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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的香港人2】岑子杰：同志没有悲观的权利
文/
陈怡静
摄影/
杨子磊
发起2次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与200万港人一起在街头力抗恶法。
6月12日下午3时45分，岑子杰在香港立法会对面的合法示威区。他感觉警察的布署有些改变，有一点担心。“我打电话给警察联络窗口，对方说没收到指示，要替我问一问。”电话还没回复，港警已从添美道、龙汇道两边发射催泪弹，“这是申请核准的和平集会区，我没想到，警察在没有通知民阵的情况下镇压。
这是一个责任，未来在自己手中。
岑子杰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召集人，民阵由约50个组织、政党、社团组成，6月9日百万人游行、16日200万加一人游行，都由民阵发起，人数远远超过预期。16日游行前一天，他在记者会上眼神坚定，一再重复：“没有暴动，只有暴政。”游行结束，在台下民众手机灯光组成的灯海中，岑子杰宣布：“今天游行人数共有二百万加一人。”为什么是加一？岑子杰说，那是网上民众共同的心声，“我每天会到不同论坛看大家对运动的看法，很多人说，无论多少人上街，都要加一人。”
200万加一人游行前一天，民阵召开记者会痛斥港府暴力镇压，岑子杰（前中）强调，民阵最重要的诉求是政府不能将612定位为暴动。
那个“一”，是悼念游行前夜因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坠楼过世的梁凌杰。年仅35岁的梁凌杰穿着黄色雨衣，站在高楼上长达5个小时，经过的路人都看到他悲伤孤独的背影与悬挂的布条，布条上大大的字体写着“反送中”，以及“全面撤回送中”“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林郑下台”“Help Hong Kong”等五项诉求。
那样的绝望与无助，岑子杰是懂得的。
他从小便清楚自己是同志，娘娘腔、人妖等什么难听的话都听过，迫使他走上社会运动之路的也是同志。中学七年级时，学校一位同志老师遭周刊设计偷拍，但报导内容多是看图说故事，老师脸上只有薄薄马赛克，“他是个教学很好的老师，二个月内却瘦了很多。”才中七的岑子杰决定出柜，只要同学谈起这话题，他便说自己也是同志，解释同志实际生活并非大家臆测的那样，还组织同学具名写信鼓励老师。后来老师告诉他，那些信件是帮他撑过去的动力之一。
从3月开始反送中，游行人数愈来愈多，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观察，香港公民已是自觉运动。
从那时起，岑子杰再没离开社运之路。“我想对抗这些种种不公平，制度上的不公平，文化上的不公平。为什么有些人，不管他做得再好，只要因为他的身分，或是社会的风气文化，就要面对很大的痛苦？”一满18岁，他便登记为选民（香港选举的规则，18岁以上的市民必须登记成选民后才能投票），“这是一个责任，未来在自己手中。”
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前一晚，岑子杰记得自己坐在蔡英文造势大会现场，那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时候。后来他暗暗做决定，往后每次台湾大选，他都想在现场。“不然人会很累的，在香港。”为什么？“我们的声音总是无法进到香港政府。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真正有正经选举的地方，我很想感受，华人社会真的有民主的可能。”
这种无力、绝望，只是过程，不会是终点。
岑子杰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母亲是个倔强有个性的女人。岑子杰记得，母亲曾在商场开小店，管理单位想涨店租，母亲便集结商场商户，要求先更新冷气等硬件，才愿意多负担店租。岑子杰中学时，英文始终是他的罩门，有次课堂偷看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天龙八部》，被校方记点“违禁书籍”。母亲到校了解后对副校长说：“你先封了图书馆，我就签。”还当场撕了家长同意书。
问岑子杰为何如此有勇气？他回答我们：“这不是勇气，是良心。”
是这样的母亲，造就这样的岑子杰。雨伞运动后，香港气氛低迷，“但我们这些同志，一点低迷都没有。”岑子杰瞇着眼睛笑了，“你看，黄耀明还是在这里，何韵诗继续发光，大家继续做该做的事。有时候我会想，这种绝望、这种无力感，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经历。异性恋很清楚未来会怎么样，但同志不是，娘一点就被骂，生在充满压力、没有希望的环境里。”
苦痛锻炼成钢铁般的力量，支撑着他继续走下去。即使经历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港府似乎没正面回应诉求，“我们明白这些压力，但是没什么，这种无力、绝望，只是一个过程，不会是终点。”他和他的同伴们仍相信，世界是会改变的，风气终究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