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先生是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
90高龄的他，客居美国六十年，零距离观察美国的历史与现实，
集成作品《许倬云说美国》，
“谨以这本可能是我最后的著作，呈献我妻曼丽，愿世界和平，让我们余年安宁。”
“回顾初来美国，曾经佩服这一国家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
在这里客居六十年，经历许多变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
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我以为，美国的起源是清教徒寻找自由土地，
其个人主义的'个人'，有信仰约束，行事自有分寸。现在，信仰淡薄，
个人主义沦于自私。民主政治必须有相当充实的群体意识，以此来聚集人心。
目前各种群体渐趋散漫，民主政治难有聚焦。资本主义变质，
财富成为统治势力之寄托。美国社会解纽，弱势阶层人数众多，
因其心怀不平而易受政客煽动，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
最近特朗普执政，即是譁众取宠的现象所致。
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匡正之道，首要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
人之为人，在'人'有提升心灵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乐群之需求。
循此二端，'个人'不再自私，也无复孤独。
社会福利制度立足如此基础，将可以落实为公平公义。
但愿这番阴霾早日过去，美国回到坦途。
两岸青山，江声浩荡，历史长河，将全球人类带入大同世界。”
《许倬云说美国》是一部了解真实美国的通俗佳作，促使我们反思关于美国、
西方民主政治、现代化的想像。也许作品中的论述与省思，有不尽认同之处，
但字里行间透出一位学者的志趣、雄心、殷切，令人感佩。
未来的世界与中国 许倬云
这是《说美国》的最后一章，在此我想将前文所说的美国的现象，
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作为对中国前途的警示。
起笔写这一章的时候，恰巧有一本新书出版，
乃是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拉波尔（Jill Lepore）所写的《如此真理：美国的历史》
（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本书几乎长达千页，
对于美国的过去有深刻的反省。从“如此真理”这四个字，
可以看出其以反讽的笔法来检讨美国立国的理想和实际之间的落差。
该书思想深刻，文笔流畅，使人欣赏其文采，但也令人心情沉重。
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到美国立国：二百五十万欧洲白人，进入了这一片“新大陆”，
掳掠、奴役了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几乎逐灭了五千万新大陆的原住民
（以上人口数字，与大家理解的数字稍微有参差）。在这块广阔肥沃的新土地上，
白人无所不用其极，奴役其他种族来开拓土地，大量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
作者认为，这种机遇历史上史无前例，将来也不会再有新大陆供人类挥霍。
她也指出，这种机会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占尽了优势，成为世界的霸主。
从该书一开头就可以见到，白人的优越感实际是美国文化的盲点。
于是她指出，美国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
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权；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
永远在战斗，把战斗当作自己的历史和使命——于是，
美国历史呈现为一个织锦的图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毁灭，也有繁荣，
有技术的进步，也有道德的危机。
到了18世纪初，虽然有许多教派进入新大陆，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
到了18世纪末叶，也就是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则已有80%的人经常上教堂。
因此，在美国建国的理念中，对神的仰望和依靠成为新国家立国的宗旨；
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是神的恩赐。一个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统的国家，
竟自以为是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美国所崇奉的人间的平等和自由，
虽然是神赐予人类的，但是这赐予的对象却是经过选择的，
也就是在单一神信仰之下的“选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
这也是反讽：不证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们”自己人之间自由
平等，对于外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种语气上我们能够理解，该书的书名“如此真理”乃是明显的反讽。
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世价值”。
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美国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经济，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乃是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意思是指，人类的演化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从此只需时时微调而已。
然而，拉波尔的这部著作，却指陈了美国历史中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矛盾、对立和分裂。
18 世纪以来，这一新国家缔造之后，很快因为这个新土地上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
取得无穷资源，进而累积巨大的资本，开启了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
因此，人类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这一迅速开展的工业文化体系，
经历一个世纪的继长增高，将美国的地位推向巅峰。
在最近二三十年内，我们所见到的是机器的不断更新，
把管理机器的工人也抛出了生产线。生产能力增加的同时，
没有职业也没有产业的人群增加了。追求快乐，追求福祉，
慢慢替代追求生产和追求财富。
拉波尔这本书的结论是：国家在分裂，城乡在分离，社会在分化，人群在离散，
到最后，“个人”陷入“粒子化”—这些现象，我在前面各章都已有叙述。
拉波尔宣称，面临这种对立和分裂，虽然美国在不断尝试、
不断创建新的理念空间，但这究竟是能够解决问题，
还是注定遭遇到了一个冲突矛盾之下的难题，终于难以避免徬徨与迷茫？
她特别指出，19 世纪中叶是另一个转变的关口，已经面临过如此的困难，
那时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传、黑和白、奴役和自由、
移民和公民的对立——凡此种种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美国的内战。
内战终结后重建的过程，其实至今没有完成。
从内战到今天，种种民权运动都是为了要挣扎、摆脱上述几乎已经视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
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
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
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
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
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
占总人口中0.1%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
实质上，富人早已统治了美国：
