都不能卖掉房子，阿齐有段时间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很害怕不稳定没有保障 ，调适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接受这个状态 ，
我之前非常害怕没有房子住。”
她笑说自己每次都超准时缴交房租，因为很怕房东不租给他们了。
当被问到对老后的居住想像时，阿齐停顿了很久才回答：
“你们提问，我才发现自己对于居住的想像已经没有，已经很久都没想过了??。”
对她来说，上有母亲要扶养、下有孩子要照顾，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买房对我来讲很遥远，要付头期款的话，
要把所有保单、所有留给小孩子的储蓄保险通通都截掉，搞不好还不够。
有些事情我真的没在想以后，来到中年这个阶段就觉得人生边走边看，
应该没有过不去的。”
当租屋成为一种居住选择，政府准备好了吗?
过去台湾社会价值普遍将“租屋”当成一个过渡阶段，
政府将房东与房客问题视为“私对私”的民法关系，不想介入。
屋主比起投资租屋物件更喜欢靠房地产赚钱，
而租客终极目标是要买房子，房子烂也就将就，
社会并不重视租屋议题，租客也没有意识自己的权益。
“台湾最大住宅问题是没有选择，如果想买房很好，可是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方式可以比较有尊严的居住。政府能盖的社宅有限，把租屋市场弄好非常重要，”
在民间长年关切社会住宅议题的都市改革组织祕书长彭扬凯说，
尽管政府近年陆续推出租金补贴、社会住宅等居住政策，
但他认为这些居住政策目标还是住者有其屋，只是暂时止痛而已。
要让租屋市场正常化，让社会大众掌握行情，
最关键还是要让那些藏在黑暗中的租屋物件浮出来。
“税通常是影响房东意愿的罩门，”
徐铭达直指房东长久以来不愿意将物件摊在阳光下的原因。
在台湾，自住跟出租影响3种税：假设房东将原本自住的房屋改登记为出租用，
将会新增租赁所得税，以及房屋税差2倍、地价税差3倍。
“我在民间做租屋仲介24年，9成房东没报税，这是大家公开知道的祕密，
如果坚持要报，业绩就掉9成。这是我心中很大的痛，不是不想合法，
我合法就先活不下去啊！”他说。
为吸引房东，内政部于2017年开始试办“包租”
（租赁专业业者向房东承租房屋，后续转租并管理）与“代管”
（租赁专业业者代理房东管理出租物件）业务，希望完善租赁专业市场。
房东只要透过两者出租，每屋每月6,000元租金所得免税，
6,000～20,000元部分也能有53%的扣除额。
另外，地方政府正在研订减征房东房屋持有税金。
配合包租代管，今年6月27日国内首部租赁专法“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正式上路
，明文加强规范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是朝向租屋法制化的重要一步。
但徐铭达认为，税优顶多不是抗性，不足以吸引房东，免税才是最直接的作法。
“在外面缴两万，若一进来不用缴钱，当然进来。但现在不是，在外不用缴、
进来要缴钱。肖仔！”
徐铭达也点出，许多房东也担心跟政府打交道，会不会查税查到其他出租物件，
反而风险更大。
新时代的居住实验，让房东浮出水面
当政府陆续投入资源，欲导正地下化租屋市场的成效有待验证，
一群年轻人已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摸索与实践出一套有别于传统的租屋型态。
成立于2016年的“玖楼”，源于一群长期在外租屋的学生，不希望只能关在各自的套房、
雅房里对着电脑上网吃便当，便共同承租市区内的旧公寓，重新规划、修缮成一个
可以真正生活、工作、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流的空间，再对外招租。
他们将既有的限制（台北市特有的密集公寓），转化为更多可能的契机
（在紧凑的空间中促进人与人的互动交会、进而形成共同的社群感），
至今已经营了32个公寓，总共住了150位短则数月、长则3年的住户。
2017年，新北市政府更委由其管理两处青年住宅（三峡、永和）近100位住户的招租及
社群活动等事宜。
玖楼的模式，近年来已被标举为共居文化的典范。除了设计出细腻的合住机制、
扣连当代工作与生活型态的变化，以及青年世代对于多元文化交流的向往，更关键的是，
他们有着能让无暇管理闲置房产的房东“浮上水面”的能力──而且是在诚实报税的前提
之下。
“大部分合作的房东都必须报税，否则公司会计没办法核销，这一直都满挣扎的，
因为房东还是倾向避税。我们的经营优势是短租居多，定价比年租高，居住密度高，
单位换算下来，比自己出租多30～40%；再来考量时间、机会成本，交给我们管理，
负责报修、招租等事宜，房东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对于人在国外或退休不想管杂事的长辈，有很多诱因，”玖楼共同创办人潘信荣说。
相较于一般民间租屋只提供硬件的房间，玖楼导入各项对于居住者的服务，
从公共空间的使用设计、打扫服务、保险、通报维修等等，
使得其租金较一般市场行情高，“租金提高应该是市场和产业健康化的过程，
就像以前都是路边摊，既不透明也没有缴税，一碗卤肉饭卖25块，
但食材来源安全吗？能否保障消费者健康？
其实租屋也一样，如果这是一个良性的产业，在一定程度的修正后，往健康方向走，
价格上涨是合理的，”潘信荣表示。
“租屋市场的base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干扰的，租约一签就是一年，不会突然涨租，
彼此有充分竞争，这边涨我找别人租，本质上它是一个消费财，”
花敬群也认为，租屋市场一旦日益朝向正常化，增加的赋税势必会让租金上涨，
不可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提升租赁专业服务品质，
合理反应在租金上是应该的，届时政府将以“租金补贴”政策来补贴。
当未来越来越多房东进入专业系统后，政府能掌握的租金资讯才能够完整。
这条让租屋黑市走向阳光的改革路，现在正要开始。
心得：
首先，我深深感觉到了，穷人在台湾如果小时候没有认真念书长大后顺利成为工程师，
赚不够钱的这辈子就真的死定了。(Tech_Job版最近几天有位台积电的年轻人超诚实)
再者，租屋族和房东的战争，随着政府的搅局，在我看来租屋族只会更惨没有最惨。
因此我相信租屋族如果迟迟不敢买房，那么日后的痛苦与绝望只会越来越大。
最后，我认为政府还是应该直接出手打爆这些租屋族，长痛不如短痛，
宠儿不孝是不正确的，是不合理的，
作为大家长的政府应该强制让这些年轻人长大面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