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滋鸡尾酒疗法在台25周年之一
如果还有明天──HIV带原者20年的生命许愿，漫长的爱滋奋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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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带原者走向20年前许下愿望的生命树和约定。（摄影／余志伟）
“如果能够活下去，我们再来树下相会！”
20年前，爱滋关怀团体露德之家（现为社团法人台湾露德协会，简称露德协会）中有16名带
原者，开着3台车来到青青草原散心。当时，台湾刚引进爱滋治疗组合式药物鸡尾酒疗法不
久，药物副作用很大、长期效果能有多久，没有人能知道。他们在一棵树下许下愿望：希望
以后每一个10年，大家都能重新回到这里再见面。
今年，是他们“第二个10年”，再重回到见证他们“生死之约”的树下。这些台湾最早使用
鸡尾酒疗法的爱滋带原者，以生命证实了药物有良好的效果，爱滋如今几如慢性疾病；但同
时也证明，疾病的严重程度不一定与社会观感及恐惧等同。爱滋虽有专法保障，然而，病与
罪迄今难切分。
他们活下来了，多数人却还是藏身在幽暗处；他们年纪渐长，安养与长照机构几无他们容身
选项。他们的生命历程，就是一页台湾爱滋演进与防治的社会历程与召示。
“爱。”
“爱，所以存在。”
“因爱滋养、因爱勇敢。”
“继续做一个快乐，以及能让别人快乐的人。”
“我希望可以永远都是幸福的。”
今年（2022）8月14日，两台游览车一共63名带原者，加上露德协会8名工作人员，在艳阳高
照的夏日一起重回青青草原，这是他们如“生命仪式”的活动──确认“大家还活着”。相
较20年前的悲凉惶恐，20年后，气氛变得欢乐而自在，找到20年前的“许愿树”，他们在小
卡片上写下自己20年来的心情、对未来的期许，绑在树干上。
大伙儿手牵手围着大树、唱着歌。最内圈，留给那些已经离开的朋友们；第二圈，是20年前
许下初愿的老朋友们；第三圈是10年前加入的朋友，最后是今年的新面孔们。
那时，我们都是“无望”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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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带原者在生命树下牵手许愿和唱歌。（摄影／余志伟）
“第3次来了，真的是好特别的经验，其实第一年来时，我们都是没有想望的，当有人提起1
0年后再见面，我选择沉默，因为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20年前就是成员之一的Lala(化名)说，这次看到了好多许久不见的朋友，虽然有些人生病、
中风甚至离开了，但留下来的人，因为生命中共同的议题、因为有爱又聚在一起，真的是珍
贵的缘分。
20年前，16个带原者许下心愿，希望未来的10年、20年，都可以再相见。彼时，被证实有效
的“鸡尾酒疗法”刚进口台湾4年，对他们而言，没有人知道，能否有“未来”，能做的，
除了忍受吞下20、30颗塑胶味药物，以及极度痛苦的副作用外，只能“许愿”了。
如今，药物治疗再推进，他们一天仅需服用一颗药物，且几乎没有副作用，爱滋病已从世纪
黑死病变成慢性病，社会氛围也有很大的进步，这些改变并非凭空而来，靠的是民间团体、
感染科医师在每一个阶段“破关”，靠着大声疾呼、争取带原者的权益与隐私，透过立法、
修法，让带原者能与所有人无异、享有一样的生活方式。
顺着带原者的生命经历，一起从1990年代开始，回顾人类公卫史上最成功、却也最艰辛的爱
滋防治与人权演进的历程。
1980年代：发病即死，如世纪黑死病
关键字：＃男同志免疫缺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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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HIV带原者的医疗及用药纪录小册，卫生单位要求带原者确实记录以追踪病情。（摄影
／余志伟）
美国在1981年发现首例感染HIV的个案，当时对于感染源、致病机转，都还是一团迷雾，甚
至因为多数带原者都是男性同志，而将爱滋病命名为“男同志免疫缺乏症”，1982年才更名
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国际病毒