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号称“波士顿婆罗门”的豪门大族，掌握了财富，
掌握了权力，同时也掌握了教育。中产阶层虽然经过二百年来的发展，
但终究无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响力。柏拉图当年提出的五种政体之中，
美国建国理念的设计号称“民主政体”。
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
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至今美国祇差还没有出现军人政权。
从目前情况看来，柏拉图盼望的哲人、贤能政体，在美国大概不可能出现了。
最近还有一篇刊登于《大西洋杂志》的文章，提了严重的问题，
即美国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绪应该可以互补，
但却是两个相冲突的因素。在美国的政治上，群众人多势众，却因为判断力不足，
凭著直觉的情绪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现怪异现象：总统譁众取宠、倒行逆施，
却自诩为群众谋福祉，为国家护霸权。这篇文章，毋宁是在呼应拉波尔同样的担忧：
理性与情绪之间无可解决的矛盾，终于会将美国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国理念、
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实验扭曲，陷入难解的困境。
这是拉波尔引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左右两难的困境，终究难免沦落于毁灭。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
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
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
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
回顾故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贤俊盼望找到方向，
将中国改革为庶几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状态。
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
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我愿意在检讨美国历史之时，向台海两岸的中国人，
一抒个人的感想。
中国文化曾经有过长期演变，自先秦以下有过几次大修改，
但其根源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传来佛家的因素；
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学的影响。
中国秉持的文化营养丰厚，上面所说的主客、内外因素，
已经涵盖了世界主要的文化体系。甚至于最晚起的伊斯兰教系统，
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后也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内。
总结一句话，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
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
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
以时间轴上想，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
向后看，由“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
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
人类组织了一个“恕”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
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在中国人心目之中，不须有名有姓的神明作为保证，
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构成自己心中内在的神明。
这个神明是过去的历史替我们培养而得，“人”有责任在这神明的指导之下，
也就是“良知”的指导之下，以“良心”对待他人，以“良能”与自然共存。
凡此，亦即根据中国人的知识论、伦理观及宇宙观，谨此提出一些观察所及，
让我们从美国历史的成败兴衰撷取教训：
学习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失误的轨迹。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
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趋吉，走出一条顺利通畅的路径。
第一点，最近几十年，台海两岸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
尤其最近二十年左右，几乎已经将所有的田园都转变成为城市。
在本书前面屡次谈到，美国都市化现象导致社会的解体、
个人粒子化以及社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
最可怕的是在水泥丛林之中，每个人都是迷失的个人，孤独而迷茫。
台湾曾经自豪于“无米乐”，抛荒耕地，购粮他方；
大陆各地的农田一片一片地转化为工厂和住宅，
也就是农业消失的时候—天地之间不再有植物的遮蔽和水土的保持，
肥沃的土壤一层一层剥落，随风而去。
其实农业与工业并非不能共存，以农产品加工的过程而论，
一样可将工业生产这一部分与农业结合，植根于土地之上，而不是剥削土地。
人类应该适应自然，而不是蹂躏自然。
美国的经验是，过去开发内陆，将河流拉直、处处筑坝——今天，
我们看见的新闻，大雨一来就洪水遍地。美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林区，
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断，就是因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
都已被截流转移为城市的用水，以至于森林没有足够的水源，一到干季，
山火随风而走，连片的林区，数十万、数百万的树木化为灰烬。
如此浪费水资源，使大自然蒙受严重伤害。
美国使用机械深耕，大量使用化肥与杀虫剂伤害土壤、剥去表土，每收获一次，
一尺到三尺深的表土随风而去。
我们担心，五十年之内，美国内陆的大片平原将变成巨大的沙漠。
中国不应该一味跟随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将城市作为主要的居住形态。
中国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虑食粮自给自足。
台湾地区的可耕地面积甚小，更不应不珍惜土地资源，尽量保持适当的食粮自足率。
第二点，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内，人有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机会。
自己希望能够存活，就不要剥夺其他人存活的权利。
因此，人的生存权利应当有所保障，公权力必须在财富的分配上，
使最穷困、最无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机会。诚如《礼运·大同篇》所说，
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穷困者，
都可以存活—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会福利。
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不断在改变，然而至今还赶不上欧洲，
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周全。
台海两岸，最近几十年来财富成长了，但是穷富之间的差距巨大，
穷困者生计艰难。内陆农村和边缘地区，一般百姓生活条件严重不足。
中国广土众民，如果将社会福利都集中处理统一筹办，其实未必合适。
美国经验表明，几十年来，社会福利已可给每一个无业者或是无收入者，
提供基本生活的费用；然而，社会没有适当的工作可以安置他们。
他们仰仗社保基金补助，活得没有尊严也没有意义。
北欧的制度是将这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困人口置于社区照顾，
数千人的社区就地安置穷困人口。社区可以向中央要求拨款，
由社区支配照顾区内需要帮助的弱者。如此授权，可以按
照个别情况直接处置。这一富有弹性的措施，即可避免美国已经出现的窘况：
将近30% 的人口想要工作没有机会，而其他地方需要劳力却无人填补工作缺额。
