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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ualiammin (歪歪) 看板: lesbian
标题: [新闻] 同志文学，作为同志运动的方法
时间: Sun May 28 22:47:29 2017
【同志文学．台湾篇】同志文学，作为同志运动的方法
来源：明周
https://goo.gl/aLWXAk
撰文: 蔡倩怡
摄影: 刘玉梅、李浩贤、法新社
台湾宪法判决后，台湾或成为亚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在漫长的同志平权路上，同
志文学亦是重要的养份，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台湾行政院前的大道上，支持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彩虹旗亮丽飘扬，织出一道虚幻之光。这样的场景却是确切地在现实发生，即使它
比文学虚幻。当文学书写独有的羣体与身份，不禁常被诘问：现实真的如此吗？书写的人
站在什么位置？ 同志文学面对这些质疑，它以斑驳而隐密的声音来展示，文学书写自有
的公共性。今年年初台湾出版的《同志文学史》，作者纪大伟以文学探索同志的边缘历史
，也记述了文学如何开辟现实的迂回小径。同志文学能否成为转化现实的可能？同志文学
，不止于同志身份，更是个人与公共交错的幽微显影。
被遗忘的异色历史
台湾学者、作家纪大伟的《同志文学史》其中一个封面，用上高更的画作《Le repas
dit aussi Les bananes》（1891），却加上一道粉红的线，遮蔽众人之目。虽无意多作
诠释，但看着这个书封，不禁勾起欲望连连──粉红的线是禁绝还是连结？就像同一文本
，细心阅读分析，能另辟阅读路径，挖掘出如同志情色的别样底蕴。这些线索，渐渐被时
代抛掉遗忘。《同志文学史》重新从尘土里翻开历史，展示种种同志文学的异色想像。
文学的危机
《同志文学史》的副题是“台湾的发明”（A Queer Invention in Taiwan），显然是为
台湾同志文学捡拾历史碎片。书中主要由年代划分章节，勾勒出各时期同志书写的系谱。
纪大伟作为大学教授、作家与同志，多重身份拼凑了此书的宏观视野与微观细读。书写的
原初驱力，是他目睹台湾文学的现况，所感到的危机。“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关注台湾的同
志文学。九十年代常被指同志文学的黄金年代。像邱妙津，她比我大三岁，而她选择了文
学而不是其他媒介，其中一个原因是其时科技不发达。大家没有钱去选择其他创作媒介，
像拍电影，便自然投身文学。”
九十年代的台湾，仍有“亚洲四小龙” 发展的余威，经济富裕，社会却未从戒严气氛中
完全解放。他解释，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脉络下，年轻人仍愿意创作，仍有求学的热情，文
学在他们眼中仍是重要的事。在禁闭与相对不流通的时代，同志文学也成了同志羣体的护
荫与出口，以安放身份与欲望之所。“现在不像以前倚赖文学，如今年轻人有点忘掉了。
所以我更觉得要把这本书写出来，不然的话，被忘掉的只会更多。”他如是说。
追寻与纪念
纪大伟花了四年时间撰写，对他而言，这是追寻与求索的过程。“书名的”History”，
其实也是”memory”，或根本是”In memory of”， 带有纪念的意思。现在回头去看同
志的历史的话，很难去找，很多历史档案也没有保留下来，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去看到。”
他不无感叹地说，如果我们日后追溯当下的历史，文字作为记载的角色逐渐失去，只余下
图像化的网络平台。“文学渐渐变成了古老的技术，这正是文学面对的最大危机。”
当文学的坚实力量也在逐点崩塌，本已边缘的同志文学可立身何处？《同志文学史》的出
版，正是重新筑起历史，也端视这段历史。“我唸大学的时代，除了很多同志文学的作品
出现。同一时间，大家对同志身份的态度也从”forgetting”转向”remembering”。九
十年代以前大家觉得同性恋是很可怕的事，刻意遗忘一切。”《同志文学史》尝试从文学
探寻 “同志”在台湾遗缺多年的历史身影，从另一角度来建立台湾在地的“同志”身份
。
官方历史以外
如今文学不再是同志羣体的必然出口，我们更应该问，同志文学原来附带的独特性是什么
？纪大伟作为书写者，不论是创作或论述，将“同志”显影，并觅寻当下意义，是他从九
十年代走过来的视点与痕迹。
《同志文学史》讨论了一些我们熟悉的同志文学作品，像《孽子》的开创性；仿佛是台湾
同志文学的原点：“大家认为要把忘记的东西记起来。早于九十年代已有不少人在做这样
的尝试，但不限于学者；很多台湾民众重新搜集关于同志的历史。那要从哪儿开始搜集呢
？一个很好的起点是文学，好像白先勇的历史对民众影响太大。你会发现，当大家讨论
台湾的同志文学时，会很自然地从白先勇的《孽子》 谈起，这是台湾独有的现象。”
除却所谓经典的同志文学作品，《同志文学史》同时记录了一些报纸资料与各种八卦轶闻
。“台湾有两种形容──‘鸡鸟同笼’与‘鱼目混珠’，我正是要故意这样做的。”他说
，书名的所谓“历史”，有别于官方历史的标准与四平八稳，它被刻意渗入了许多“杂
质”，更刻意强调文学历史的多元想像，将“同志”从庙宇里的讨论，拉回民间。“要谈
同志文学史，实际上，也是同志的社会史。一般的文学史可以只包括一些文学作品或很精
英的作品，但同志文学史不能，因为它本来参与的人很多都不是精英，包括流氓、不良
少年与性工作者等。官方历史都将他们排斥在外，但同志历史不能把他们排斥。”他形容
，他将“好的”跟 “坏的”文学，还有各种奇怪的、亦真亦假的作品混杂在一起，“这
样能贴近同志的真实世界”，他把有关同志日常的，或黑暗的，都通通写进这部历史里，
才能成为一般老百姓的公共历史。
看得见的力量
一直以来，有关同志历史的书写，散落在不同著作。《同志文学史》可谓是一本迟来的整
理。不禁问纪大伟，为何现在才写？ “要够老才会愿意去写旧的东西”，他说。他过去
的同志写作都是创作为主，早于1995年已出版首本小说《感官世界》，一年后出版的《
膜》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喜欢卡尔维诺的他，钻探变幻的情感与形式，那历史梳理与创
作之间，是否存在公共与个人之距？
“因为我有创作的经验，我发觉书写《同志文学史》时，也有跟创作时相近的刺激（
excitement），到最后我感觉自己在写长篇小说，因为我很有意识地正在跟我的读者谈话
， 可是很多学者的书并非这样。我好像在写一本历史小说，也好像在同时交往两位男子
。不过这是错误的。”他笑说，所谓的错误并非指不忠诚，而是书写时产生一种飘飘欲仙
的感觉，到头来，他却明白，不能将这本书与小说创作混合，写小说时，还是需要将这本
书放下。
纪大伟在美国十一年后回台，眼见台湾的同志运动，感到很惊讶，“比从前变得更
visible”。虽然他坦言“有些异性恋的朋友不理解书写同志文学史的重要性”，但他肯
定台湾同志的民间力量，甚或比美国更大：“例如同志大游行的规模更大，也重新以友善
的态度观看同志文化。”文学的显见也是身份政治的显见，两者无法剥离。不管台湾的同
志运动能迈进多少，《同志文学史》仍是在文化上建立了重要的阶段。