分类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直到1986年，则将病毒
取名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而当时，发病者
无药可医，几乎全数都快速死亡，未知、恐惧、无药医，被视为“世纪黑死病”。
台湾最早公开的本土HIV个案，是1986年验出HIV阳性的“韩森”（后以“张维”之名投入爱
滋倡议）。当时，台湾保守的社会氛围认为，确诊者都是性行为混乱、男同志族群等，造成
民众不敢前往医院筛检，带原者也没有勇气面对疾病带来的痛苦与社会歧视的困境。
1986年，还没有任何一款爱滋病治疗药物，直到隔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核准“齐
多夫定”（zidovudin，又称AZT）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作为第一款治疗爱滋药物。
“台湾会进口AZT药物，正是张维去疾病管制局（现为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跪出来’
的。那时候他还是专科生，但已经验出HIV感染了，AZT是唯一的治疗药物。我记得他每天都
去疾管局门口跪着，恳求政府进口药物，因为台湾再不进口他就要死了！”感染HIV近25年
的Lala回忆。
1989年，AZT终于进口到台湾，但爱滋病患的死亡率直到鸡尾酒疗法问世才明显降低。台大
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台湾爱滋病学会理事长洪健清解释，AZT是有效的药物，但对身体负
担太大，短、长期的副作用都很多：短期包括恶心想吐、肠胃不适、贫血、白血球下降；中
长期则会伤害人体细胞功能，导致血脂肪过高、肌肉量减少、加速老化。
“但由于爱滋病不做任何治疗，发病死亡率是100%，因此在没有其他药物选择下，AZT是好
药，但有其他选择时，它就成了毒药，”洪健清说。根据疾病管制署资料统计，1984年～19
89年，HIV带原者共131人，这段时间内的发病人数则有18人。
1990～2000年：黑暗见光，有药有专法
关键字：＃鸡尾酒疗法 ＃爱滋病防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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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资深感染科医师洪健清自1993年开始照顾HIV带原者，完整参与了鸡尾酒疗法诞生及影
响的时代。（摄影／王崴汉）
1990年，台湾通过“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又称“爱滋病防治条例）（注）。尽
管回看可知当时这部法律并不完善，但仍是我国首部保障HIV带原者的重要法律。包括明定
主管机关、中央应持续HIV预防与研究、不得无故泄露带原者隐私、医院得提供检查与治疗
等。除了权益保障，该法规也有惩罚限制，如入境或居留超过3个月以上的外籍人士，若检
验HIV阳性则遣逐出境，以及明知自己感染HIV，隐瞒并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导致传染者，处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部法律并没有减少HIV带原者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严重歧视。但在当时，对于各项权益都没
有太多推进，因为“活下来”是带原者唯一且急迫的目标。根据疾病管制署资料，多数患者
在诊断确诊后，半年至2年后就死亡。在露德协会的办公室会议室墙上，仍挂著“爱滋被单
”，缝上一个个因爱滋而逝去的生命纪录。
直到1995年，爱滋带原者看到了生命的曙光，这一年台裔美籍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组合式抗
爱滋药物”，又称“鸡尾酒疗法”（高效能抗爱滋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
al Therapy, HAART），大大提高了带原者存活率。根据2007年资料，使用鸡尾酒疗法治疗
的患者，未发病者5年存活率达89％、已发病者也提高到58%。
洪健清自1993年开始照顾HIV带原者，完整参与了鸡尾酒疗法誔生并见证它带来的改变。199
7年台湾正式引进鸡尾酒疗法，免费提供给各爱滋指定医院使用，一共有两类药物，2000年
再增加一类。其中一类称为“骨干药物”，医师会依照病人的状况，选择一种骨干药物，再
