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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合法与合格”的家长们：跟着志工，打开同志家庭那本难念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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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祕书长黎璿萍（右）接受《报导者》采访，其他两位现任成员分别
是凯文（左）、嘉容（中）。（摄影／林彦廷）
刊出日期：2022/1/26
文字／刘致昕
摄影／林彦廷
核稿／何荣幸；责任编辑／洪琴宣、张诗芸
2021年是台湾人结婚生子“最冷”的一年，全年出生人数仅153,820人，结婚数114,606对，
出生人口与粗结婚率皆创下历史新低。但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简称同家会）感受到的
，却是另一种风景：男女同志们利用专线电话、电子邮件、现场活动索取养育资讯的人次，
在疫情下仍超过500位，是同家会运作17年来的历史新高。
17年来，同家会陪伴着不存在于课本里的同志家庭，他们是如何组成、生存的？我们采访3
位在不同阶段参与同家会的志工、正职人员，打开同志家庭里那本难念的经，见证“家”可
能的包容性。
作为同志家庭权益的倡议者，政策咨询、媒体受访、参与国际会议等，是同家会祕书长黎璿
萍一直以来的工作。2019年5月24日，《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俗称同婚专法）
实施，她的工作内容跟着起了变化。
这两年，她更多的时间是与地方政府、社福机构以及法律等专业人员共事，协助对方理解同
志、修正“系统”。例如向地方政府提出育儿津贴申请的修正，或修改校园里的学费补助申
请表格等。
同婚专法实施后，愈来愈多同志伴侣思考下一步，有人以人工生殖、收养等方式养育下一代
。小洁与太太是其中之一，她们几年就开始规划，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小洁还是学校的
副家长会长。“我太太生的时候，产房变成了‘观光景点’，大家都想跟两个妈妈的孩子拍
照，”小洁笑着回忆，她称自己是幸运的，从产检到校园，周围的社会拥抱着她们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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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拥有一个有孩子的家，小洁（左2）与太太付出大笔费用，也为照顾孩子离开科技业、
放下交大电机博士的学历，重新学习多元教育，为“不一样”的孩子打造一个更友善的社会
，提供更多学习选择。（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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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洁说，女儿的外型常常让路人们好奇，但孩子其实害怕陌生人，需保持距离。对那些直呼
可爱而靠太近的路人，女儿常常气噗噗的说“我不可爱，你才可爱！”（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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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生殖前的评估、取卵、取卵后休养，一直到植入胚胎、着床、顺利生产，小洁和太太记
录旅程中每一步，也成为孩子未来与朋友们分享的“家庭故事书”。（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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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洁的太太在孩子诞生前，上过保母证照的课程，辞去工作，成为一个全职母亲，给予两个
孩子她的所能、所有。（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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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漫长的抉择与计画，小洁在迈入高龄产妇年龄前，和太太决定生养自己的孩子。接着，