中国大陆目前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内有若干不同级别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区。
每一级地区——省级、县级及市级，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就地处置只有当地能理解、
监督的问题。在如此安置之下，港、澳、台等地区都能在不同程度自治下，
得到因时、因地，因应各区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独特理念的治理方式。
第三点也是有关政体的问题。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实质上施行的是国有资本和自由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
中国许多的巨富，有的是凭著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
然而不可讳言，有些财产的累积，却是经过假公济私获得了致富的机会。
我以为，未尝没有预先防堵之法。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
例如交通、能源及补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设，应当收为公有，
由国家以各个层次的公权力，组织管理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事业。
公家尤其不能将土地轻易地释放，作为私人致富的本钱。
其他行业可以让私人经营，凭本领取得合理的利润。
政府可按著利润的比例征收所得税，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企业纳税以后，
如果还有巨大的盈余，应当由国家设置“信托基金”投入社会福利，
补充公家承担之经费。
或者，私人企业合理利润之外的盈余，都应当存入这个基金。
该类信托基金乃是产业所得，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一产业：
由公家与民间企业合组的管理机构，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支配，
支援有关行业进一步发展。又例如可以设立“创业基金”，
支持创业的年轻人放手施展。风险创业基金可以让有志开创者藉用本钱，
在他成功后，将盈余相当一部分归还基金。又例如“开发基金”，
用来支援开发新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设施。
以上各项，不外举例言之而已。主要构想是开发新利基，都由公权力通盘筹划，
支援各种投资需要项目。台湾省在1970—1990 年代，设有纺织业、
信息工业等项目的发展基金，支援同业开拓事业，这种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证。
土地或建筑的价值，可以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征税，
过分涨价的部分都应该归于公有。这部分的钱累积作为公有住宅的建筑，
只租不卖，供应年轻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
新加坡在这一方面的实行，已有相当的成效—如此措施，
才能够使得百姓享受安居乐业的福祉。这一部分收入即可储备，用于都市更新经费。
第四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西方标榜的民主体制颇为不同。
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有宪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国家应当是相当专业的工作，
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在立国之初并没有普及于全民；民权运动到今天，
确实已经落实到每个成年人都有一票。
然而，柏拉图早就警告：群众政治会产生僭主的困局。
无可讳言，“群众”并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选票，
选出来非理性的人物，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但总统选举如此，选举各级代议员或者地方首长都会有这种“僭主现象”出现。
例如美国芝加哥的市政，几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独霸。我居住
的匹兹堡，也有几个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议员、州议员甚至国会议员。
这种现象，都是在群众盲目地按惯例行事而致。“特朗普现象”也是一个明显的个例。
美国总统大选，有所谓“选举人会议”制度。当初设计时有两个理由，
一则因为当时不少地区与首都之间距离遥远，各处的投票结果难以及时送到首都，
遂由选举人将各州的选票数字带到首都开票，决定当选人。
另外一个理由则是立国之初设计时，麦迪逊等人曾经考虑选举人代表，
实际上可以被选民授权，在最后投票时改变该州选择的人选。
这一考虑，即是将群众的选举，委托一群知识程度较高也得到群众信任的人物，
代表该区选民调整各处选票的选择。
孙中山先生当年设计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时，有“国民大会”作为选举总统的单位，
他的用意可能就从麦迪逊等顾虑得到启迪。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
在特殊情况下能匡救不足，例如两位候选人所得票数非常接近，
即可以由“选举人代表”当场再投票决定胜负。
间接投票确实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长期盗用民意，以贯彻他们私人的意旨。
这一个弊端和群众盲目投票的弊端，两相比较，间接选举未尝不是补救之道。
前文所说，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如何做抉择，就在如此关键处，在设计时默认补救的考量。
第五点，政治是处理大众意志和处理大众委托事务的制度。
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国家层级的复杂社会，许多政务牵涉到专业的考量。
以美国制度而言，选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须考虑到候选人的法学专长是否够格。
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选择在经济学、市场学、货币学各方面都有特别专长的专家，
送请国会认可，请总统任命。有关国家安全的联合参谋总部，是军人之中最有能力、
最有专门知识的人合组。
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美国的国会议员并没有专业要求。
国会议员组成的各项专业委员会，要处理全国专业问题，往往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法家这一家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
落实于“贤能政治”。法家着重的是专家的知识，以及专家知识施行的考核。
第六点，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
一个适任的总统，做了八年也够累了；
如果总统不适任，只忍耐一年于国于民也非常痛苦。
英国的制度是内阁制，立法部门的代表中对于某一项目具有专业能力，
即被首相选择作为有关部会首长。
于是，政务的执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无间。
首相的任期没有一定的规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
做得不好随时可以因为民意的反对，迫使国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选举改组内阁。
这两个制度之中，英国的制度确实是有弹性，也有效率。
法国制度是英美两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国已经五次更换“共和”国体，其内阁
未曾安定。法国的政治功效，也从未获得好评。
凡此议论，乃是野叟献曝，以备将来参考。我年已八八，侨居海外，
故国种种，我已经没有发言的资格。
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
也希望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
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
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愿以“过客”个人管见，结束六十年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