从其他药物中选取一种来搭配，每一类都有2种以上药物，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最多
药物的一种组合，一天共要吃26颗药物。”
但当时洪健清就担心，鸡尾酒疗法无法长期控制爱滋病情，因为药物量实在太多，副作用也
很大，时间一久，病人会开始不规则吃药、甚至自行断药，治疗效果就会随时间明显下降。
Lala在1998年筛检出HIV阳性，身形瘦小的他回忆，当时他并未发病，但光是治疗药物，加
上其他搭配药物，一天要吃33颗药，包括需要冰冰箱的液体药水、充满塑胶味的药物，每天
得靠大量的水或啤酒将药灌入体内，还得忍住不吐出。
“吃到最后，手上抓着一把药，都会感觉到身体都在抗拒，我吞不下去了，这样的想法一直
出现，甚至还会觉得是不是就结束生命、一了百了比较轻松？”
吃药两年后，Lala再也无法忍受，才经由医师建议先行停药。《报导者》与Lala访谈两次的
过程中，他都不断强调，即便已是20多年前的事，吃药时的恐惧至今仍深深留在他心中。
【带原者就算没发病，还是需要继续服药】
洪健清说明，人体免疫系统中，有一种CD4淋巴球T细胞，就像乐团的总指挥。CD4的数值一
般健康者的CD4约在500/μL以上。如果CD4的数值持续下降，就会让人体的“免疫乐团”不
断出错，包括发炎等免疫疾病、癌症等。
而HIV病毒专门攻击带有CD4受器的细胞，根据研究，感染HIV者一年平均会减少50～70颗CD4
细胞，约莫感染后8年就会下降到200/μL，发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以此推断，爱滋病的自然进程中，潜伏期约8～10年。但有些人病程快速，约莫3年就发病，
也有些人感染到致病力较弱的HIV病毒，或宿主（即带原者）本身对于病毒的清除能力很好
，这些因素也可能让有些人感染数十年都不会发病，但这类的“菁英控制者”在台湾整体约
占不到5%。
鸡尾酒疗法可以将CD4数值提高，并控制体内的病毒量。如果个案在服药2、3年后，因为副
作用太强烈或身体状况，医师会评断CD4、病毒量状况，建议停药，并持续追踪，再确认何
时需要重新提供药物介入。不过，也有许多病人用药后几乎验不到病毒，但仍需持续用药，
因为病毒不会在体内完全被清除，仍会潜藏在体内，一旦停止用药，病毒量就会日渐提高，
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发病的风险便可能增加。
2001～2015年：第二场战斗，去除疾病污名
关键字：＃爱滋友善医院 ＃外籍带原者强制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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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于台中荣总的王绣雯，自2009年起担任HIV个案管理师。（摄影／余志伟）
虽然鸡尾酒疗法问世后，爱滋病已翻转“感染发病即死亡”的印象，但社会整体，不只是一
般民众，连医师、医院也对带原者不友善，污名就像一面高大耸立的墙，难以撼动。愿意设
立匿名筛检场域的医院不多、愿意定期做筛检的民众也不多，这造成的问题就跟如今的COVI
D-19一样，“没有筛检，没有确诊”，因为担心一旦验出阳性，带原者的身分就会摊在阳光
下。2005年以前，专责性病与爱滋防治的医院，名称甚至为“台北市立性病防治所”，该年
才改成“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
筛检不易，检验出阳性的人，更像是被整个社会抛弃。自2009年起担任HIV个案管理师（后
称个管师），现任职于台中荣总的王绣雯回忆，刚担任个管师时在规模较小的医院，当她转
介HIV带原者给其他科别，例如大肠直肠外科、身心科、骨科等时，“我常常接到各科别电
话，被叫去医师的诊间问：‘妳为什么把病人转给我？’其实现在虽然好很多，但依然有一
些老一辈的医师不愿看诊。”
在爱滋领域近30年的洪健清说，早期只有与HIV带原者的存活密切相关的科别，如风湿免疫
科、感染科、肿瘤科等内科系的医疗团队，较有机会接触与亲自照顾这些患者，他们也自然
相对不会排斥病人。
“当药物发展、带原者有机会活下来，接下来就是患者面对爱滋病以外的疾病，他们就跟一
般人一样，会感冒、可能受伤，也有牙齿照护的需求，项目就扩展到其他内科、外科或更多
次专科，没有经验的医护就可能因此不愿接触带原者。”
女性感染HIV虽然是少数，但她们有人在当时也面临生产的需求，愿意接生、追踪婴儿的医
院少之又少。当时几乎都由台大医院前院长、妇产科医师何弘能接手，孩子出生后再转由台
大儿童医院前院长、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名誉理事长黄立民进行18个月的追踪。