一切就像火箭发射一般，忙碌得停不下来。孩子长大速度太快，两个妈妈都舍不得错过。（
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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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遇到每一个养育孩子的家庭一样，街上的每一双眼光都可以是祝福，是协助家长让孩子
顺利长大的帮助。（摄影／林彦廷）
同婚过了，还有未尽事宜
走出小洁所在的台北市、或走出特定的校园，其实两个爸爸、两个妈妈的孩童，开始在校园
、医院、户政系统上出现之后，为异性恋打造的户政系统、社会制度，立刻出现不少“系统
性问题”，例如学校里学生资料卡的“父母”字段，孩子不知道怎么填；或是政府系统上，
产妇配偶栏无法输入女性身分证字号等。
“老实说，这些规定跟表单多如牛毛，公务员们不一定是对同志不友善，有时候是他们根本
无法想像到底该怎么改，”黎璿萍解释，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在2020年6月已要求地方政府与
相关机构检视行政表单系统跟相关法规，让多元性别伴侣和家庭能够适用；但要修正所有大
大小小的系统，让多元的伴侣关系与家庭都进入“系统”之中，至少就有法制、资讯系统、
公务人员相关知识等层面需要努力。同家会3名正职人员，这两年不断在台湾各地解决问题
，开设亲职课、性别课，以及各种同志家庭讲座，试着加快多元家庭被社会与体制接纳的速
度，修正同婚合法后的“未尽事宜”。
这场才刚开始的转变，许多家庭已经等了10年、20年了。
黎璿萍以“浮起来”，形容那些过去社会中看不见、容不下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同婚合法化
后，社会终于必须正视他们的存在。
“这么多年来，台湾其实有一群人几乎试了各种可能的办法建立他们的家庭。”
黎璿萍解释，那些办法，包括“协议结婚”、“滴精”，甚至是放弃同志的身分，进入异性
恋婚姻以生养子女。
在这些家庭得以浮起来，见光、呼吸之前，17年来，他们在同家会疗伤、喘口气、找到难得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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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还有各种色彩的家庭，等著“浮起来”。（摄影／林彦廷）
看见拉子妈妈，看见十几年来各种成家的努力
Lupy是17年前看见那些家庭的第一线志工之一，“那时候有个通讯软件叫MSN，”她试着解
释如今年轻世代已无法想像的那个时代。Lupy和友人从边缘女同志的口述历史书写开始，发
现社会中一个特别的身分：拉子妈妈。
拉子妈妈的定义有两大面向。首先，是进入异性恋婚姻后成为母亲的女同志，她们可能已经
离婚，也可能仍在婚姻关系中；另一类，是女同志透过协议婚姻、滴精或人工生殖，与伴侣
组成家庭，养育后代。
“当时，这样的家庭型态是不会被看见的，就算看见了大家也不会说，”同家会志工Amy解
释，人们可能知道某个女性友人、亲戚，离婚之后带着孩子跟另外一个女生生活，但她们之
间是什么关系，街坊邻居也好、亲戚朋友也好，大家心知肚明，却不明说。
包括了Lupy等，一些年轻的女同志，边记录、寻找拉子妈妈们的故事，边思考自己人生的未
来样貌，他们想知道同志身分的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当妈妈、能不能拥有孩子、建立家庭。
Lupy与伙伴成立电子报《拉妈报》，内容兼具了女权倡议、同志知识、以及孩童教育跟交友
等不同功能，反映当时拉子妈妈们的处境与需求。以主题为“人工生殖”的创刊号为例，封
面人物是一位在异国接受人工生殖手术的台湾女性专访；“时势前线”栏目，则翻译了英国
关于人工生殖的讨论；还有“拉妈影展”、“拉妈书房”，介绍影片跟电影；其他如“拉妈
话家常”等字段，则开放各地的拉子妈妈，分享从生产到生活等大小事。
“主要是要让拉子妈妈们看到彼此，”Lupy解释，当时他们没有把握有多少人阅读，但在电
子报的发刊和每个月一次的聚会中，一张张脸孔开始现身，甚至有拉子妈妈的孩子、同志爸
爸出现，“一个妈妈说，这是唯一的一个场合，让她的孩子知道，社会里还有其他拉子妈妈
，她的妈妈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Lupy与伙伴的脚步，在2005、2006年就开始走进台湾各
地，例如高雄的咖啡店、宜兰冬山河、桃园的KTV等。
陪伴一直到现在，在新居落成的聚会上或是田里的农忙劳务，陪伴着拉子妈妈们的Lupy和Am