黄立民回忆，当时台大确实相对其他医院对HIV带原者较友善。对于妇产、小儿感染的指引
与治疗追踪共识，多半是以美国指引为主：在产妇后期产检时给予治疗药物，婴儿出生后前
6周也先投药预防，如此就几乎不会造成母子垂直感染。
“但若一开始，产妇就因为担心说出带原者身分而被医院排斥，逃避产检直到接生才出现，
就丧失了前期治疗的机会，也提高孩子感染的风险。”
“经过这么多年，内科医师对爱滋病的害怕程度，可能从100%，减少到25%；外科医师约莫
也减少到40%，许多我仍在持续追踪的带原者，到门诊时告诉我车祸刚开完刀，也有人做了
心脏、腹腔、盲肠炎等手术。”洪健清说，至少基础医疗上，HIV带原者都能接受到服务，
但目前排斥程度较大应该是牙科。
《报导者》采访数名带原者，除了一人与牙医本身是朋友外，其他人都没有固定看牙医的习
惯，因为都有在牙医诊间遭到拒绝的经验。“就好好照顾自己的牙齿，只能这样了。”他们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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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在生命树下的红丝带。（摄影／余志伟）
洪健清说，目前牙科仍有近8成不愿意接纳爱滋带原者，主要是老一辈的医师没有经验，新
一辈的医师在实习期间，也没有机会接触到病人。
“友善医院也只能形成恶性循环，因为不友善的医院依然不愿意看诊，这还得需要时间，从
牙科医学生基层教育做起才可能翻转。”
当然也有愿敞开双臂的牙科医师，在高雄市开设诊所的牙医师谢尚廷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
接受《报导者》采访时强调，“平时就应该将每一个人当作有各种传染疾病，扎扎实实地做
好标准的感染控制措施。”当医师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可能的带原者，便不会对任何真正的
带原者有差别待遇。
连医师都仍有排斥带原者的情况，更何况是一般民众。洪健清回忆，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早
期是放在医院病房而非药局，“还曾有货运工人拒绝搬运药物，理由是怕碰了药也会感染爱
滋病，太危险了！”
这种打从心底的排斥，不只是对带原者的言语伤害，也进一步使得带原者的权益受损。除了
就医权以外，还包括就学、就业等都受到影响。曾有学生考上餐旅学校，却因带原者身分，
被学校拒绝注册，司法官、律师、公务人员等受训资格，也会因带原者身分而被迫取消。因
具法律与公卫背景而参与HIV相关修法历程的露德协会理事杨惠中，看着社会对病人明显的
歧视慢慢改变，虽然花费时间漫长，但仍让某些问题成为过去式。
他提到，例如，在2015年以前，外籍人士入境或在台湾3个月以上，都需要检验HIV，一旦验
出阳性，就需在24小时之内离境。
“20多年前我在爱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服务，主要处理的就是这些外籍人士申诉案。第一，
不让外籍带原者入境；第二，外籍人士若在台湾工作，已经有婚姻关系，还没有拿到身分证
者也必须遣送出境，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杨惠中回忆，当时经手的带原者来自许多国家，其中也有外籍高阶主管，一验出阳性，法律
要求他们一天内立刻出境，他所负责的申诉单位，也只能尽可能协助是否能延缓出境日期。
杨惠中说，就像现在COVID-19，外国人在台湾，或台湾人出国，如果在当地感染就当地治疗
，才可以尽快阻止传染病扩散，更何况爱滋病更非口沫传染。但在当时，修法却十分困难。
“在台湾爱滋病治疗是采疾管署特别预算，外国人得病，为什么台湾人要埋单？这样很难说
服民众，立委也不会愿意违反民意。”
2009年，台湾签署两公约（注），其宗旨就是推动各国符合国际平等权、不歧视、人民拥有
自由迁徙、隐私权等人权。在两公约签署后又过了6年，2015年才正式修法撤销外籍带原者
需强制遣返的限制。
2016年～迄今：法律照护推进，应与科学治疗并进
关键字：＃U=U ＃爱滋除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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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带原者在20年的生命许愿活动写下给未来的话，并系在生命树上预约下一个10年。（摄
影／余志伟）
2016年是药物发展更进一步的分水岭。不仅将原本的两种、三种药物打成一锭，也开始有新
成分的药物问世。带原者不仅每天只要服用一颗药，药物的副作用也大大的降低，也几乎没
有抗药性，彻底变成一种慢性病。
社会氛围比起过去10多年，也有很大的改变。包括自媒体、社群平台兴起，每一个人都拥有
话语权，年轻世代也愿意替自己发声。2017年，大法官释宪婚姻平权，社会对于与自己不同
的族群，展现了一道尊重的力量，“以前从来没想过，2个男生情侣可以牵手走在路上，现
在这是稀松平常的事了。”Lala说。
2019年，国际爱滋研究共识“U=U”，即“测不到病毒等于没有传染力”（Undetectable eq
uals Untransmittable），爱滋带原者的血液中病毒量，若持续6个月以上，控制在小于200
/mL以下，就不具传播风险。带原者翔翔（化名）说，身为带原者总会担心自己的身分，如
何经营一段关系？又该在何时告知对方？但U=U被证实后，有较多的带原者，愿意在交友软
体上，直接填上U=U，大方公开带原者身分。
新的改变同时迎来新的碰撞，即便在支持团体内部，进步也与社会文化的冲突交织。天主教
会总主教狄刚一直带领露德协会提供爱滋服务，但2018年的一封给教会公开信却引发争议，
内容提到露德协会子机构台湾基地协会：
“（台湾基地协会）鼓励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从事约炮性爱、三温暖杂交、双性恋、多P滥
交、性虐待，以及倡导同志文化，支持同志运动 呼吁天主教会内所有司铎、修女和教友
，应立即退出露德协会理监事及其它各项服务，也不要再参加露德协会及台湾基地协会的任
何活动 。”
由于狄刚长年捐款支持露德协会，这番言论也引起风波，“我服务了你（带原者）一辈子，
最后否定你，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Lala说，他认为，这可能与狄刚所在的教会较保守
有关。而不同宗教对于相关议题的态度，从极端保守到开放都有，“今年露德协会在罗斯福
路上的耕莘文教院，看板直接写出‘U=U’，那个看板的广告价格是很贵的，因为位子很清
楚，但教会就是拿来做公益宣导、去污名化。”
此外，包括台湾在内，目前仍有许多国家有“传染爱滋的罚则”，台湾的“爱滋防治条例”
第21条规范：“明知自己为感染者，隐瞒而与他人进行危险性行为， ，致传染于人者，
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罚之。”
2018年国际爱滋病学会的官方期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JIAS
）上，20位跨国的顶尖科学家已共同呼吁将爱滋除罪化。他们声明，许多国家将“不揭露、
暴露与传染HIV”列为刑事犯罪，不是建立在最正确的的科学资讯上。除了U=U的前提外，目
前的科技根本无法证明是谁传染HIV给谁，或谁先感染HIV。这类将HIV刑罚化的法律不但没
有效果、没有科学根据、具有歧视性，它们甚至会加剧爱滋传播，因为它们迫使已感染的带
原者以及有感染风险的人躲起来，远离治疗。
爱滋药物发展与可近性的推动，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最重要的公卫成就之一，爱滋病也快速由
无药可治的绝症转变为可控制的慢性病。迄今，台湾许多带原者与HIV共存了20、30年，但
法律与其相关的社会制度，却没有与科学脚步并进。
许多带原者现已迈向中、老年的阶段。王绣雯说，目前在个管中心追踪的带原者，除了最早
期因为治疗较晚，伤害到脑部，因此有长照需求者外；在鸡尾酒疗法之后的带原者，几乎到
50、60岁也都还健健康康，身体没有大碍。但很难找到愿意接纳带原者的长照机构与服务体
系。
洪健清说，在国际定义上，爱滋带原者的“老年”即为50岁，因此带原者的安老议题确实是
现在就需要即刻因应的。就算是U=U的带原者，也只能代表把病毒控制得很好，但不代表病
毒会消失，爱滋病就是让身体处于长期慢性发炎状态，这会导致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肌肉
量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生机率高，“其实这些就是老年会遇到的问题，只是带原者的老化进
程较快。”
对每一个生命来说，活着是最重要的事，但不是唯一的难题。爱滋带原者亦是。20年前，在
青青草原的许愿树前，不知人生能否还有明天的带原者们，如今仍在和“病与罪”的人生奋
战。
“剩下的，我们下一个10年再回来这边继续说！”伴着大家的轻松笑语，其中一名带原者在
离开前大声说著。走过了20年，走过了药物的折磨、社会的眼光，与爱滋病一起成长、一起