y，不只看见十几年来各种成家的努力，也看见让这些如今已5、60岁的同志家长们，在社会
里难以现身的原因。
“合格的家”迷思，让同志、结婚对象、孩子都成为受害者
在人工生殖、收养成为选项前，女同志想当拉子妈妈，有的会“借用”精子，以注射或是其
他容器，冒着法律及卫生的风险让自己受孕。
在人工生殖、收养成为选项前，女同志想当拉子妈妈，有的会“借用”精子，以注射或是其
他容器，冒着法律及卫生的风险让自己受孕。
第二种方式是协议婚姻，也就是俗称的形式婚姻、假结婚。男女同志间，因为有成家的需求
、意愿、或是压力，于是透过私下介绍、网络征友等方式结为“夫妻”。Amy描述了其中一
个女同志选择协议婚姻对象的过程：一天之内，女同志“面试”了十几个男同志，每个人带
著健康检查报告来，双方针对价值观、教育理念、双方家长的性别观念、过年该回谁家等，
一一互相理解。
Amy说，虽然是俗称的假结婚，但其实相当“逼真”，双方除了性爱之外，生活跟真正的婚
姻没太大不同，“进入那个框框之后，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人会要求你符合那个框框、那
个角色该做的事情，你就开始不得不这样做。”
在过去，最多同志走上的成家之路，其实还是异性恋婚姻，这也是他们难以见光的主因。社
会对他们多所责怪：“既然是同志，为什么要进入异性恋的婚姻？”、“是同志，为什么还
想有孩子？”
Amy说，在当时，人们不一定有结婚之外的选择。她以一个案为例，国高中都与女同志交往
的她，在进入社会前与女友分手、准备进入异性恋婚姻、生子。“我认识的那群拉妈，现在
可能5、60岁了，她们觉得成为妈妈的方法只有跟男生结婚，她觉得假如生孩子，孩子要有
一个爸爸，才是一个‘完整的家’，给孩子这些，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母亲’，”Amy解释
，当时的同志，一方面对于成家的方法没有太多的想像，为了当妈妈，一些同志选择勉强自
己的性倾向，“这件事我感到满吃惊的，可是对（当时的）她们来讲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他们认为的没有选择，原因之一是人工生殖和收养的难度，另一个是社会的压力。根据学者
克拉克（Victoria Clarke）在2001年的研究，一般人对于同志组成家庭有至少6种迷思，这
些迷思支持着社会大众集体对同志亲职资格跟能力的质疑，这些迷思也渗透到部分同志的自
我认同里。同志们被迫认同主流文化的评价，接受“同志不该生育小孩”，告诉自己，唯有
放弃同志的身分，才能成为大众口中“合格的家长”。
与个案深谈、提供咨商的Amy补充，选择进入异性恋婚姻之前，同志们许多都经历过内心挣
扎，他们以主流社会价值观问自己：我有资格成为一个妈妈吗？我想要孩子真的是自私的表
现吗？“成家这件事，他们要经历很长的一段自我的质疑、不断地自我的对话，决定之后，
就得变得更好、更勇敢、更坚强，”同时，“早年，他们假如要有一个有孩子的家，就要被
迫放弃同志的身分 他们会放弃自己，放弃爱另外一个人的权利或者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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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志家庭里的那本，许多与外人有关。（摄影／林彦廷）
这些不见光的家庭、家长，需要陪伴，因为他们往往进一步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弱势，特别是
遇上家暴、离婚诉讼等难题时，他们常是沉默的一方：有的被迫接受苛刻的离婚条件，有的
甚至连法院都不敢上，怕前夫／妻直接在法庭上帮同志当事人出柜，怕自己因此连探视权都
没有。Amy回忆，有个案在被发现为女同志后，被前夫连续家暴，后来只能带着孩子逃离婚
姻；有的在离婚过程中被配偶指责为元凶、“有病”，与孩子的关系也因此几乎断裂。
努力符合当时主流价值中家的规范而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她／他们，被家庭再次排除后，付出
极高的代价。Amy叹道，过去的时代，同志选择进入异性恋婚姻，让不知情的对方成为受害
者，婚姻双方都是主流价值体系和制度下的受害者，同家会志工只能居中协调，试着让家长
双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同志与家长的遥远距离：法律门槛、社会的不理解
数十年来，因为不同团体的倡议、游说、社会沟通，如今同志已有结婚权，加上资讯流通，
国际代理商的服务普及，同志们的成家之路稍微宽了一些。在协议婚姻、异性恋婚姻之外，
跨国人工生殖服务和无血缘收养，也逐渐成为同志们养育下一代的选项，但高价、耗时、难
度极高的法律规定等门槛仍在，能跨过的同志是极少数。