重生，有些新的烦恼也正在成为挑战，但他们都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10年、20年，可以重
回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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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带原者在生命树下牵手静坐许愿。（摄影／余志伟）
HIV大事记：40年对抗“病与罪”之路
1981年
美国通报首例个案。
1982年
正式命名
爱滋病一开始被称为“男同志免疫缺乏症”，1982年后更名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
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1984年
台湾检测出首例带原者，为一外籍过境旅客。
1985年
行政院卫生署召开研商“筹组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小组”，包括列为传染病、须通报、
管制检测试剂。
1986年
台湾本土首例与第一款爱滋治疗药物面世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命名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 台湾检测出首例本土病例，首名公开发声者为“韩森”（后以“张维”活跃于爱滋圈
）；AZT药物为首款美国核准爱滋治疗药物。
1989年
台湾使用AZT药物治疗带原者。
1990年
订立专法
《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公布施行，其中规定外籍人士入境或在台3个月以上需检
验，阳性则驱逐出境、明知感染和他们发生性行为未告知者有罪。
1994年
5月17日，首座爱滋病患中途之家成立。
澎湖一名学童因输血感染爱滋，在媒体曝光此事后，遭全校排挤，是爱滋人权历史上著名的
校园歧视案例。
1995年
鸡尾酒疗法问世
台裔美籍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组合式抗爱滋药物”，又称“鸡尾酒疗法”（高效能抗爱滋病
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1997年
鸡尾酒疗法进口台湾，卫生署免费提供各大爱滋指定治疗医院使用。
1998年
爱滋带原者列为健保重大伤病族群（2006年结束）。
1999年
疾病管制局成立，爱滋病属其业务范围。
2003年
一名带原者考上高雄餐旅学院，但学校因其有法定传染病而拒绝该生注册。
2004年
卫生署疾管局推动“针筒减害计画”。
2005年
台北市立性病防治所，更名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建立HIV个案管理师制度；
收容爱滋病友的“关爱之家”遭当地居民反弹、要求撤离。
2007年
《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修法，并更名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
益保障条例》。
2011年
政府欲提高爱滋病毒感染者就医部分负担，遭民间团体抗议。
2013年
健保署云端药历上路，医师插入病人健保卡，即可能跳出“HIV带原者”的身分通知。
2015年
修法删除“外籍感染人士必须于24小时内离境”的规定。
2016年
HIV药物进步，一天仅需一颗治疗药物。
2018年
天主教会总主教狄刚“给露德协会的一封公开信”，提出宗教、同志、爱滋间的矛盾。
2019年
国际爱滋研究共识“U=U”，即“测不到病毒等于没有传染力”（Undetectable equals Unt
ransmittable）。
2021年
卫福部修正“危险性行为之范围标准”第2条条文，将危险性行为之范围，从“指未经隔绝
器官黏膜或体液而直接接触，医学上评估可能造成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性行为”，修正
为“指未经隔绝器官黏膜或体液而直接接触，且经医学评估有重大传染风险造成人类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之性行为”，作为爱滋除罪化的依据。
https://bit.ly/3JW7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