我们与3个同志家庭进行访谈，发现“系统”仍在修正中，浮上台面的家庭、结了婚的同志
，在人工生殖、收养的路上，各自面临经济条件和合法性问题的挑战，而即使运气好，克服
了这些挑战，最终还有是否“合格”的考验。
成为“家长”之路，同志的难上加难
无血缘收养的难：依据现行法规，同志想收养无血缘的小孩，必须是未婚身分，因为在同婚
法案条文之中，排除了同性伴侣“无血缘共同收养”的权利。许多同志伴侣被迫离婚，才有
机会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请，进入至少一年以上的收养申请流程。但也因此，在“收养资格审
查”过程中因为是单身收养，往往处于劣势。
人工生殖的难：现况下，台湾人工生殖技术使用对象仅限于已婚异性恋配偶，被视为治疗不
孕的选项。同志伴侣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合法人工生殖。对双方为生理女性的同志伴侣来说
，人工生殖收费约新台币30～60万元；对双方为男性的同志伴侣，需加上捐卵及代孕费用，
约为新台币400～600万元（包含用于支付卵子、生殖诊所、代孕仲介、代孕者、律师及保险
费用等）。另外，海外求子的同志还需要计入机票、食宿和请假安排等额外成本，花费也会
根据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和需求有所调整。
所谓“合格”的考验，2022年1月13日，成为台湾首例同志收养完成登记的“喵爸”和“围
爸”，所面临的留言攻击就是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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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等待了5年的“喵爸”和“围爸”，在法院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在儿童
最佳利益为优先考量下，扩张解释同婚专法，成为台湾首例同志收养完成登记，但若同志专
法条文不修，同志伴侣们仍无法共同无血缘收养孩童，只能一例、一例提出诉讼，期盼真正
平权的那日。（摄影／林彦廷）
这对男同志伴侣，挑战现行同婚专法中同性配偶只能收养其中一方“亲生”子女的规定，经
过漫长等待后，法院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在儿童最佳利益为优先考量下，扩张解释同婚
专法，在一方收养他方养子女时，准用《民法》，让收养来的女儿，正式拥有两个爸爸。消
息出来的那天，新闻消息之下却出现以下留言：
“讲真的我没办法接受同性恋的人，而且还是男男，能够做到母亲这个角色吗？小孩子长大
能够了解吗？”
“恭喜你们，但只会害了小女孩，身心灵不健康，这种事情到你们为止吧。”
“唉，无奈。”
“害了这个无辜小孩 ”
“管他权利和法律，我就是感觉很肮脏。”
“自私的官僚和大人，牺牲孩子了。”
这些留言，看在Amy的眼里，不胜唏嘘，“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是会去看那些留言的，其
他同志家庭的孩子也会。”
Amy从修读硕士起一直到现在担任咨商心理师，不断阅读全球相关研究，看到的是国内外知
识与观念的落差。在台湾，同志家庭仍面临强大的社会检视跟舆论压力，仿佛需对每个人证
明自己“合格”，承受“同志有成为父母的能力吗？”、“同志家庭有能力照顾好孩子吗？
”等挑战。
我们在采访的3个同志家庭身上，看见了这些压力的作用。3家的孩子分别为10个月大、4岁
、国小一年级，家长们都坦承，这些社会压力，由外而内、时时刻刻考验着他们：
有的同志家长，为了生养孩子，重念硕士班、进科学园区增高收入；
有的同志家长上保母证照课，或辞职研读孩童教育、自行开班授课，只为打造包容的环境、
让不一样的孩子都能安全成长；
有的同志家长为孩子加入共学社团，尽可能的与性别友善的社群互动，只为让孩子自小建立
自信与认同。
这些同志家庭受访时，谈到社会质疑，无奈、激动，但没有惧怕。经历了一辈子自我证明的
过程后，经过缜密思考跟规画而成为家长的他们，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保护孩子的决心。孩子
10个月大、称自己“新手爸爸”的源活国际娱乐创办人陈镇川说，他必须坚定以同志爸爸的
身分现身，成为社会里的日常，直到没有异样眼光的那天：
“因为我不想再当别人口中的‘同志’了，我们就是一般人，一个家庭、一个爸爸。”
这3组家庭的经济能力与知识水准皆属社会中上，他们都说，自己有能力面对恶意的挑战，
所以他们现身，因为还有更多承受不住压力的家庭，可能还活在惧怕与歧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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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镇川（左）以金曲奖、金马奖典礼著名制作人，和张惠妹、林忆莲等知名艺人经纪人，以
及名作词人等身分为人熟知，接受《报导者》Podcast采访时，陈镇川说自己大方公开同志
身分和成婚、生子过程，希望社会正视同志的存在、对家的盼望，让大众拥抱这样的新日常
。（图片提供／陈镇川）
研究指出，外在污名和压力才是影响孩童身心发展的关键
同志家长是否是“合格”的家长，是在20年前多份西方国家研究的主题。回顾1999年至2003
年之间的多份研究论文，在同志家庭长大的孩子，在社会能力、行为适应、性别认同、伴侣
关系、社会支持、情绪功能、性取向、污名化、性别角色行为、认知功能等各变项，与异性
恋家庭成长的孩子相比，都没有差异。
其中一份研究更进一步指出，同志家庭的小孩在发展过程中，不论是心理、智力、行为或情
绪，都是正向发展，家长的性倾向，不是预测小孩身心发展状况的重要变项，该关注的应该
是家庭历程（family processes），不是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 ，例如家长之间
的关系是否经常冲突、家庭是否可以给孩子温暖的感受、家人关系的品质如何等，而不是家
庭中有几个家长、家长的性倾向。
“事实上，同志家庭子女遭遇的成长不利因子，实为外在社会的负面态度，而非同志家庭本
身。”励馨基金会蒲公英咨商中心特约心理师潘琴葳，在2016～2018年间访谈台湾各地23位
女同志家长后，于2019年底发表的研究中写道，外在的污名、标签以及赋予的压力，才是影
响孩童心理健康跟生活满意度的关键，让同志家庭的孩子与家长，承受比异性恋家庭更大的
压力。
在同婚合法两年后的台湾，同志家庭遇到的压力，包括以下的例子：
5岁不到的孩子在学校不会用厕所的马桶，老师认为是因为家长都是男同志的关系；
孩子提出师长有猥亵的行为，第一时间被认定是因为在同志家庭长大、不习惯男性的原因；
当学童们出现冲突，家长群组里立刻认为是同志家长不会教小孩，把同志家长踢出群组等。
社会中对于同志家庭的偏见，不仅让同志家长的教养压力大，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无血缘收养
的申请认定。对社工来说，以儿童权益出发的收养评估，包括了社会压力对儿童成长环境的
影响，尤其在台湾还未有足够的数据研究，足以让社工对整体社会的善意有所把握；再加上
同婚专法限制下，只容许同志单身收养，不利因素加乘下，让同志收养获得许可是难上加难
。最终，许多已等待数年、尽力符合评估要求，却依然收养失败的同性伴侣，除了放弃，甚
至转头怀疑自己成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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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男同志Sean与他的儿子、以及儿子最爱的卡车玩具。（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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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是个每天都要待到最后一秒才肯去上班的爸爸。他的儿子，是个每天早上都要跟爸爸说
Bye-Bye、看着爸爸离开才能安心的小大人。（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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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是个每天都要待到最后一秒才肯去上班的爸爸。他的儿子，是个每天早上都要跟爸爸说
Bye-Bye、看着爸爸离开才能安心的小大人。（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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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是个每天都要待到最后一秒才肯去上班的爸爸。他的儿子，是个每天早上都要跟爸爸说
Bye-Bye、看着爸爸离开才能安心的小大人。（摄影／林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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